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大瓜背后，被忽略的服从性测试

不久前，互联网上关于“康熙生父另有其人”的传闻引发了热议。

该传闻认为，作为“外族”统治的王朝，包括康熙在内的多位清朝皇帝都是汉人的后裔。传闻很快被史学家证伪，只能算是一种满清历史“绿帽癖”，民族主义的精神胜利法。

实际上，清朝皇帝正是出于民族统治的考量，想方设法来巩固自己在汉人面前的权威。其中的一大产物，就是从康熙朝开始严重加码的文字狱。

01.

知识的权威由皇帝全然掌握

在清朝的前期，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现象——连续三个皇帝都是知识的热切爱好者，都是权威的知识专家。

乾隆皇帝非常爱炫耀他的知识和文化成就，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中很多收藏品，都是乾隆朝所聚拢的。乾隆骄傲地要让所有汉人看到：你们历史上最好的东西现在都在我手中。

乾隆给自己书房的称号是“三希堂”，表示只有他的眼光才能判定出三种最珍贵、最稀奇的作品，即晋朝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他要表现自己的眼光和品味，所以努力搜罗保存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物。

如今去参观北京或台北的故宫，经常会有一项困扰——乾隆皇帝几乎无所不在。其中有一件玉器让人印象深刻，他在玉器上的题字颠倒了，因为他搞错了玉器的形制用法。

《国家宝藏》第一季

我们可以讨厌这样的炫耀做法，却不能忽视这种做法在当时产生的巨大作用。借由示范、炫耀皇帝的知识地位，皇帝同时掌握了“政统”与“道统”的领导权，实质上将朝臣在心理与精神的层面降等了。

清朝皇帝不会像明朝皇帝那样随便杀大臣，也不会把他们的裤子脱了公开打屁股，但这绝不表示清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地位更高。满清朝堂上，大臣一般必须跪着和皇帝说话，而一跪一坐的状态对比，更进一步反映了皇帝在权力上的压倒性优势。

宋代的士人在统治上是皇帝的辅佐，而在道德、知识上，他们自觉高于皇帝。明朝的士人尊严已经沦丧，统治上沦为佣人而不是辅佐，但在道德、知识上，面对像明武宗、明神宗那样的皇帝，他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再丧失自信。

所谓“士节”，也就是在道德的是非上，士人拥有高度自信，即便被皇帝惩罚甚至夺取性命，也要坚持、证明自己是对的。

明朝士人的基本态度是：我比皇帝更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虽然我没办法阻止皇帝站到错误的那一边，但我依旧坚持我的看法。还有，我依然支持这位皇帝，因为“忠君”也是我在道德是非上没得商量的选择。

明末士人的内在紧张太强烈了。他们自信拥有道德上的权威，然而取得这项权威的其中一项关键，就是他们严守“忠君”的道德信条，所以他们必须一方面不断劝诫皇帝，一方面又始终维持着对皇帝彻底服从的态度。

到了清朝，至少进入朝廷里的士人从这份高度紧张中解脱了出来。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知识统合领导地位，却将士人更进一步缴械，放弃了在皇帝之前原有的知识权威地位。

这也就埋下了清朝中叶之后的危机种子——没有人能挑战，甚至没有人敢质疑皇帝的是非判断，没有人会在皇帝面前坚持不一样的是非标准。

清朝从全盛到中叶时期，出现了“乾嘉学派”，越来越多读书人不关心义理，只顾考证。外在政治环境的影响因素，除了经常被提到、被强调的“文字狱”所产生的寒蝉效应之外，还应该加上皇帝知识权威地位所产生的作用。

《康熙王朝》

明朝的皇帝加上宦官，曾经在士人身上加诸残酷的打压、欺负、折磨，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清朝的文字狱，然而一直到明朝末年，士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于义理的追求。他们甚至以被皇帝打杀、被宦官迫害作为自身义理是非的验证。

政权的威逼恐吓，会刺激读书人做出不同的反应，不必然就是屈服或逃避。而到了清朝，尤其是康、雍、乾这三朝，中国士人在知识学问的权威上却一退再退。

先是被康熙皇帝惊人的智识能力逼退了一步，再被雍正皇帝惊人的自信逼退了一步，还被乾隆皇帝惊人的气魄与野心再逼退了一步，以至于退无可退，最终找不到自己在道德与知识上的定着点。 

02.

侵犯皇帝独断权力的两桩“文字狱”

雍正朝发生了“谢济世注大学案”，这一场文字狱不是那么有名，而且看起来有点奇怪。

因为其他的文字狱案件，都牵涉到对于明朝的效忠、怀念，或是对于满清新政权的批评。但谢济世这桩案子却源自他以《礼记》中的古本来注解《大学》。

重点在于他没有采用通行的朱子版《大学》，没有依循朱子的改订，于是被一位满人贵族、顺承郡王锡保向皇帝参奏检举，罪名是以注《大学》的形式毁谤程、朱。

这案子由雍正皇帝亲自定夺，上谕中说：

“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十二》）

检举的重点本来是谢济世不依照朱子正统来解说《大学》，牵涉到轻蔑、诋毁程朱“正学”的权威，但没想到皇帝却从里面读出对于自己在用人和受谏上的批评。

这件案子很可怕，因为很不合理。朝廷固然有律定朱子注的“四书”权威文本，但同时《五经》《十三经》也在正统之列，谢济世以《礼记》古本来注《大学》，实质上并没有偏离正统。顺承郡王的指控不合理。

《雍正王朝》

然而，首先这样一件案子，竟然由皇帝亲自评断，而不是交由负责学问或教育的官员来审查；再者，皇帝从《大学》里明明有的一句话，以及谢济世对这句话很正常的注解，竟然可以认定是对自己的毁谤，以一句“存心昭然可见”来定罪。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头到尾没有其他大臣从学问上给予皇帝谏诤，不同意皇帝对谢济世注解内容的看法。这里就充分反映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知识权威地位。

还有另外一桩，是出现在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案”。

尹嘉铨的父亲尹会一去世时，为了表现孝道，已经退休的尹嘉铨上了奏章，请求皇帝给予尹会一一个谥号，同时请求将尹会一与包括范文程、李光地在内的其他五位开国以来名臣，一并配享文庙。

但这连续两道上奏却惹恼了皇帝，皇帝下旨要刑部治罪，罪名为“狂悖不法”。在刑部调查过程中，到尹嘉铨家中抄查他所有的书，从书中找出“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样的句子，作为他“狂悖不法”的补充证据。

这话本没有错，麻烦在于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写过《朋党论》，于是不顾尹嘉铨上下文的意思，就判定这句话是在批评雍正皇帝。

刑部还查到尹嘉铨曾自称“古稀老人”，加了一桩证据。“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再通俗不过的说法，但又因为乾隆皇帝写过一篇《古稀说》，且正式颁布过。尹嘉铨竟然还敢称自己为“古稀老人”，岂不是目中无皇帝？

此案交给阁议，最后拟定的惩罚是：凌迟处死，家属连坐。皇帝故示开恩，改成“绞立决”，终于还是将尹嘉铨给杀了。

这案子完全不牵涉明朝，也没有批评皇帝或朝政，关键重点在侵犯了皇帝的威权。谁能配享文庙，是属于皇帝的独断权力，大臣有意见就已经僭越了。

更可怕的是皇帝的独断知识权力，皇帝写了《朋党论》，大臣就不能再议论朋党；皇帝写了《古稀说》，大臣就不能自称“古稀老人”。

和谢济世的案子一样，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大臣从道德、学问的角度劝谏皇帝，反而在阁议时给出不可思议的严酷惩罚建议。

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明朝，一定会牵涉到朋党恶斗，然而此时的清朝朝廷没有党派，所有的朝臣一致认为皇帝永远是对的。皇帝借由诛杀恐吓与控制知识道德权威，双管齐下，取消了原先和皇权抗衡的士人传统。

《末代皇帝》

03.

康雍乾盛世后，帝国进入离心力状态

失去“道统”权威自信的士人，现实知识的能力越来越薄弱，他们的博学都运用在详细考索古籍上，越是远离现实、投入在古远的文字中，越能得到朝廷、社会的认可与推崇。

因此，清朝后期各种时代因素，包括突然出现在海岸上的西方船坚炮利，使得现实发生大变化、大动荡，这些士人根本无法应对。

满清前面的几朝，统治状况还可以靠勤劳且具备高度知识自觉的皇帝撑持着。然而越到后来，皇帝在做决策时就越孤单，得不到群臣和文官体系的协助。别说没有平等的劝谏，就连负责任的幕僚分析都无法提供。于是皇帝就只能自己去分析、了解、承担一切政务。

雍正皇帝四十五岁才即位，一当上皇帝就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积极推动了许多政策方案。就像“废藩”是康熙皇帝独断决定的，“地丁合一”的新财税政策也是雍正皇帝独断决定的，还有“火耗归公”和“养廉费”。

虽然到了清末，这些政策产生了严重后遗症，但在当时的确是划时代地突破了传统政治上的局限。

从这个角度看，雍正皇帝其实比后继的乾隆皇帝更具开创性。乾隆皇帝不管是开疆拓土或编《四库全书》，毋宁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延伸。也就是说，从乾隆朝开始，清朝政局就已经过了巅峰而往下走了。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承袭康熙、雍正两朝，到此累积了一百多年的太平时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盛世——不是从武力扩张角度看到的盛世，而是从平民百姓生活面向上呈现的盛世。

从农业生产、经济发达、城市扩张这几个方面看，这一百多年都是光明辉煌的。然而在光明辉煌之中，潜伏了几个难以应付的危机根苗。

《末代皇帝》

最麻烦、最难应对的，是在没有工业化突破的情况下，如何只靠农业生产来支持不断快速膨胀的人口，尤其人口是在几乎不受朝廷监管的情况下爆发性增长的。

其次，经过了雍正皇帝的改革之后，地方官员能够拥有的资源大幅增加，和中央朝廷的力量此长彼消。

第三个问题则是在统治决策上，皇帝无法分权、授权，当情势复杂又紧急时，中央决策就只会显得更加拖沓、无效。

帝国于是就进入到了一种离心力作用的状态当中，而且这种作用越来越强，随着时间推移，中央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脆弱。

这就是清朝中叶之后各种不同的危机一直累积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