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世纪“恶女” 600多年后还在翻红

“恶女”并非新鲜事物，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中世纪的一位女性，她多次结婚、谈性论爱、离经叛道，这些故事被不同人出于不同目的而讲述、挪用和评判，但是她却始终超出文本，带着她的桀骜不驯。

她就是巴斯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存在又不完全存在——她只是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一个故事中塑造的一个角色。

一

让人讨厌不起来

巴斯妇为什么与众不同？

在中世纪文学的传统中，女性形象大多极端——要么被塑造成圣洁高贵的圣女与公主，要么沦为邪恶放荡的“恶女”与巫婆。

木刻版画《女巫图》（局部）汉斯·巴尔东·格里恩1508年绘制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巴斯妇以一种极不合时宜的姿态闯入了文学史。她既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夸张的漫画式反面角色，而是一位敢爱敢恨、世俗中带着弱点和幽默的真实女性。

艾丽森，也就是“巴斯妇”，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以五婚女人的身份闪亮登场。她在序言里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婚姻、床笫之事、理财与旅行见闻，坦言自己十二岁嫁第一个丈夫，已送走五任、还在物色第六任。

《坎特伯雷故事集》，英国诗人乔叟创作，它以一群朝圣者在前往坎特伯雷途中讲述各自故事的形式，生动展现了14世纪英格兰社会的多元风貌与人性百态。

巴斯妇会与年老的丈夫争吵，用性爱和手段争取顺从与财产，甚至在前夫葬礼上就物色下家（就像中世纪西方文学普遍塑造的那样）。然而，你却很难对她生出彻底的反感。

一方面，艾丽森的大胆、粗俗、直言不讳挑战着中世纪男性世界的禁忌：她大谈两性、反驳教会颂扬贞洁、反思为何女人不能再婚，公开宣称如果女人能自己写书，男性恶行才会被如实记载；另一方面，她极其坦率、幽默而机敏，既笑对命运，也能自嘲过错，对人生充满热情。

更重要的是，巴斯妇的剖白背后还藏着伤痕与脆弱。她的第五任丈夫迷恋“恶妻之书”，不仅经常说教，还对她动手，导致她一只耳朵失聪。正因为如此，巴斯妇绝非传统“恶女”形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乔叟本人写巴斯妇的故事可能是为了减轻他的负罪感，历史上的他曾因强奸罪而被指控。

二

她说她自己

巴斯妇如何超出文本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斯妇具有着罕见的主体性，她用自己的声音讲述人生、思考欲望、衰老、记忆与希望，让读者仿佛面对一位真实存在的女性。

她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梭，既怀念青春的美貌与激情，又坦然面对衰老的现实。她没有沉溺于悔恨和自怜，而是用“对作乐我仍有贪图”的豁达，宣告自己对幸福与快活的主动追求。

可是，耶稣基督啊！每当我想起

年轻时我那些寻欢作乐的事，

就被这记忆撩拨得心根发痒——

直到今天都让我慰藉，

因为年轻时品尝过人世欢情。

可是，能毒害人世一切的年龄

夺走了我的美貌和我的活力；

算啦，别了，让这些全都见鬼去！

面粉已经没有，没什么可说啦！

只剩下麦麸，可得好好卖一下；

虽然如此，对作乐我仍有贪图。

（469—479行）

艾莉森的讲述方式，使她作为“说故事的人”对于故事掌握了主动改写权。她不仅自嘲、风趣地谈及情感和婚姻的得失，还敢于揭示自己的伤痕与脆弱，比如第五任丈夫的暴力。

她对自己的道德有独立理解——即便报复丈夫，也没有任何苟且，只是与他人调情，让丈夫自食妒忌的苦果。她既坦白自己的不完美，又直面外界批评和性别成见，用机智和幽默化解了厌女传统里的尖锐指责，把“女人在葬礼物色下家”这种陈词滥调，转为令人会心一笑的自我揭露。

要让他去猜疑、妒忌和气恼，

在他自己的油脂里受尽煎熬。

……

上帝啊，在尘世我就是他的炼狱。

为此，我希望他的灵魂就此升入天堂。

（495— 496 行）

巴斯妇用调情报复丈夫，并调侃他将因此上天堂

巴斯妇故事本身其实很简单：一名骑士因强奸罪被判去寻找“女人真正渴望的东西”，最终在一位丑妇的帮助下，发现答案是“女性的自主权”，并因给予丑妇选择权而收获美满结局（她变成了美丽又贤惠的妻子）。

中世纪文学对“老女人”有刻板形象，而巴斯妇讲述的“丑妇变美”故事，与其他中世纪版本相比，不再是对女性美貌的礼赞或巫术的惩罚，而是强调女性的自我和欲望。

巴斯妇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什么样的女性、什么样的讲述可以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故事以“丈夫温顺，女人幸福”为结尾，甚至用调侃的口吻祈祷“不服管教的男人早早死去”。

但愿耶稣基督也能赐予我们女性，

温顺、年轻、充满活力的丈夫，

并且让我们活得比他们更久长。

不仅如此，我还要向基督祈祷：

让不服妻子管教的人早早死掉；

至于那怒气冲冲的吝啬老东西，

但愿上帝让他们早日得上瘟疫！

（1254— 1264 行）

这一切让文学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艾莉森成为“她自己的人”，用属于自己的语言，讲述、批判、嘲笑、反抗，也为读者留出了更多想象和共鸣的空间。

三

巴斯妇是谁？

她是她们之中的一员

尽管艾丽森只是乔叟笔下的虚构人物，但在这本书的细致考证下，我们发现巴斯妇的故事与中世纪英格兰无数普通女性的真实命运紧密相连。

巴斯妇身上许多生活细节，几乎都能在14世纪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原型。当时正处于黑死病肆虐之后，英格兰社会结构大幅松动，男性人口锐减，使许多寡妇意外继承遗产，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再婚对象”。继承法的宽容，令这些女性能够合法掌握丈夫财产、自由择偶、反复改嫁。

受到黑死病的启发，普遍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绘画主题

14世纪的英格兰纺织、制衣等行业大量雇佣女性，甚至部分岗位出现男女同工同酬。时代的巨变赋予了中世纪女性前所未有的空间：有伦敦女性自发组织行会、对抗商人垄断；有女仆勇敢跳槽、谋求更好前途；甚至有年逾花甲的贵妇下嫁少年郎；民间也有不少热爱远行、朝圣、经商的女性香客，她们在真实的历史长河中，与艾丽森的传奇人生遥相呼应。

巴斯妇不是一座孤岛，她正是千百个“她们”的缩影，是时代造就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艾丽森身上的每一处“离经叛道”，让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真实，也让不同的人都不得不以他/她们的方式来加以回应。

四

巴斯妇的来世

“现在更快乐，也更成熟了”

自乔叟笔下的巴斯妇“诞生”以来，这位性格复杂、声音洪亮的中年女性形象，已经穿越六百余年历史，被不同文化不断改写和再造。

有意思的是，巴斯妇在历史长河中并非始终被主流文化接纳。她那篇大胆直白的自述曾让无数保守读者不安——18世纪的译者蒲柏干脆将她的独白删去一半。

然而，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声音，她的形象如同“病毒”一般流传、变异，悄然影响着后来的世界文学与文化。

劳拉·贝蒂饰演的巴斯妇 图｜帕索里尼导演《坎特伯雷故事集》（1972）。

在玛丽昂·特纳看来，巴斯妇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并非因为她“完美”，而是因为她让无数普通女人的声音“真实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