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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朝灭亡,是因为皇帝昏庸,也有人说,是因为奸臣当道,还有人说,是因为外敌入侵。其实,这些结论只是写给百姓听的戏文。一个诺大的帝国,岂会亡于一个昏庸的皇帝,几个奸臣又怎会把朝廷掏空,外敌又怎会突然兵临城下?
戏剧家们给出这些结论,目的是为了把系统的问题,简单甩锅给某个具体的人,从而让人们忽略系统本身的问题。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有朝代的轮回。这一评价,虽然傲慢,但也精准捕捉到了历史最具特色的命题:历史一直在重复,但重复的不是昏君,而是系统性失败。王朝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搞垮的,而是被系统结构拖死的。
为什么这么说?当代著名的政治学教授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古代社会不是停滞不前的死水,而是一套具备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超稳定结构,它通过周期性崩溃实现自我净化,在毁灭与重建中维系核心结构不变。这种结构的韧性,源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大子系统的平衡。这便是著名的超稳定结构。
显而易见,变化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旧结构被瓦解,并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又孕育出新的结构,社会从而进入了一个新形态。另一种则是旧结构崩溃,这种崩溃反而消除了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因素,同时也扼杀了尚未成熟的新结构萌芽,从而使得系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毫无疑问,古代中国正是在第二种可能性中不断循环。
那么,为什么旧结构的崩溃反而会有利于旧结构的复活,而且还扼杀了新结构的萌芽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白三点:什么是旧结构、什么导致了旧结构的崩溃,以及什么修复了旧结构。
首先,什么是旧结构?旧结构就像一台电脑,由CPU、内存、显卡三个核心子系统构成。
CPU就是意识形态,儒家学说为古代社会提供了一套解释世界的框架,它的核心是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将这套意识形态上升为用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法则。这套学说,号称可以解释一切社会问题,虽然都是事后的,但它极具辨证性,既能论证皇权的合法性,也就是天子受命于天,又能标榜农民是社会的根本,也就是民为贵、君为轻;既能维护官僚的利益,也就是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又能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道德庇护,也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这样的CPU,在王朝鼎盛期,它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在王朝危机时,它又成了诊断问题的标尺,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以那些推翻旧结构的起义,也要高举“替天行道”、“恢复三代之治”的儒家CPU。
内存就是官僚体制,自秦朝“废封建、立郡县”以来,古代王朝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核心,通过官僚系统治理的中央集权体制。这个内存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还是双通道,也就是儒法合流:表面上推崇“仁政德治”的儒家伦理,实际却倚重“利出一孔”的法家手段。士的官位、农的土地、工的籍贯、商的许可,一切都需要这个内存来调节。这个内存的吸引力在于,它一方面为平民才俊开放了极为有限的上升通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效消解了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它又完全控制了知识精英的创造力,所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正是这套制度,确保了精英阶层在官本位观念上的高度一致,使得王朝更迭后,官僚队伍依然可以快速吸纳社会精英,实现“换庙不换道”的平滑过渡。
显卡就是小农经济,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单个农户如同风雨中飘摇的扁舟,极易破产。然而,正是这种原子化的状态,才具备了惊人的韧性,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崩溃不会引发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一个地区过得不好,反而会让其它地区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更为关键的是,小农经济与中央集权形成了共生关系:朝廷需要稳定的赋税来源,农民则需要朝廷提供水利工程和秩序保障。所以,王朝更迭后,都会重建几乎相同的小农经济体系。
那么,什么导致了旧结构的崩溃?金观涛先生提出了无组织力量的概念,对CPU而言,比如玄学和清谈;对内存而言,比如冗官和腐败;对显卡而言,比如土地兼并和救济失效。当意识形态丧失说服力引发信任危机,当经济破产导致流民增加,当官僚系统失灵加剧社会失控,最终无组织力量发展到系统无法运转的程度,旧结构就会轰然崩塌。

那么,什么修复了旧结构?答案是农民起义。旧结构的崩塌,并非是文明的终结,而是修复的开始。农民起义犹如电脑的重启,它强行清除了原来的运行程序,也就是猛烈扫荡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实现了土地和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但起义缺乏构建全新社会结构的想象力和知识储备,他们唯一熟悉的模板,便是前朝的儒家帝国。于是,新王朝建立后,重回小农经济,重建官僚机构,重尊儒家学说。
比如元朝曾经引入诸多异类的元素:重视商业、允许自治等等,但被朱元璋彻底清除,他颁布《知丁法》,推行屯田,重建户籍,实施保甲,不仅复归了宋代的治理框架,还变得更加的保守。
理解超稳定结构,不仅是为了解读过去,更是为了思考未来。在追求稳定的同时,如何为创新和变革保留空间?就像是李约瑟难题:为何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近代的中国?因为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系统,会本能地排斥任何可能破坏它稳定的力量。
当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裂变新生时,明清两朝却在超稳定结构的轨道上惯性滑行。直到1840年,西方文明携枪炮而来,这台旧电脑才被迫进入了系统升级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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