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的“马基雅维利”时刻

1954年8月17日上午，北京东交民巷8号的卧室里，阳光透过窗棂落在散落的安眠药瓶上。

49岁的高岗双目紧闭，早已没了气息。医生的诊断书最终定格为“中枢神经麻痹”，这个曾在西北黄土坡上叱咤风云的男人，以最决绝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一生。

回溯半年前的2月，七届四中全会的批判声仍萦绕耳边。高岗坐在角落，指尖摩挲着衣角，他心里知道政治生命已然走向终结，眼前却闪过1948年的东北。

辽沈战役后，林彪率领大军入关。高岗留在东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职务，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这个全国六个大区中唯一党政军一肩挑的负责人，曾得意于自己的布局：拉拢林彪，背靠苏联，一步步搞山头主义，走向权力舞台中心，将陈云等老资格甩在身后。  

而这种对权力的精准算计，早在二十年前的陕北就已显露锋芒。1935年秋，红十五军团刚成立便遭遇哥老会头目李大辫子的叛乱阴谋。高岗在座谈会上不动声色，待对方煽动人心时突然抄起板砖猛击，当场平定叛乱，未放一枪一弹便稳住了根据地秩序。

1947年开始，高岗在工作中开始对出身白区的刘少奇有所不满。

同年的劳山战役中，身为政治部主任的他甩掉上衣，挥舞手枪带头冲锋，那份悍勇与后来在政治漩涡中的算计形成奇妙的对照。彼时的他或许尚未意识到，这种临机应变的手段，终将异化为攫取权力的工具。

1952年11月的进京任命，曾让高岗迎来权力巅峰。作为“五马进京”中最受瞩目的一位，他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手握八个工业部的领导权，得意地将计委称作“经济内阁”。

1946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

这个从陕甘边区党委书记起步，在党的七大上成为最年轻政治局委员的革命家，此刻已彻底被野心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他借批评薄一波之机“批薄射刘”，将工作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随后又以“休假”为名南下游说，散布“军党论”，声称“党是军队创造的”，试图煽动军队干部支持自己的夺权计划。  

那些日子里，他频繁出入各个机关，口袋里装着拟好的“改组中央”名单，却没料到陈云、邓小平早已将他的活动报告给毛泽东。

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批评高岗：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的亲自谈话，本是最后的挽救机会，但2月17日的自杀未遂彻底耗尽了中央的耐心。

当时秘书赵家梁奋力击落他手中的手枪，子弹嵌进墙壁的裂痕，如同他被撕开的政治生命。  

出身贫苦农民家庭，20岁投身学生活动，27岁的高岗与谢子长、刘志丹一起组建工农红军，在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火种。那时的他或许真的相信，枪杆子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武器。

1929年秋，国民政府逮捕了高岗的叔叔高仲魁、高仲发，胁迫高岗来降。高岗接信后当场将信撕碎，未予理睬。

谁能想到二十年后，这份革命资历会成为他篡夺权力的资本，这份军事经验会沦为他分裂党的工具？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高岗盖棺定论，开除党籍。

高岗的一生，始终在权力的棋盘上博弈。他曾精准把握每一次机遇，从兵运工作到根据地建设，从东北布局到进京掌权，每一步都透着马基雅维利式的算计。

但他终究忘了，革命的权力从来不是私产。北京的冬天，朔风凛冽。困在东交民巷8号里的高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整日在家酗酒叹气。在高岗的最后时刻，他或许会想起1935年劳山战役中迎面而来的炮火，那时的硝烟里有信仰的温度，而不是权力倾轧的寒意。当安眠药起效的瞬间，这个曾站在权力顶峰的男人，终于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代价。

正如毛所说：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