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只看“风向”的干部苟活之道

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继绳《天地翻覆》、以及《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的交叉阅读中，可以得到一个高度一致、且可被档案与大量回忆印证的结论：中共干部们不再相信制度中共谎言，只相信风向。

1962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着重经济调整与组织生活重建。1962～1965年，全国经济调整、专家回归、日常治理恢复。但毛泽东在大会后多次谈及“阶级斗争不能忘”、“党内修正主义”。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导恢复生产与制度化管理；周恩来负责日常协调。但毛泽东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也对“按规则治理”的不信任不断加深。

1966年5月16日，发出《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5日，毛泽东撰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指出中央内部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被视为文革初期领导层路线冲突公开化的标志。1966年8月，北京，“八．一八”天安门集会，红卫兵大喊“造反有理”......这些口号绕开党委与程序，直接把武斗的权柄授予群众。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先爆发；随后迅速扩散到县、社、厂、校。但这也是一次有边界的授权：只准向下打，不准向上碰。

中共干部急遽腐化的深层因素可以追溯到文革：谁最守规矩、谁死的最快。（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一、中共谎言失信于基层

杨继绳透过地方档案指出，文革中遭到最密集打击的群体，并非抽象的“阶级敌人”，而是能执行政策的县、社、厂、校干部；能维持日常运作的教师、医生、工程师，他们是能让社会“不靠运动也能运转”的中间，之后这些人即便被“平反”，也已醒觉到愚信中共的制度谎言完全不能保命，对政治风向的及早醒觉才能保命。

大饥荒（1959～1961）：

杨继绳估计非正常死亡约3,600万人（区间约3,200～4,000万），死亡高峰集中在农村、基层干部管辖区、粮政与征购链条末端。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直接与间接死亡保守估计约100～200万人，受害者主要是地方干部、教师、医生、工程师、校长、厂长，也就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那一层人。这不是偶然。这是一次把风险、仇恨与暴力，系统性向下倾倒的政治设计。

作家高华在对延安整风与文革的比较研究出：延安整风仍然保留“组织内规则”，但文革就是刻意要让规则失效；当“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成为最高指示时，基层干部第一次被明确告知：服从制度不等于安全、忠于程序也不是政治正确，唯一要注意的是对最高意志的即时感应。从此，中共基层干部角色被改造成一种中共领导高层需要的政治物种。

二、谁最守规矩 谁死得最快

文革初期被整得最惨的，往往不是最贪腐、最残暴的干部，而是“最照章办事、最相信组织会保护他的人”。常见的描述包括：某些县书记坚持“未接正式文件不执行”，结果被指为“对抗最高指示”；校长、院长要求“保护档案、保护学生安全”，反被定性为“保守势力”；工厂干部试图维持生产秩序，被指为“以生产压革命”。

案例一

校长：卞仲耘
身分：北京市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
时间：1966 年 8 月 5 日
地点：北京，校园内
事件：被学生与外来红卫兵殴打致死

卞仲耘为学校行政负责人，长期按教育部门制度办学。1966 年夏，“破四旧”“揪走资派”口号下，校务与人事程序被宣布无效。当日校内批斗失控，卞仲耘死亡。其后多年，责任未获制度性追究。

她被选为目标，并非因具体“罪证”，而是因掌握校园秩序与流程。事件向所有教育系统释放明确信号：保护学生、维持秩序，并不能构成安全；顺风向才是。后果是校长、院长角色由治理者也转为“政治气压感应器”，教育系统的制度信任被一次性击穿。

案例二

华中某大型国营钢铁企业厂长
时间：1967 年初
地点：武汉工业区
事件：被指“以生产压革命”，遭批斗、停职，生产指挥系统瓦解

1967 年“一月风暴”后，地方工业系统出现“夺权——反夺权”循环。多份地方档案与研究指出：维持生产秩序常被重新定性为政治问题。同期，军队与中央直属系统未遭同等冲击。

群众被授权的真正功能不是革命，而是“打碎基层权威”；结合陈永发对中共组织结构的研究，可以清楚理解一个关键设计——群众被授权去打谁？地方干部、专业权威、基层组织负责人；群众被禁止打谁？中央决策核心、军队体系、真正掌握定性权的人，所以说文革不是要“群众当家作主”，而是要让基层再也不敢成为“主”。文革的真正敌人不是抽象的“阶级”，而是不依赖个人崇拜也能运转的组织理性。

换句话说，谁能靠规则把事办好，谁就是威胁。于是，最先被标靶的是县、社、厂、校的负责人（能把政策落地）专业群体（能让社会不靠运动也能运作）中间层（能形成横向信任），于是文革的结局只有一个：制度被宣布无效，专业被定性为原罪。从此，基层干部被重新“格式化”——不再是治理者，而是政治气压感应器。

文革让中共谎言崩蹋，中央喊出的漂亮口号彻底失信于基层。文革之后，基层干部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治理，而是如何在中共斗争绞杀体制中苟活下来，并演化为三种固定行为模式：

1.政策不再看文本，只看来源。

2.责任可以不扛，但立场一定要站对。

3.错误不可避免，但“政治错误”不可犯。

所以说，中共干部们最怕的不是事情办不好，而是风向看错。将“政治正确”内建为第一绩效指标，能力、专业、治理效果全面退位，唯一可靠的是对中共高层权力气压的即时感应，这也是官场急遽腐化的深层因素。

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的分析直指要害：一个把恐惧内建为治理工具的政权，短期稳定，长期自毁。

恐惧替代能力，治理品质持续劣化：不敢决策、只敢表态，系统性低效不可逆。风向替代制度，政策不可预期：投资、科研、社会信任全面萎缩。向下卸压成为常态：基层永远是耗材耗材用尽，只剩中枢空转。这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危机，而是中共体制运行必然结局。

杨继绳用数字证明了谁被牺牲；高华说清了为何必须牺牲；陈永发揭示了中共必然走向这一步；当干部不再相信制度，只相信风向，政权就不再靠治理存在，而是靠恐惧续命。明居正指出了这条路的终点——那个终点不是改革，不是自救，而是内部机能耗竭后的结构性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