乾隆废后是因俄国女皇？

最近网上有个爆火的说法：乾隆帝晚年帝后不和，是因为他得知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变夺位，因而对皇后产生了病态的怀疑。

根据这一推论，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皇后那拉氏随同南巡，自行断发，失宠被废，起因竟是俄国的蝴蝶翅膀扇动起的风暴：1762年7月9日，叶卡捷琳娜篡夺其夫彼得三世的帝位，而从第二年起，乾隆就开始不断削减皇后的待遇，逼得这个可怜的女人发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权位会受最亲近的女人威胁。

为什么乾隆会害怕成这样？因为对一直信奉男权统治的乾隆来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登基对他造成极大震撼，“不亚于地球人听到外星人打来了”。女人居然可以革男人的命，“他从此看到皇后这个位子就错愕，就恐惧”，但他知道又不能说出去，巨大冲击之下，他第一反应就是迁怒于皇后。

说实话，这确实还挺有趣的。看网上的反应，很多人都被震撼到了，惊叹“非常合理”，纷纷自行脑补上了其它细节，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差不多都信以为真了。

但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很遗憾，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一猜想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乾隆其实啥事都知道”，所以这一假想要再三强调：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的事，当时的清朝上下几乎没人知道，但他知道，“乾隆对世界的观察一直非常谨慎，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在观察”。

这可真是太高估了乾隆。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乾隆帝作诗一首，其中有“英吉利今效荩诚”一语；但第二年，清军在审讯廓尔喀战俘时，首次得知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善放火器”，然而，他们以为这些“披楞人”（藏文拼写为phe-reng，源于波斯语对欧洲人的称谓Feringi，即“法兰克”）是“西南边外别一部落”，却不知道这就是刚刚来访的那些英吉利人的同族。

清廷对俄国的了解倒是多一些，毕竟双方还打过仗（雅克萨战役），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就特许来京的俄国使臣和商队给予礼遇，特设邸舍安置，即“俄罗斯馆”，理藩院还设有专人管理。然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清廷眼里，俄罗斯似乎被看作是蒙古部落的同类，对它的了解既少又慢，更谈不上重视。

据《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五四：“（雍正五年三月十九日）丙午（1727年4月10日），鄂罗斯察罕汗遣使臣萨瓦表贺登极，进贡方物，赏赉如例。”

“察罕汗”是蒙古语“白皇帝”之意，当时的蒙古人如此称呼沙皇。雍正已登基第五年，俄国才遣使来贺，清廷看来也并不生气；反过来，当时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已当了两年女皇，清廷也不知道，仍然以为沙皇是男性。如果乾隆真的害怕女人当上君主，那有必要等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才害怕吗？他早该知道叶卡捷琳娜一世了！

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假说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乾隆很害怕女人夺权，在女性面前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然而，历史事实截然相反。

郑小悠等人所著《九王夺嫡》一书中指出，“后宫制度基本确定后，清代的妃嫔晋封以雍、乾时期为界，前后有较明显的差异”：

康熙朝后宫女性地位的获得，最看重家世背景而非其他，这是康熙朝八旗统治集团内部还有较强贵族共治色彩的表现。皇帝需要给大贵族以相当的尊重，让这些家族的女性成员占据后宫的高级职位，凌驾于其他妃嫔之上。而乾隆以后的皇帝则不大需要顾虑这些。乾隆朝贵妃以上的高级主位中，出身内务府包衣，乃至汉人平民家庭的比例很高，皇帝以己之好恶授予后宫名位，这和康熙年间的宫廷秩序有根本性差别。

也就是说，清初的妃嫔还有娘家撑腰，就算不太受宠，皇上有所顾忌，还不至于怎样；但到乾隆时期，妃嫔就是工具人了——能否晋升，全看能否讨得皇上欢心，尤其是得多生子女，所谓“母以子贵”。换句话说，“宫斗”的背景条件只有到此时才能成立，康熙时不存在，因为出身低微的妃嫔再努力都翻不了身，不可能当上皇后。

宫斗本身就是“争宠”，意味着全凭皇上的喜好，双方关系已经失衡，所谓“斗”是在女人之间展开的雌竞，而不是女和男斗；然而按前面的假说，这个手握绝对大权的男人，竟然又会深深恐惧失权失势的女人翻身夺权——这不矛盾吗？

乾隆的妃嫔

乾隆真要提防后妃夺权，也无须叶卡捷琳娜二世提供借鉴——武则天岂不是更好的先例？然而自唐宋以降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中对后妃干政的防范，在制度上越来越严密，到乾隆时，早已使武则天无再现可能，哪怕后来慈禧太后大权独揽，但始终无法跨出称帝这关键一步。

当然，我也知道，如此较真，不免有些扫兴，毕竟大部分人更想知道“历史还有另一种解读”，那才好玩。确实，如果把这些写成小说，戏说一番，倒也很有意思，但最好别真信了——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为何这个假说会如此流行？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一整套大前提：尽管当时闭关锁国，但皇帝却明见万里，无所不知；国内局势会受到国外局势的波及影响，而这往往只在统治者的一念之间；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表面上所了解的那样，而是别有隐情的。

在这种情况下，“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影响清廷宫斗”的猜想居然丝丝入扣，让人感觉相当合情合理，并且一下子打开了格局和想象力，超越了宫斗那种小家子气的人际摩擦，一下子有了国际背景，许多人因此恍然大悟。

乾隆（左）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右）

更妙的是，它同时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心理：站乾隆的陶醉于宏大格局，皇上不但具有国际视野，且深谋远虑；而站继后的也代入进来，被废的皇后一下子从受害者俨然变成了上位者——她可是让皇上内心为之害怕的女人。当你觉得某个解释正契合自己心理时，你是很不情愿去怀疑它的，因为你内心就愿意相信它。

然而，这乍看贯通中外、阐幽发微，实际上却正是脱离了真实历史脉络之后的架空想象，表现出一种时代表征：喜好从牛角尖里找出一个看似合理、宏大的解释，其实却正体现新一代已远离真实历史，因而历史已成为一片可以自由发挥想象的异时空。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感慨，人们在梳理古代历史时，往往凭己意来揣测，其结果是“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再度印证了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文本书写的年代，而是书写文本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