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

在法国，尽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够避免这场战争，但是战争既已临头，他们也就把它作为民族劫数接受下来。过去曾有种种说法，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已经败坏了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并且预料，一旦发生战争，这种影响将会带来亡国之祸。而今，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几乎近于肃敬的报道，法国人民“民族忠义”勃发，而又“全无骚动不安情事”。在比利时，则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罕见的英雄，这位心地纯正的国王使比利时声誉大振，使其在这或降或战必择其一的关头，不出三小时就作出了决定，尽管明知其后果可能就是灭亡。

这时候，英国对于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尚无所闻。丘吉尔和贝尔福，霍尔丹和格雷，这些人思想深处所考虑的是，如果法国覆灭，则有德国称霸欧洲之虞。但是，必须援助法国这一政策是关起门来搞的，从未公之于众，没有充分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可。自由党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全国人民，都不可能意见一致地去参加战争。这次危机，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只不过是德法之间历史纠纷的又一插曲，与英国毫不相干，纵然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很多人如此认为。要使这个危机在公众心目中成为切肤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时遭到入侵之时。因为中立的比利时是英国政策的产儿，在那里，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将是对英国设计和签字的条约的践踏。于是格雷决定于次日上午要求内阁将这种入侵视作正式的宣战理由。

8月3日下午3时，格雷预定要就这次危机向议会宣布政府的首次正式公开声明。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引领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国家投入战争，而且要朝野一致，举国团结。他必须得到向以和平主义为其传统的本党的支持。他必须向世界上历史最久而又最讲实际的议会说明，为什么英国并非由于承担义务而要援助法国。他必须说明比利时是缘由而又不隐瞒法国才是根本缘由；他必须唤起英国的荣誉感，同时又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他必须面对的乃是一个就外交问题进行辩论的传统已发扬了三百年之久的场所，而他既无伯克（Burke）的才气又无皮特（Pitt）的威力，既无坎宁（Canning）的练达又无帕默斯顿（Palmerston）自信的勇气，既无格莱斯顿（Gladstone）的辩才又无迪斯累里（Disraeli）的机敏，可却必须证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国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必须使同代人心悦诚服，必须无愧于前人，同时又必须为后人所理解。

下院开会时，议员无一缺席。自从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为了容纳全体议员，过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团席上除德、奥大使缺席留有两个空位外，座无虚席。上院客人挤满了旁听席，长期主张义务兵役制而不见采用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也在其中。会场一片紧张的沉寂，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传递纸条，也没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头窃窃私语。可是就在此刻，突然 咔嗒声响，议院牧师从议长身边后退的时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绊了一脚。全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内阁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温文尔雅的脸上毫无表情，劳合·乔治蓬头散发、面无血色，像是突然老了几年。他们两人之间，坐着一身浅色夏季西装的格雷。

格雷讲得从容不迫，但却富有感情，他要求下院能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责任”出发来看待这次危机。他叙述了与法国军事“会谈”的经过，说明没有任何“秘密协定”束缚议院或限制英国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自由。他说，法国卷入战争是出于它对俄国所负“荣誉上的义务”，但是“我们不是法俄联盟的成员；我们甚至对于这一联盟的条款也不清楚”。为了说明英国并未承担义务，他似乎有些过于推托其词。一个保守党人，德比（Derby）勋爵，不禁愤愤然对他邻座低声说道：“天哪，他们要抛弃比利时啦！”

格雷接着透露了与法国的海军安排。他告诉下院，根据与英国的协议，法国舰队都集结在地中海，以致法国北海岸和西海岸“毫无防御”。他说他“感到”：“如果德国舰队开进海峡，轰击法国未加防御的海岸地区，我们不能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党议席上爆发出一阵喝彩声，而自由党议员则是听着，“垂头丧气，不吱一声，默然认可”。

转到比利时中立的问题，“一个更为严重，并且每时每刻愈趋严重而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格雷颇为明智，他不是凭借自己的辩才，而是借助格莱斯顿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们能够袖手旁观，熟视这史上最严重的罪行玷污历史的篇章，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吗？”他还援引格莱斯顿的另一句话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英国必须“反对任何大国的无度扩张”。

他把“问题和抉择”摊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专心地”听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最后爆发出一片掌声，表示响应。一个人能够驾驭整个国家的时刻是令人难忘的，事实证明，格雷的演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时刻，以后被人们奉为重大事件。普遍的看法是，格雷获得了举国支持。

德国人之所以冒此风险，是因为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速决战，尽管那些文官领袖们到最后一刻还在唉声叹气，担心英国会采取什么行动，而德军总参谋部则已考虑了英国的参战问题，并且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这对一场他们相信四个月就会结束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影响，或是根本没有影响。

克劳塞维茨，一位已经过世的普鲁士人，还有诺曼·安吉尔，这位虽然在世却为人所误解的教授，已不约而同地用速决战观念束缚了欧洲人的思想。速决取胜，这是德国的传统观念；一场持久战在经济上不可能也不胜负荷，这是人人皆有的传统观念。

“你们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回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出征将士这么说。德国宫廷社交活动的一个记事人员8月9日有这么一段记载：那天下午，奥佩尔斯多夫（Oppersdorf）伯爵走进来说，战争不会打上十周之久；而霍赫贝格（Hochberg）伯爵认为只需八周，尔后还说：“你我将在英国聚首。”

不知是出于本能还是归功于才智，三个有头脑的人曾预见到黑暗的阴影将漫长数年而不是数月。这三个人都是军人。毛奇是其一，他曾预言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疲劳战”。霞飞是其二，1912年，他在回答部长们的问题时曾指出，法国初战告捷之时，将是德国举国抗战开始之日，反之亦然。且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其他国家都将被卷入，结果会是一场“漫无限期”的战争。然而，不论霞飞还是毛奇，虽然他们自1911年和1906年以来就各是本国的军事首脑，但在他们的计划中都没有为他们预见到的一场消耗战留有余地。

第三位——也是唯一按其预见行事的人——是基钦纳勋爵，但他没有参与制订最初的计划。8月4日，他正准备乘上一艘轮船前往埃及的时候，仓促奉召就任了陆军大臣。由于内心深处受到奥妙的灵感的启示，他在赴任时就预言战争将延续三年。他对一个不敢苟同轻信的同僚说，时间甚至可能更长些，不过，“暂且说它三年是不会错的， 像德国这样一个国家，既已逼得人家和它交手，那只有把它彻底打垮，它才会甘心认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究竟要多久，只有鬼知道。”

毛奇和总参谋部都不需要格雷或其他什么人向他们说明英国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早就料到它的参战是必然无疑的。“英国人来得越多越好。”这是毛奇对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英国人越多，在一场决定性的败绩之中落网的也就越多。

毛奇天性悲观，使他不作一厢情愿的非非之想。1913年，他草就的一份备忘录，对形势阐述之精确，远非英国人所及。他写道，如果德军没有比利时的同意而竟借道比利时，“那么，英国将会而且必然会参加我们敌人的行列”，英国既然在1870年就公开表示了这个意图，当今就更会如此了。他认为没有哪个英国人会相信德国人所作的诺言，即在打败法国之后便撤出比利时；他深信，在德法战争中，不论德军是否借道比利时，英国都会参战，“因为它害怕德国称霸，而且，为了切实贯彻保持均势的政策，它将竭其所能制止德国势力的增长”。

当晚在白厅，爱德华·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窗口，正值窗下路灯华光初放，他一声感怀，后来成了那个年代的写照：“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