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之外，谁敢在乱世称顶流？

柴荣意识到，如果想要成就大业，就要先打好基本盘，他必须改革。

要改革，首先就要澄清吏治。

在驭下这一块来说，柴荣是十分严苛的，例子也很多。

登基第一年，有个叫做薛训的将军，薛训手下有个粮官，负责征收粮食，这个粮官在工作的时候，经常盘剥百姓，薛训懒得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庇纵容，柴荣知道后大怒，直接削去了薛训的所有职务，并将其流放到了沙门岛。

郝光庭在民间为非作歹，被柴荣察觉，柴荣一句话没说，直接派人把郝光庭给绑送闹市，公开处死。

有个叫做孟汉卿的将军，替朝廷收税，有敲诈百姓的嫌疑，多收了一点损耗，柴荣马上就让孟汉卿自尽了。

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损耗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古代的老百姓啊，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种地是要交税的，但是这个税，有些时候不是交钱，而是交实物，比如交粮食啊，交布匹啊，交丝绢啊这种。

那这些实物，不是说有衙门的人来收，而是由百姓自己运输到官仓去的。

在运输的过程中，路上撒一点，人吃一点，再加上风吹雨淋，容器破损，就难免会产生损耗。

粮食入库之后，还会受潮发霉，还会被老鼠偷吃，这都是损耗。

反正损耗多了去了，而且几乎都是不可控的。

那么官府为了弥补这种损耗，往往在征收实物的时候，就会多征收一些来补足这些损耗，比如正常要收一百斤，但是不可避免的损耗有五斤，那么为了补足这五斤，实际上收的可能就是一百零五斤。

这个损耗的尺度，其实没有作者说的这么透明，真正执行起来是非常模糊的，一模糊，就会给负责征收的官吏巨大的操作空间，清廉一点的官吏，也许多收百分之三到五，正好把这个损耗补足就行了，那要是贪官污吏，他收百分之二十也是他，他收百分之五十也是他，反正就是极尽压榨之能事呗。

（周世宗柴荣 青年 想象图）

孟汉卿收了多少，那不知道，从史料的体现上来看，应该不说，就是多收了一点点，但柴荣知道后怒不可遏，立刻就要了孟汉卿的命。

要知道，孟汉卿不是普通将领，他是朝廷的左羽林大将军，这个职务是皇帝亲卫部队中的最高指挥官之一，但是皇帝说杀就杀，眼睛不眨一下。

楚州兵马都监武怀恩，因为擅自处死降卒，被柴荣判处死刑，楚州防御使张顺，因为贪腐，被柴荣赐死。

看得出来，柴荣不好惹，脾气很不好，动辄就要杀人。

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有些人是罪有应得，但也并非事事都是如此。

我们看来这一段记载：

《旧五代史·世宗纪六》：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

说周世宗啊，他就是一个明察秋毫的人，而且为人做事，对自己，对别人都很严苛，所以他施用刑罚的时候，就会过于严厉，动辄就是重刑，但是等到事后，皇帝也会觉得自己不对，也会后悔。

我们再看这段记载：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诛杀过当，享祚不永，岂不由此乎。

这是北宋真宗对柴荣的评价，真宗说，周世宗的确是一代英主，但他在刑罚这一块实在是太过严厉了，诛杀臣公也时常超过应有的限度，这或许就是他在位时间不长，国祚难以持久的原因吧。

的确，柴荣有些时候，的确是用力过猛了。

显德四年，有个叫做符令光的官员，负责制作士卒的服装，因为没有按时完工，柴荣大怒，要把符令光杀掉，很多大臣们认为符令光罪不至死，纷纷替符令光求情，柴荣不允，最后还是把符令光杀掉了。

实际上这个符令光，虽是勋贵出身，可做官这些年一直很稳妥，官声很好，柴荣杀他，民间百姓都替他喊冤叫屈。

柴荣还执行过一个制度，那就是让朝廷里的京官，每个人都要举荐一个人入朝为官，随便举荐，只要人品好，能力强，哪怕是亲戚朋友都没关系，不用避嫌。

（后周大臣 形象）

这个制度看起来好像挺合理的，但这里头有一个紧要的地方，那就是，举荐人和被举荐人之间，有连带的责任关系，假使甲举荐了乙，乙做官没毛病，不犯事，那就皆大欢喜，可如果乙在做官后违法乱纪，贪赃枉法，那么不仅乙要挨收拾，甲也要跟着挨收拾，说白了，这是一种连坐之法。

在如今看来，这个制度的本质，是皇帝希望用严刑峻法来保证整个官僚体系提高效率和质量，能反映出他求治心切，对吏治腐败和官员无能的深恶痛绝。

这个制度执行一年之后，后周的宋州发生了一件事儿，宋州有个叫做陶文举的官员，他负责催收宋州百姓积欠朝廷的粮食。

按说催收，要钱，那你就好好要呗，但陶文举手段狠辣，为了要钱，他动用各种酷刑虐待百姓，被他拷打凌辱的百姓竟有数千人，这其中还有被陶文举活活虐待死的。

这两件事看似没有因果关系，但其实具有不可避免的深层逻辑。

《旧五代史·卷一百十五》：文举本酷吏也，宋民被其刑者凡数千，冤号之声，闻于道路。有悼髦之辈，不胜其刑而死者数人，物议以为不允。

征收往年的赋税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任务，在巨大的压力下，如陶文举这样的官员，他为做出政绩，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干，他往往就要不择手段，他的酷政，是为了高效的完成上级的指标，从而保全自己，也间接的保全推荐自己的人。

唐太宗《帝范》有云：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一个皇帝治理国家，如果他用上等的办法来治理，得到的也只是中等的成效，而如果用中等的办法来治理，得到的就是下等的成效。

我们可以看到柴荣治国治吏的决心，他决定用一种比上等办法还要严苛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这样他才能收获到上等成效。

他的确收获到了一些上等成效，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负面情况。

因为老子也说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如果皇帝对天下的统治过于严苛，甚至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百姓反而会变得狡黠抱怨，缺乏淳朴，或者是受到损害。

柴荣有澄清吏治，管理天下的能力，但他缺乏了一个“度”，好在到执政中晚期，柴荣痛定思痛，已经把他前期的这些弊端都给改掉了，所以《旧五代史》又有这样的评价：

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

（世宗最重要的谋士 王朴）

三流的皇帝，不知错不认错不改错。

二流的皇帝，知错改错不认错。

一流的皇帝，知错改错还认错。

对错之间，就是皇帝个人的自我救赎。

聊完了吏治，再聊聊用人。

世宗用人，很有一套，而且颇为不拘一格。

五代晚期的几个名臣，帮助柴荣平定江南的李谷，帮助柴荣完善后周法律的范质，帮助柴荣北伐的王浦，这最开始都是柴荣一手提拔重用的。

包括郭威的谋士魏仁浦，这种前朝的老臣，柴荣也予以使用，魏仁浦在后周更是平步青云，一路干到了枢密使。

这个任命其实很有代表性，因为魏仁浦没有科举背景，本质上只是一个小吏，但柴荣却能用他，这体现出皇帝破除了门第和背景上的偏见去选取人才，就如同皇帝自己说的一样：

《新五代史·卷十二》：不限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召。

执政的大部分时期，皇帝还是一个很务实，很谨慎，很虚心的人，他广开言路，积极鼓励大臣们向他提建议，说看法，甚至还亲自出题，让在京的官员们写文章来作答，这就是一种君臣对策，王朴那篇著名的《平边策》想来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这个《平边策》，是王朴撰写的一篇战略论政文章，在文章中，王朴为柴荣分析了后唐，后晋，后汉这些政权的得失，总结出了后周应该采取的制度，方向，路线，以及军事上的部署和行动，写的非常好，给了柴荣很大的启发。

柴荣还修订过法律，改革过教育，发展过礼乐，恢复过图书事业，完善过历法，在五代皇帝普遍疏忽文治的惯性下，柴荣也算是一枝独秀了。

治理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同耕耘，既需春雷惊蛰，也需细雨润物。

雷霆手段终须配以菩萨心肠，刚柔并济方是长治久安之道。未竟的理想，如同夜空的星辰，虽被乌云短暂遮蔽，却为后来的大宋留下了可循的光迹。

柴荣还要接着往前走，他的路很短，他的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