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才女也是红色女特工 结局：选择自尽

1982年12月5日，北京一处仅有十平米的陋室里，一位76岁的老人，在整理完自己一生的文稿和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后，平静地吞下了大量安眠药。她的手中，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男女笑靥如花。

这位老人就是民国大才女关露，就在七个月前，组织刚刚为她洗刷了长达43年的“汉奸”污名，沉冤昭雪。然而，迟来的清白，终究没能留住她早已千疮百孔的灵魂。

关露原名胡寿楣，字秀英，1907年生于山西。在民国时代，她以其斐然的文采，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然而，时代洪流裹挟着每一个人，无人能够幸免。九一八事变后，山河破碎，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关露满腔的爱国热血被点燃，她不再仅仅满足于书斋里的吟风弄月，而是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她写下那句振聋发聩的誓言：“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这掷地有声的宣告，让关露在当时被誉为“中华民族之妻”。1932年，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行走在刀尖上的文化战线战士。

鲜为人知的是，命运为关露铺就的是一条比正面战场更为凶险、更为孤独的道路——隐蔽战线。

1939年的上海，已是“孤岛”时期，汪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在此地横行，中共地下党组织急需一个能够打入敌人心脏的人物，去策反“76号”的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起初并非为关露准备。党组织最初看中的是她的妹妹胡绣枫。原因也颇有些戏剧性，当年李士群和妻子叶吉卿落难时，曾受过胡绣枫的接济，李士群夫妇一直对胡绣枫心存感激。这层关系是打入76号的绝佳敲门砖。

但当时胡绣枫在重庆另有要务，分身乏术，便向组织推荐了姐姐关露。于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找到了关露。

那是一场艰难的抉择，关露作为一个公开的左翼作家、著名的爱国人士，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去接近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将抛弃自己的一切：名誉、尊严、朋友，甚至是同志的信任。

潘汉年对关露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为了她一生的谶语，也是一道无形的枷锁：“今后你要忍辱负重，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默了许久，最终，她决然地点了点头：“我绝不为自己辩护。”

为了演得逼真，关露必须与过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切割。这其中就包括她的爱人王炳南。

当时王炳南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后来成为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两人情投意合，本已谈婚论嫁。临别之际，王炳南送给关露一张两人的合影，在背面深情地写下：“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这一别，关露以为只是短暂的分离，却未曾想，竟是他们爱情悲剧的序幕。

从此，上海的文坛少了一位爱国诗人，多了一个周旋于日伪高官之间的“交际花”。关露凭借着自己的名气和才情，很快与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打得火热，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通过这条线，关露成功接近了李士群，并敏锐地洞察到他眼看日军颓势已现，急于为自己寻找后路的摇摆心态。在她的巧妙周旋和撮合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实现了秘密会面。

此后，日军在华中地区的“清乡”、“扫荡”等绝密军事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秘密渠道，被送往新四军的指挥部，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如果说策反李士群只是让她背负了“汉奸”的嫌疑，那么接下来的一项任务，则彻底将她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正在延安，他与日本国内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心急如焚。组织希望利用关露的特殊身份，为他传递信息。

恰在此时，日本人为了粉饰“大东亚共荣圈”，准备在东京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邀请了关露作为代表出席。

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也是一剂致命的毒药。潘汉年再次找到关露，任务明确：借参会之机，前往日本，完成与日共的联络工作。

关露没有丝毫犹豫，她明白一旦踏上前往东京的轮船，公然出席日本人的大会，那么“文化汉奸”这顶帽子，她就再也摘不下来了。

1943年，关露的身影出现在东京的会场上，她甚至还发表了演讲。消息传回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报纸上刊登着对她毫不留情的批判：“当日本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毫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昔日的好友与关露划清界限，亲朋好友视她为陌路。她成了孤家寡人，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独自咀嚼着这无尽的屈辱。

在关露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她策反的对象李士群，就被汪伪政权的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联合日本宪兵队毒杀。她失去了最重要的掩护，处境变得愈发危险。

1945年，日本投降。当举国欢庆胜利之时，关露的个人悲剧却远未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统拟定了一份“锄奸名单”，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为了保护她，党组织紧急将她转移到了苏北解放区。关露天真地以为，回到了“家”，一切误解都会烟消云散，她的身份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然而，关露想得太简单了。由于她“汉奸”的身份已经广为人知，而她所从事的策反李士群、联络日共等工作，在当时属于最高机密，一旦公开，将给中共在与国民党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说到底就是为了顾全大局，她的委屈只能继续。

在解放区，关露依然是那个“有问题的人”。她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恢复自己的作家身份，却被时任社长范长江婉言拒绝。范长江告诉她，共产党的报纸上，不能出现“关露”这个名字。战友们劝她：“你应该考虑的是党的荣誉，而不是你个人荣誉的得失。”

荣誉、名誉，关露早已不在乎。但爱情的破灭，给了她最致命的一击。 她与王炳南重逢了。历经劫波，两人都以为可以再续前缘。王炳南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得到的批复却是冰冷的“不同意”。

理由是王炳南作为党内前途无量的外交干部，不能与一个有“汉奸”历史污点的女人结婚，这会给党造成不良的影响。 为了“党的名誉”，王炳南被迫写下了一封与关露的绝交信。

据说，关露收到信后，大病一场。从此，她心如死灰，终身未嫁。那句“我关心你一世”的承诺，最终成了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言，一张空头支票。

新中国成立后，在潘汉年的证明下，关露的身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澄清。她先被安排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后来又调到大学当教授，生活似乎终于有了一丝光亮。

然而，随着1955年时“潘汉年冤案”爆发。作为潘汉年单线联系的下属，关露受到了直接牵连。她被捕入狱，关了两年。出狱后，她被剥夺了工作，生活困顿。

不过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1967年，特殊十年开始，关露的“历史问题”再次被翻出，这一次，她被关进了监狱，整整八年。

两次入狱，长达十年的铁窗生涯，彻底摧毁了关露的精神和身体。当她1975年走出监狱时，已经是一个精神恍惚、疾病缠身的老人。她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和脑血栓，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

直到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正式为关露做出了平反决定，文件上写着：“关露同志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

长达43年的骂名，终于画上了句号。组织为关露恢复了党籍和名誉，补发了工资。

然后，关露却开始奋笔疾书，想要写完自己的回忆录，为那段被误解的历史，留下真实资料记载。 可是，太迟了。她的生命之火，早已在漫长而寒冷的黑夜里消耗殆尽。沉冤得雪的喜悦，无法弥补她心中那巨大的空洞。或许在她看来，当名誉、事业、爱情、尊严，乃至健康都已离她而去时，一个清白的名声，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了。

于是，在写完回忆录后，关露选择了以最决绝的方式，告别这个曾让她无限热爱，也让她无限痛苦的人间。

在关露的追悼会上，一个神情悲戚的老人默默地站在角落，从头至尾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无尽哀伤的目光，送了她最后一程。后来人们才认出，这个老人就是原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炳南。

他终究是来送她了，只是这一送，隔了几乎一生。

关露的一生，是一个被时代洪流吞噬的个人悲剧。她用一生的忍辱负重，践行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却用生命的终结，控诉了命运的不公。她像一颗流星，在最璀璨的年华，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最深沉的黑夜，只为换取片刻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