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光鲜亮丽，内里烂了一地

辽朝咸雍五年，耶律乙辛封太师，道宗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

《辽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一》：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

这就意味着，耶律乙辛在辽朝的军事上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是临时的，但他仍旧可以不经过请示就调动辽朝的任何一支军队。

可以说古代历史上，权臣做到耶律乙辛这个级别的，那也没有几个了。

耶律乙辛呢，看人用人的准则也非常简单，简单到只有一条，那就是凡是阿谀奉承他的，他就提拔重用，凡是忠正直言，不贿赂他，不投靠他的，他就排挤打压。

很快，耶律乙辛围绕他自己，组成了自己的党派集团，这个集团里都是他的亲信，人很多，比如张孝杰，萧十三，萧得里特等等。

张孝杰是汉人，来自建州永霸县，早年贫困。

萧十三是契丹蔑古乃部人，身份也不算特别显赫。

萧得里特则是遥辇洼可汗宫分人，同样出身低微，靠依附别人走上仕途。

看得出来，耶律乙辛集团的这些人，他们和集团首脑耶律乙辛有着近乎相同的身份，都来自于社会中下层，他们没有背景，没有根基，道宗经历皇太叔之乱之后，要任用的，要重用的就是这类人。

张孝杰是兴宗一朝的状元，他这个状元身份，想必也是辽朝皇帝钦点的，而且道宗还赐予他国姓，封赏不断，职位一直提升到北府宰相，可谓位高权重。

道宗一次游猎，多是耶律乙辛集团的成员随行，道宗一天时间打了三十头鹿，收获颇丰，于是皇帝就地举办宴会，还让张孝杰坐在自己身边，皇帝则坐在营帐之中，背诵起了《诗经》中的句子：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这是《诗经》中的《王风·黍离》，是对亡国之痛和物是人非的感叹。

（原诗）

西周末年，周幽王昏庸，导致外族入侵，西周的首都镐京被攻破摧毁，西周灭亡，后来周平王即位，他把都城迁到了东边的洛阳，开启了东周。

几年之后，一个东周的大夫路过已经荒废的镐京。

原来的镐京，是宏伟的宫殿，是庄严的宗庙，是繁华的街道，但是因为战乱，现在什么都没了，变成了一大片黍子和高粱地，长的还十分茂盛。

大夫走在这片废墟上，脚步沉重，心里非常难过，他触景生情，于是说出这句千古名叹：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懂我的人，知道我是在为家国沦丧而忧伤，但不懂我的人，还以为我是在这里找什么好东西呢？

道宗在此时吟诵此句，颇有深意。

皇太叔之乱后，宗室，外戚等传统贵族势力遭到打压，他们和皇帝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道宗重用这些出身中下层的人，本质上是一种以下制上的帝王术。

对皇帝来说，这是一个略显孤独的办法，他必须倚重这些人来平衡朝局，但皇帝又未必真的信任他们，皇帝把《黍离》中的周朝大夫对故国沦丧的忧思比在自己身上，一方面是在抬高张孝杰这些新贵的地位，把他们比作与皇帝同忧社稷的知我者，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试探：

你们既然被我破格提拔，是否真的能成为和我同心之人？

张孝杰是这么回答的：

《辽史·卷一一零》：今天下太平，陛下何忧？富有四海，陛下何求？

现在天下太平，陛下还有什么可忧心的，陛下拥有这天下四海，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道宗听了之后非常高兴。

可以说道宗有警惕心，有提出问题，有提出怀疑的这个能力，但是他毕竟智商不高，竟然被张孝杰三言两语就给吹捧的不知所以了。

《诗经》中的这两句话境界很高，但道宗的境界其实并没有到那个地步，皇帝想要的，不是有人陪他一起忧，而是有人能让他不必再忧，说白了皇帝需要的只不过是有人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后来又有一次宴会上，道宗还说：

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

先帝任用耶律仁先，耶律化葛，是因为他们贤能而有才智，如今我有张孝杰和耶律乙辛，才智不在耶律仁先，耶律化葛之下，朕是得到了人才啊。

一个是靠阿谀奉承上位的汉人状元，一个是出身卑微的权臣，两人此时在政坛已是无恶不作，劣迹无数，道宗竟然把他俩和耶律仁先，耶律化葛并列，这说明皇帝的价值观也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顺从比忠诚更加重要，当下的好用比历史的可靠更加重要。

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后人研究历史，因为知道历史后来的发展，似乎天然就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如果换做自己，自己一定比古人做的好。

比如，很多人会批评秦始皇是暴君，说如果我是秦始皇，我肯定不会焚书坑儒，我用怀柔政策，但如果我们回到战国刚结束的那个语境之中，各学派百家争鸣，思想极度多元，这对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构成了潜在的离心力，秦始皇需要一统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文化潮流。

以及所谓的坑儒，其实很大部分是方士和参与政治阴谋的儒生，背后更涉及六国旧贵族的复辟暗流。

秦始皇的选择未必正确，但它是在那个时代如何快速巩固大一统，这一先例命题下，一种暴力却逻辑自洽的尝试，后人往往是站在儒家正统胜利之后的立场去批判，而忽略了秦朝面对的是有历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难题。

再比如，很多人看待北宋的熙宁变法，会认为王安石太过理想主义，还有人说，要是换我来，我循序渐进式的改革，一定能成功，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

北宋的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已经把朝廷的财政拖垮了，可当时并没有现代财税工具，只能靠调整专卖，青苗法等粗糙的手段来抓紧的，快速的处理。

王安石其实设计了很多精妙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在层层执行中全变味了，这就不是说换个人来变法，或者换种态度来变法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系统性问题。

再比如，很多人说明朝的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说如果换一个有能力的皇帝，明朝或许不会灭亡，但其实崇祯面对的是小冰河时期导致的农业崩溃，饥荒遍地，因为土地兼并和士绅免税而导致的财政崩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早就没了。

皇帝坐在紫禁城里，得到的关于前线，灾荒，贪腐的信息都是扭曲的，都是要分析真假的，袁崇焕究竟是忠是奸？三饷到底该不该征？皇帝要在这种信息不对等中做出太多决策。

到了明朝后期，中央对地方，将领，文官的信用已经透支了，哪怕崇祯想要励精图治，也没有人响应他。

我们事后知道李自成会进北京，清军会入关，所以我们才觉得崇祯的每一步都在作死，但仔细想一想，崇祯又怎么可能想到，自己裁撤驿站，会把李自成裁下岗，李自成又怎么能预料到，自己追赃拷饷，会导致大顺的灭亡呢？

如果总是用这种马后炮的方式，拿着正确答案去批评做题的人，本质上这是在拒绝进入古人的世界。

但是，难道我们一定要觉得，古人都是厉害的，古代的皇帝做事情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皇帝都有帝王术，做什么都能给他找补找补吗？

也未必。

就比如道宗耶律洪基，实际上不需要用过于复杂的各种方式去分析他，因为结果一目了然，在他长达四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战略布局能证明他有超越个人趣味的政治蓝图，辽朝在他的治下，从内部腐化到外部威信丧失，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放任权力被小人窃取的自然结果。

以前他会被耶律重元父子骗，以后他还会被耶律乙辛骗，而且骗的更狠，更惨，当上的更加魔幻，更离谱。

历史认知当然需要警惕后见之明带来的傲慢，因为这种傲慢会让人觉得古人处处都不如我，但也需要警惕过度诠释带来的复杂化傲慢，就是认为古人的每个举动背后都有深不可测的智慧。

历史认知的微妙也就在于此，有些古人，我们理解的越深，就越无法去原谅，而有些古人，我们原谅的越多，就越无法真正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