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为什么没能产生“合众为一”的大国？

很多人熟悉美国独立后的联邦道路，却不太了解南美也出现过一次接近统一的大规模尝试。19世纪初，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陆续走向独立，玻利瓦尔是其中最重要的军事与政治领袖之一。他推动建立的大哥伦比亚，大致覆盖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并一度包括巴拿马，目标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维持一个共同国家。这个联合体在1821年前后定型，1830年前后走向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委内瑞拉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玻利瓦尔的独立之路

1783年7月24日，玻利瓦尔生于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诞生于一个极其富裕的克里奥尔精英家庭，也因此有一个奇长无比的“贵族”名字——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迪西玛·特里尼达·玻利瓦尔·帕拉修斯·伊·布兰科。同年九月，英美签署《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此后，从北美独立到法国革命年代的政治动荡，再到海地革命的冲击，持续影响着拉美精英的世界观。玻利瓦尔年轻时和类似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样，16岁就被送往欧陆，在西班牙和法国接受教育。此时的欧陆，启蒙思潮方兴未艾，玻利瓦尔深受影响，决心推翻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创立属于全体美洲人的共和国。拿破仑在巴黎加冕时，玻利瓦尔也身处巴黎与一众启蒙学者深入交流。他虽然不赞成拿破仑复辟君主制，但群众对英雄的追捧与崇拜，也使他心驰神往，这一经历和接受的启蒙思想一样，成为激发他投身独立的重要动力。

1810年春，西班牙本土政局在法军压力下进一步动荡，中央权威对海外殖民地的约束随之松动。克里奥尔人趁机以总督及其他王室官员背离斐迪南七世、转向拿破仑扶持政权为由，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和波哥大等地发动公开集会与政治动员，迫使王家官员将统治权移交给由本地精英主导的地方洪达。1811年，第一届委内瑞拉国会宣布独立，并着手提出共和国宪制框架。西班牙摄政当局随后从波多黎各方向组织反攻并派兵镇压；与此同时，自由黑人与混血群体中亦有人因新政权未能在平等权利等问题上作出明确安排而转向保王党，内战与外来反攻由此里应外合。

南美洲地图。来源/天地图

与北美英属殖民地在18世纪逐步固化较为严格的黑白界线相比，西属美洲的殖民社会更常以一套繁复的身份标签来组织人口与等级。白人内部既区分半岛出生的西班牙人，也区分美洲出生的克里奥尔人；在早期移民结构与长期通婚或非正式结合的背景下，又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混血群体，常见称谓包括墨斯提索、穆拉托、桑博等。这些称谓并非自然意义上的人种划分，更接近由法律地位、税役安排与社会声望交织而成的分类，用法随地区与时代而变。总体上，白皮肤被赋予更高的社会评价；混血与有色自由民多集中于城镇，从事家务劳作、手工业、雇工、小商业与基层军役等；黑人群体中奴隶比例往往较高，但也存在数量不小的自由黑人与不同处境的社群。

1800年前后，西属美洲的人口结构已与宗主国时期的最初设想相去甚远。半岛出生的西班牙人数量本来有限，而混血群体与有色自由民在不少地区不断增长，日常社会也因此显得更为复杂。至于各类人群在数量上的先后，往往随总督区与省份而变，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清楚。殖民社会的地位秩序大体仍以出身与肤色为线索：半岛人多居上层，克里奥尔人次之，其后才是不同类别的混血群体，再往下是黑人与印第安人；不过财富、职业、法律身份与地方习惯又会不断改变一个人在现实中的位置，使这些标签并不总能与具体处境一一对应。各类人群之间的通婚与非正式结合长期存在，分类称谓也因此繁复，文书里常见层层叠叠的组合。克里奥尔人一方面在政治与经济上受半岛人压制，另一方面又往往维护既有等级边界，与混血儿、黑人和印第安人保持距离。

对照之下，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社会构成与地理分布更为单纯一些。人口以欧洲移民及其后代为主，殖民地沿大西洋海岸带相连，彼此往来更方便；18世纪的几次战争与边地摩擦也把各地的处境拉得更近。到独立危机来临时，跨殖民地的协作更容易展开，政治上的联合也因此更有基础。

内战与对西班牙的战争交织在一起。玻利瓦尔在屡败屡起的战事中始终抱着一个更大的设想：以哥伦比亚之名建立一个覆盖多个地区的新共和国。哥伦比亚这一称呼源自哥伦布，在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语境中常被用来指称美洲，新英格兰与中大西洋一带也流行用 Columbia来指代新大陆，美国的歌曲《Hail, Columbia》便沿用了这一传统。对玻利瓦尔而言，这个名字不仅是象征，也是一种政治愿景：先把若干新独立地区联成一体，再在此基础上推动更广范围的国家联合与协作。

油画，"解放者"的弥留之际，1889年，委内瑞拉画家安东尼奥·埃雷拉·托罗作，现藏加拉加斯玻利瓦尔博物馆，描绘了临终之时的玻利瓦尔

南美独立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大的国际环境。西班牙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已长期受制于财政与动员能力的上限；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后海军受挫，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又进一步消耗了伊比利亚本土的资源，使其向美洲持续投送兵力与物资的能力明显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玻利瓦尔在1816年之后逐渐获得来自英美世界的非正式支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批有实战经验的英国退役军人与军官赴南美从军，组成所谓英国军团，在若干战役中承担了相对稳定的骨干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部队正规作战经验不足的问题。伦敦政府在外交上维持中立立场，但对人员流动与武器贸易的态度更为宽松，使英制武器与志愿者得以持续输出至拉丁美洲。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宣言，虽未直接改变战场态势，却在外交层面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回旋空间。总的说来，法国革命以来扩散的共和与民族政治语言，加上欧洲列强与新兴国家的利益取向，共同塑造了一个更有利于独立阵营的外部条件。

转折出现在1820年。原定开赴美洲的西班牙远征军在加的斯一带倒戈，迫使已复辟的斐迪南七世恢复1812年宪法；国内政局由此翻转，赴美远征计划被迫搁置，西班牙对美洲战场的投入与统筹也随之受限。1821年，在玻利瓦尔的推动下，新格拉纳达与委内瑞拉的代表确立联合框架，暂时结为一体，史称“大哥伦比亚”。

胜利之后

独立战争尚未结束，革命阵营已开始为未来的统一勾勒制度轮廓。1819年安戈斯图拉会议通过《哥伦比亚共和国基本法》，把新共和国设想为昆迪纳马卡、委内瑞拉、基多三大区，首府分别为波哥大、加拉加斯与基多，并规定各区设一名副总统主持政务。但这套划分首先是一种政治安排。基多大区当时仍多在西班牙控制之下，直到1822年5月皮钦查战役后，苏克雷解放基多，玻利瓦尔随后入城，基多才在军事与行政意义上真正并入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年，库库塔会议制定宪法并重整国家机关，玻利瓦尔当选总统，桑坦德尔出任副总统，共和国也更明确以波哥大为政治中心。

玻利瓦尔本人身上却有深刻的矛盾：他敬重北美独立后的自由传统，也希望身边亲属能亲眼见识这种政治运作方式。他收养的侄子费尔南多·玻利瓦尔曾被送往美国求学，1827年进入弗吉尼亚大学。但他并不相信相同的体制可以在西属美洲顺畅运转。在他看来，委内瑞拉这类多元人口社会更容易被细小争端撕开裂缝，治理需要极其坚决的手段与高度的政治技巧，否则统一便难以维持。他在1819年安戈斯图拉演说中把殖民遗产概括为无知、暴政与恶习的三重束缚，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常常倾向于认为，共和国即便建立，也不得不在“自由”的尺度上有所收敛。

油画，1821年6月24日，玻利瓦尔领导委内瑞拉军队在卡拉沃沃战役中取得胜利，委内瑞拉得以解放。约1883年，阿图罗·米切莱纳作

这部宪法在行政设计上呈现明显的集权色彩。全国被划分为若干大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在其下设置省级等次级单位。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长官的头衔与制度语汇延续了波旁时期的行政传统，其权责安排也带有较强的旧制度连续性。由此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任命与指挥链条，总统不仅主导中央行政，也通过对地方官僚体系的任命与统摄，使地方行政在运行层面显著依附于中央权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地方自治结构，镇长、市长、州长与总统均由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在制度上不存在同构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

当时许多人把集权理解为战时动员的必要代价。对保王党人的战争仍在持续，统一的征税、征兵、军需供给与军事指挥被视为维系新政权的前提。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大哥伦比亚大体以旧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疆域与政治资源为基础，继续对西班牙仍控制的地区发动军事行动。1821年巴拿马并入联邦，1822年基多地区并入联邦，战事随后沿安第斯山系向南推进。至19世纪20年代中期，西班牙在南美大陆的统治基础明显动摇。也正是在外部压力逐步下降的过程中，中央集权与地方精英、地区利益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并为此后政治整合的困难埋下伏笔。

战事结束，联邦主义者与地区主义者在战时被压抑的诉求迅速回潮，各区域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经济与商业摩擦也开始公开化。关税政策的争议尤为典型。共和国采取相对低关税取向，客观上更有利于以农产品外销为主的委内瑞拉，却使厄瓜多尔的纺织业在廉价进口品冲击下面临更大压力。与此同时，1821至1825年的战时治理更强化了地区的不满。厄瓜多尔在军事动员逻辑下长期处于最高领袖的直接指挥之中，政策重心集中于作战与补给，地方经济与产业诉求难以进入中央议程。作为新并入联邦的地区，厄瓜多尔社会对政治代表性的敏感度更高，普遍感到自身在中央部门中的参与度有限，在军队晋升体系中也较难进入高位，而关键职位多为委内瑞拉人与新格拉纳达人所占据。由此，战后整合很快转化为关于资源分配、官僚任用与政治资格的争执。

更为尖锐的解体呼声，反而出自联邦的核心区域之一委内瑞拉。该地与欧洲贸易往来密切，城市商人群体与地方精英较早接触并吸纳自由主义观念，对政治秩序的期待更强调个人权利、地方自治与市场开放。在他们看来，政治共同体的名称与边界并非首要问题，关键在于制度能否保障自由与财产权利。因此，地区与中央的对立逐渐走向公开化。

西蒙·玻利瓦尔纪念堂。来源/维基百科

1826年，委内瑞拉已逼近退出大哥伦比亚的边缘。围绕佩斯形成的地方动员在各地扩散，公开挑战波哥大中央的任命链条与征调体系。市政集会与地方军政圈层中，反对中央政府的声音愈发尖锐，甚至出现“要佩斯不要玻利瓦尔、要委内瑞拉不要大哥伦比亚”一类直指联邦框架的呼号。入夏之后，这股离心情绪也开始向其他地区蔓延，基多与瓜亚基尔等地的地方精英借机重申自治与官职分配的诉求，中央政府的威信随之受损。玻利瓦尔试图以协商挽回局面，推动召开非常会议并派出调停力量，但各派别在权力结构、财政分摊与军队任用上的要求彼此冲突，难以在同一套方案中安置。委内瑞拉东部与南部一度出现拥佩斯者与拥玻利瓦尔者的零星冲突。1827年初，双方达成妥协，玻利瓦尔宣布对主要参与者大赦，并承诺推动宪制调整，佩斯则形式上承认中央权威。妥协带来了短暂平静，却没有改变分歧的性质。地方对自治与代表性的诉求没有退场，中央对统一与动员的执念也没有松动，联邦由此进入一种表面维系、内里松动的状态。

1828年，为修订宪法、重整国家结构，制宪会议在奥卡尼亚召开。玻利瓦尔坚持以更强的中央权力维系联邦统一。在他看来，离心已不可逆转，只有压紧权力中心才足以维持秩序。这一主张在会议上遭到强烈抵制，反对者要求恢复或强化联邦制安排，以保障各省自治与权力制衡。争论最终以玻利瓦尔派退出会场告终，他们拒绝在偏联邦制的草案上署名，会议也因此失去形成新共识的可能。分歧甚至上升到最高领导层，副总统桑坦德尔站在强调宪法约束与地方权益的一方，与玻利瓦尔公开对立。8月27日，玻利瓦尔宣布实行非常统治，集中行政与军事权力。随后不久，波哥大发生刺杀未遂事件，并伴随联邦派的反抗动员与中集权派的清洗措施。政治冲突至此不再是纸面上的制度争论，它开始具有更直接的生死与复仇意味。进入1829年，玻利瓦尔的信里频繁出现疲惫与愤怒。他看到的是谈判失败后的政治真空，是非常统治下的清洗与反抗，是各地对中央命令的阳奉阴违。于是他写道：

美洲没有信义，美洲国家之间也没有信义可言。条约形同具文；宪法等于书本；选举等于战斗；自由等于无政府状态；生命等于痛苦。

从这一刻起，大哥伦比亚的问题已经很难靠一次制宪会议解决。它更像一场关于权力归属与政治资格的长期撕扯，只剩下时间来决定分裂以何种形式到来。

2012年7月24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庆祝"西蒙·玻利瓦尔日"这一天，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右)向人们展示通过电脑技术复原的玻利瓦尔肖像

1830年初，玻利瓦尔辞去总统一职。此后，大哥伦比亚原先依托战争动员维系的政治框架迅速松动。委内瑞拉与厄瓜多尔先后另立政府，新格拉纳达也转入以本地政治为中心的运转轨道。1830年内，联邦已难以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到1831年前后，其制度名义也被终止。此后，新格拉纳达改称哥伦比亚，1903年巴拿马又从哥伦比亚分离。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三国国旗沿用大哥伦比亚时期的黄蓝红三色组合，彼此相似，仍保留着当年联邦的痕迹。

同一时期，西属美洲多地都出现了相似的分裂过程。墨西哥独立后短期内曾将中美洲纳入其政治范围，但中美洲很快退出，随后组建的联邦也未能长期维持，最终分裂为若干共和国。拉普拉塔地区同样如此，围绕港口与内陆的利益分配、关税与财政来源、地方军政力量的控制权，争执长期存在，原先的联合设想难以稳固。就结果而言，帝国时期的统一更多依赖同一套行政与财政机器，一旦这套机器撤去，各地更容易回到各自的省区边界与地方权力结构之中。

玻利瓦尔与他所设想的统一国家几乎在同一年退出历史舞台。辞职后，他一度计划离开美洲，行李与书籍已打包装箱，但病情迅速加重。1830年12月17日，他在圣玛尔塔附近去世，终年47岁。传记材料常保留一则细节：临终前后，他的衣物已十分破旧，随行军官拿出自己的干净衬衫替他更换。大哥伦比亚的解体与他的病逝在时间上相互贴近，使这一段历史的终局显得格外清冷。

南美未能在19世纪初形成一个类似合众为一的大国，并不只是玻利瓦尔个人的人生悲剧，也不只是某种国民性叙事所能解释。更贴近史实的说法是，在战争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新国家需要同时完成财政整合、军队国家化与政治代表性的重新设计，而这些任务彼此牵连，任何一项处理不顺，都足以放大地区间的不信任。大哥伦比亚的解体，正是在这一组相互牵制的治理难题中发生的，它为后来的南美国家形成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前提条件。独立之后，统一并非自动到来，制度与利益的重新缝合，往往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