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老百姓 为何大多缺乏“家国情怀”？

据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的评论文章。

他从地理和历史出发，并结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点，最终给出了“中国人不仅不知有国，而且不知国家为何物”的悲观结论。

客观地说，所谓“清代中国人有家无国”的论断，在当时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作为“他者”的英国与日本人，也对“清代中国人不爱国”的现状，做出过较为深入的分析。

鸦片战争中的“怪现状”

鸦片战争的惨痛失利，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须知，彼时的大清帝国，坐拥4亿人口与80万军队，居然完败于远涉重洋的2万余名英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清军遭遇完败？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认为，“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学者更是悲愤地表示，“腐败的清政府不仅是被英国侵略军击败的，也是被不忠的臣民——遍地活动的汉奸所击败的”。

鸦片战争主题绘作

不可否认，英军登陆之后，尽管遭受到了沿海和沿江民众的一些自发抵抗，但规模与烈度都比较有限；作为对比，不少地方的中国民众，却是实打实地给英军做带路党，甚至帮着他们攻打清军。

1841年1月，英军进攻沙角和大角炮台。根据《道光洋艘征抚记》当中的记载，“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后攻其背”。正是“得益于”当地人的“慷慨相助”，两大炮台迅速陷于敌手。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官兵

2月，英军逼近虎门。

根据《夷氛闻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当中的记载，在英军正式发动进攻前，就有一些当地人主动“沿途探水，暗放小舟，四测水势”，使得“内河沙澳，尽为夷艘所悉”。

于是，英军“分路深入，破凤凰冈营，进攻东西炮台、海珠炮台，尽扼猎得、大黄滘两咽喉矣。”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8月15日，英军第二次进攻定海，双方鏖战六个昼夜未分胜负。就在这一节骨眼上，又有当地人主动为英军引路，导致清军防线迅速崩溃。

另外，英军在进攻镇海等地时，一些当地人甚至假扮乡勇，配合英军作战；在攻克宁波以后，英军不仅在当地停留了半年之久，还招募了大量当地人充当巡捕，维持地方治安。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官兵

对于上述“怪现状”，赶赴浙江统筹抗英事宜的“扬威将军”奕经在奏章中如是写道：

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

所有奴才等现在兵勇数目若干，营盘几处，某日行至某处，以及带兵官员，面貌姓名，莫不详细记认。至逆夷船坚炮利，向止于水路方便，而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引导，反较我兵熟悉。

奕经（1791—1854），清朝宗室、大臣，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帝曾孙

鉴于“汉奸”人众起到的作用过于“给力”，中英两国在签订《南京条约》时，英方特意要求清政府：

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往来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南京条约》原件

2

英国人的精准“预判”

实际上，英国人在远征中国以前，就已经做出了“中国民众在专制统治下普遍缺乏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不会起来反抗外敌的入侵”的判断。

一篇发表于1836年8月，刊载在《中国丛报（英文版）》的专题文章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论述：

在一切亚洲国家里，农民已被压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

这就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反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出来的他们了，而且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非依靠他们的勤劳，是不会产生价值的。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所以，在一切变革与改朝换代当中，农奴和农夫们只是沉默地生活着。

他们的所谓“爱国心”，只是一种对他自己生长所在地方的一种爱家乡的感情，而不扩大到统治着国家的王朝；即使扩大些，它也不比对于自己家乡的感情更多些。

可以说，这是东方的大帝国所以很快地就被蚕食的秘密。只要迅速给这个国家的元首予以致命的打击，或粉碎了他的防御军队的战斗力，一切就都完了。

和平的农民和工人对于战争既全不为意，对于谁胜谁负也无所偏倚。

中国、印度、波斯的重复被征服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从此，我们也可以判断，中国的兵力既这么松懈，这么无能，它的被征服将比过去更为容易实现。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鉴于此，基于减少损失和争取中国民众支持的双重需要，英国政府向海军部下达的训令中明确指示：

女王陛下政府特别希望你们，不要对中国人民采取任何不必要的暴力行动。

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是，如果没有必要或没有重大的挑衅行为，舰队司令官将不得进攻炮台，不得损害或破坏中国的城镇。除了他将要占领的那个岛屿或那些岛屿之外，不对任何部分领土采取任何积极的战争行动。

英国议会

1840年3月4日，即远征军开拔前夕，英国政府再度向英国全权大臣、侵华远征军总司令懿律下达了这样的训令：

为了尽量防止中国人民方面，对于英国政府将要对中国政府采取敌对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产生不必要的惊慌和误解：

我不得不希望，当你们沿中国海岸前进的时候，应散发那些将要为该项目的而印成中文的传单，向人民简短地叙述和阐明英国政府抱怨的理由，以及已经采取的海陆军事行动的目的。

因此，英军在登陆后，不仅高价购买中国人兜售的商品，还公开宣称，“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受到了清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所以作战只对官不对民”，甚至在宣战书中喊出了“将为明季复仇“的口号。

英国人的舆论战，显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英军在第二次占领定海后，城内的居民们“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到三天就设起一个好市场，一切安然进行”；在攻打吴淞时，“受到鞑靼官吏的搜刮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的当地民众，大胆起来反抗这些官吏的压迫，起誓说决不容许他们再回来”。

英国在鸦片战争时期发布的檄文

对此，军官柏纳德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表示：

这真的是战争中出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在一个地方，我们和当地的老百姓做着买卖，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和他们交战。在一个地方，我们伸出右手和本地人谈交情，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竟用真刀真枪和他们打个你死我活。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显然，这是由于我军作战的对手，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我们希望将战争的痛苦加诸于中国政府方面的愈多愈好，而使中国老百姓所受战争的影响愈少愈好。

我们应该这样说，战争既然是残酷的，然而从全部欧洲战争史来看，我们还找不出一个先例，能和这次战争对比：它所加于老百姓的困苦是这样少，所给予他们的恩惠是这样多。

《南京条约》文本

3

近代日本学者的论断

进入19世纪末，不少日本学者结合古代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以及现实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依赖、对官员不信任情绪，做出了“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国家认同感”即“不爱国”的论断。

当然，鉴于“统治阶层与各级官员大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顾及国家者少，顾及民众者少，毅然肩负国家重任而站起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的现状，使得“政府、官员越来越失信于民”的观点，几乎是一致共识。

北京鼓楼大街，拍摄于1895年

比如古董商人中村作次郎在1898年游历北京时发现，城内道路凹凸、下水阻塞、道路两侧都是积水。

后来他在询问中得知，道路之所以没有得到修缮，主要是因为当地各级官员贪腐成风，以至于修整费用根本不够用。对此，中村在《中国漫游谈》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官吏不为人民谋利益，缺少对职务的诚意，官职用于谋取私利。偶尔举办事业也应该是可以中饱私囊的事业。因此，人民绝不依赖于官员的保护。

所谓“政府乃保护人民之组织”与“官吏乃给予人民便利者”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官员只要不加害于民便已经非常好了。

晚清的北京城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历史与文化角度，做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

旅顺口战役结束后的1905年初，以总司令部法律顾问身份赶赴日俄战场前线的法学家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的专栏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清国人的地方心强，缺乏包括中国整体的爱国心，这就毋庸赘言了。

现在位于庙堂或是处在地方掌握枢要的人，都以特定的地方为其权势根基，以之为立身之地，并为之出力。

即使是张之洞到了京畿，但他所专注的依然是南清；即使是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但他的根基仍在山东，离开山东，就没有袁氏。至于其他的实力派，也是如此。

且以满洲为根据地、为满洲尽力的人除了亲王之外再无他者，看到满洲遇难而如同隔岸观火的人比比皆是。

1913年，有贺长雄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

《国民新闻》的创始人德富苏峰，在发表于1906年的《七十八日游记》中特意开辟“中国无国论”一节，旨在讨论这一议题（拓展阅读：近代日本“爱国大V”的中国观：政治失败、喜好空谈、善于贿赂、生育力强）。

在他看来，“有家无国，有孝无忠”，不会轻易相信和依赖政府，长期将官吏和仆役等“视为大恶”的普通民众，不仅没有爱国心和“公共心”，甚至还会产生“帝力于我有何哉”的思想”。

晚年的德富苏峰

学者宇野哲人在发表于1907年的《中国文明记》中指出，与日本皇室的“万世一系”截然不同，中国的“易姓革命之政体”，也是民众“国家观念淡漠”的重要原因：

于中国，孝重于忠，鼓吹国家主义者稀，鼓吹家族主义者不遑枚举。

日本以皇室为大宗，国民皆其支流，是所谓大家族主义。而中国则不然。此一点乃日本与中国相异之处。然此时中国易姓革命之政体使其然也。大有无可奈何之感。

教育家佐藤善治郎在发行于1911年的游记《南清纪行》中，做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孔孟认可禅让放伐，认可易世革命，与其仅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倒不如说是认为这种做法为善。

基于这种国情，从拥戴万世一系的皇室、以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日本人来看，所有地方都充满异色。

100年前的珠江江畔

若一英雄、一民族崛起而征服海内并建国，大多数被征服者会畏惧其武力而退缩。换言之，因为是输给武力，所以一旦拥有力量就企图叛逆（在中国称此为大业，的确是大业）也算合理了。

即是说，叛逆的权利万民有之。很多人相信这个朝廷不知何时应该也会覆灭的。

还有肆无忌惮讲出口的。“下一个天子大概会出自湖北吧。”某位汉口的中国人说过。这样的事情是寻常有的。实际上，就连孔子也能满不在乎地讲出“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佐藤善治郎（1870—1957）

一言概之，在佐藤善治郎看来，“中国历史多以武力改朝换代”，这就使得民众大多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接受统治的。所以，“中国人对新力量击败现有统治者的事实，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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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率先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从海上到陆路的交通能力得到了极大改善，彻底改变了农耕条件下人群与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使得世界迅速变小，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城市化和人民归属国家化。

这就意味着，生产力更为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更强，反之必弱。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名人及发明

反观晚清中国，一直都是人均耕地面积有限、生产水平落后的农业国。

一方面，国家多半只是的君主、官僚以及社会精英阶层的寄身之所；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农民只有纳粮服役的份儿。这就意味着，“精忠报国”者，只有君、臣、士而已，普通民众对于朝代更迭之事，并不在意。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更为可悲的是，即便到了抗战时期，国人中“不知爱国”，愿意充当伪职、伪军，甘于顺从、合作或发国难财者，依然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