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史野的都要飞起来了

清朝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夏天的苏州城，热，非常热。

但是比天气更热的，是躁动的人心。

这一年的四月十七，苏州吴县知县甄辅廷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有些过分离谱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下令杖责了一个叫做吴三新的生员。

比如朝廷会给生员发福利，给吃的，生员可以免除部分徭役，生员见了知县不用下跪，知县更不能随便给生员用刑。

如果一定要用刑，要走一套非常复杂的流程，要先把这个事情汇报给当地学政，就是管教育的官员，学政确认之后，革去生员的功名，才能给生员动刑。

要不说这个甄辅廷太猛了，他什么也不管，直接就把生员吴三新按在地上打了二十大板，直打的吴三新是惨叫连连，死去活来。

这就已经违反朝廷的法度了，更不妙的是，行刑当天是清太宗孝端文皇后的忌日，按照相关规定，这一天大清上下，谁都不准动刑名之事，更不准用刑，以免冲撞先人。

说起来这个案子，倒也不复杂，生员吴三新欠了商人杨敦厚一笔钱，没还，杨敦厚把他给告了，甄辅廷为了惩戒吴三新欠钱不还，不讲信用的行为，于是就杖击以惩戒。

这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但问题是，你作为知县，你使用权力，你也要遵守朝廷的流程和制度，你不能胡来。

吴三新当然也很不服，挨完打之后，他就跑回平时读书的书院，跟自己的一些同窗同学抱怨，他说：

诸生受杖矣，孰是忝颜而犹为诸生也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吴三新堂堂生员被打，这就是读书人被打，丢的不是我的人，丢的是全体生员的脸面，现在你们脸上还挂得住吗？你们还能若无其事，熟视无睹么？

他这么一吆喝，书院里不少同学义愤填膺，认为吴三新说的很对，从明清以来，生员都是特权阶级，尽管是级别最低的特权阶级，那也是特权，从来没听说过知县敢打生员的，今天他甄辅廷敢打吴三新，明天他就敢打别的生员，二三十人立刻站了出来，簇拥着吴三新到知府衙门，没别的，他们要告状。

一告甄辅廷擅自对生员用刑，二告甄辅廷在孝端文皇后忌日擅自对生员用刑。

（群情激奋）

事实清楚，过程明确，其实这种事情一告就准，但这帮生员毕竟不是正式官员，他们哪儿知道官场水深水浅呐，官场上互相兜底，同舟共济是常有的事情，知府叫任兆炯，他哪儿有兴致去管这帮生员的闲事儿？

所以生员们到了府衙一顿状告，任兆炯就是笑哈哈的应付着，也给不出个明确说法。

生员们一看，这是没告对地方啊，他们也不耽误时间，离开府衙，又去找江苏学政平恕去告状。

当时平恕正从松江县办事回来，乘船到码头，生员们早就翘首以盼，一看平恕上岸，立刻涌上前去，要当面告状。

学政就主管教育，管科举，管这些生员举人的，知府不管，难道学政还能视而不见么？

谁成想，学政还不如知府呢，知府至少还假装接待，学政不仅不接待，反而直接把生员们都轰走了。

要注意，这个时候，告状的生员已经越来越多了，从二十多人变成了两百多人，这两百多人找学政请愿，你学政别说帮不帮生员做主，你至少也要了解一下情况，你得让人说话啊对不对。

结果这个平恕态度恶劣，直接把生员全都撵走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江苏巡抚宜兴和平恕同行，他也在场，但是他也没管。

这可算是把生员的心给伤了，也犯了众怒，生员们这回也不告了，而是选择自行示威——

吴县这些生员们，他们开始集体罢学罢考，学也不上了，科举也不考了，官府一天不处理吴三新挨打这个案子，生员们就抗衡一天。

这苏州官场啊，您别看受理生员们的案子那是推三阻四，效率慢的不行，可生员一罢学罢考，他们行动倒是快的惊人，马上就开始抓人，短短五天时间，这些参与示威的生员全部被抓，两百多号人，把衙门里的大牢都住满了。

书院里还有个叫做杨廷的训导，小官吏，平时大概是和一些生员不对付，这次趁着官府抓人，他赶紧诬告了一堆生员，因此这些被抓的生员里，也有一些根本没有参与过示威，莫名其妙就被关押。

而且作者查了一下原始档案，发现吴三新被打的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吴县的生员都参与进来为吴三新讨要说法，因为事情越闹越大，包括长洲县，元和县的一些生员也参与了进来，反正涉及面非常广。

人都抓完，接下来就是审理。

这些生员里，有关系的，有背景的，训诫一顿，交钱放人，没有背景的，免不了打一顿，打完之后让你写认罪书，要认是生员污蔑了知县对吴三新用刑，不许他们为苏州各级官员不办他们的案子而继续示威，你不认罪，你不同意，那好办，把你打到同意就行了。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记载：

另制小号刑具，酷刑拷掠诸生，等于治贼。

以素纸勒令画供，有不服者加以刑，诸生皆含泪画押，而出其附卷亲供，究不知所写何语也。

案子很快办完，放掉的放掉，关押的关押，掌刑的掌刑，最后由江苏巡抚宜兴结案，宜兴把本案写成奏折，汇报给了嘉庆皇帝，把这两百多个生员给定性为了“扛帮滋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

这个案子，没出人命，没有经济犯罪，也不涉及谋逆造反，太普通了，按理说皇帝日理万机，这种案子他可能都不会看，但嘉庆皇帝非常重视，而且看出了其中的不同寻常，皇帝批示说：

江苏文风最胜，士习安分，朕所深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嘉庆说，江苏地区的读书人，他们最安分，你不把他们逼到一定份上，他们是肯定不会闹事的，你作为巡抚，恐怕是听信了别人的一面之词，就把案子给办成大案了。

皇帝很不悦，在了解基本案情之后很快做出指示，先把罪魁祸首甄辅廷革职，再将本案重审。

案情翻转，被关押的生员都被放了出来，而负责捕捉，审讯生员的官员都被处理，一干在本案中没有受理生员的状告，对本案推诿不办的官员，也是革职的革职，降职的降职，可以说整个苏州官场都为之一震。

案子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本案中有两个生员涉及其中，一个叫做顾蒓，一个叫做李福，这两个人平时在书院的关系就很好，是患难之交。

官府大肆搜捕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险恶的事情，顾蒓找到李福，说我家还有一个弟弟，但你家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一定要有人出来顶这个罪名，我来替你顶。

多年之后，顾蒓做了官，您说巧不巧，他正好到云南去做学政，他在云南积极选拔人才，维护生员的利益，赢得一片好名。

从当年被冤枉的生员，到后来为生员撑伞的官员，身份是变了，但立场没有变。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案发一直到结案的过程中，这些生员们一直在不断抗争，并且执着于要把当时发生的一切都记载下来，有写诗的，有填词的，有写民谣的，还有写骈文的写赋的，生员的记录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以说，是这些生员的记录和发声，让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还成了一个记忆。

文学是什么？文学有时候就是记忆的容器，是声音的延长线。

事件会过去，人也会老去，会死去，但诗歌，诗词，文章，谣谚，这些东西会留下来。

留下来干什么呢？当然是等后人来读。

读的时候，就会有人知道，原来两百多年前，有一群读书人，挨了打，关了押，流了放，但没闭嘴。

他们有话要说，他们把想说的写了下来。

然后，我们看见了...

案件发生的这一年，朝廷剿灭白莲教已经第四个年头，战事不利，正月乾隆皇帝驾崩，紧接着是权倾朝野的和珅倒台。

江山易代，朝局动荡，嘉庆自然要保护士绅和读书人的利益，这是他统治的基础，所以面对巡抚呈上来的严肃处理二百多名生员的奏折，嘉庆就算当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也一定会提出异议，何况甄辅廷审吴三新，也实在是审的过于简单粗暴了。

按大清律法，忌辰之日不得行刑，你打的还是朝廷首要保护，严令禁止用刑的生员。

甄辅廷做知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么简单的规矩他不知道？

难道他不知道他这二十板子打下去会是什么后果？

他肯定清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至于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那就只有，天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