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国钱、前朝钱，南宋人都照用不误

4月9日，湖南省武冈市在一处工地发现大量古钱币，文物部门估计有约3吨（含水和泥土）之多。经初步整理，已识别钱币30余种，涵盖唐、北宋、金、南宋等多个时期。因钱币所属时代下限为南宋，可推断这些钱原为南宋人所有。

通常来说，此类窖藏大都是人们在遭遇战乱等突发情况时匆匆埋下，埋入的是自己多年积攒，可在市面上正常流通的“通货”。有朋友可能会说，南宋治下的武冈有北宋钱币不奇怪，可难道还能使用早已灭亡的唐朝，以及曾经的敌国金朝的钱币吗？答案是的确可以。

古代一枚铜钱的面值是一文，在武冈窖藏所属的南宋时期，一文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一斗米通常在250文左右，1斤盐大概100文，在乡间沽一升酒都要几十文。假设一个武冈人到市场上买柴米油盐，掏出一把零钱付账，卖家把钱数清楚就已然不易，怎么还会一个个去看这些钱是不是本朝所铸？更大额的交易以“贯”为单位，每贯理论上一千文，宋朝延续晚唐以来的“短陌制”，实际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从照片看，武冈这批钱币大都已串在一起，以贯计数。要做大生意的时候，出手几贯，甚至几十、几百贯，完全不可能去对每文钱做查验。

举个例子，清朝多数钱币正面以汉字标明年号，如“康熙通宝”“光绪通宝”等；背面则用满文记录铸地，如工部“宝源局”、河南“宝河局”等。孙中山早年在家乡翠亨村启蒙村民，问他们：“中国的元首是谁？”村民回答：“天子就是中国的元首。”孙中山又问：“这天子是中国人么？”村民说：“自然。除了中国人以外没有人配做天子的。”孙中山这时掏出几枚铜钱说：“你们瞧这铜钱上天子的字。这些不是中国字，是满洲字。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孙中山说的“中国人”当然只是指汉人，他拿钱币做“教具”，说明早知道乡间百姓未曾注意钱上是些什么字。

一枚乾隆通宝和背面的满文

我在《通宝中国》里做过总结，古代百姓对钱币在意的只有两点：“一、钱币铸得是不是好；二、市面上的钱是不是够花”。铜钱作为一种金属货币，其价值主要由自身含铜量决定，比如唐朝一枚开元通宝法定重量约4克，平均含铜量70%左右，那一文钱的价值大致等同于2.8克纯铜。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晚期官铸钱和大部分私铸钱的含锡、含铅比例大，尤其重量有的轻至1-2克，实际价值大打折扣，如果用这样的劣钱来买东西，可能需要几枚才能买到标价1文的商品。

在小平钱（即面值1文的铜钱）之外，古代统治者还会铸行所谓“虚值大钱”，如武冈窖藏中出现的崇宁重宝大多数重约10克，至多等价3枚小平钱，宋徽宗、蔡京君臣却将其定为“当十钱”，使其名义价值高至10文。北宋朝廷通过发放俸禄、采买物资等手段让崇宁重宝大举进入市场，结果这些钱并不被老百姓接受，且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宋徽宗被迫下诏改“当十”为“当三”，让崇宁重宝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归于一致。

北宋小平钱和法定“当十钱”的对比

宋金争夺货币

我们身处现代社会，在中国就要用人民币购物，美元、欧元、日元等外币不可能直接使用。古代很不一样，不仅百姓轻视钱币上的文字，就是朝廷自己在有若重商主义的理念指导下，也只想尽可能多地掌握铜钱，不怎么把钱上那些昭示正统的年号、国号当一回事。因此，宋朝、辽朝、金朝、西夏中任一国的钱币都可能被收入另一国的国库，并被用于赏赐大臣。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铜钱最多的时代，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一书估计，北宋铸钱总量超过2.6亿贯。即便如此，市场上流通的钱币依然不足，让“钱荒”成为常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铜钱大量外流，如苏辙说“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

以金朝来说，完颜阿骨打在收国元年（1115年）建立政权后，受制于境内铜矿匮乏，四十多年间都是使用辽、宋和伪齐旧钱，直至海陵王完颜亮在位的正隆三年（1158年）才第一次铸造钱币。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出使北国，即发现“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意思是说金朝本没有钱币，完颜亮尝试铸钱，所得数量也不多。除正隆元宝外，金朝较常见的钱币仅有大定通宝，始铸于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

南宋铸币量较北宋大幅减少，但境内存有海量旧钱，为在经济上“卡”金朝“脖子”，朝廷规定双方互市要以物易物，严防铜钱出境。合法途径被堵住，金朝便千方百计地诱使宋人走私钱币。在宋境内依照短陌惯例，七百七十文为一贯，而金人允许宋人拿一二百文当一贯用，这样南宋商人偷带出境的一贯钱足能当几贯钱花。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在宋金贸易中，铜钱“成为宋的输出品中最主要的一种”。

原金朝境内出土钱币自然也以宋钱为主。2017年，辽宁省本溪市发现一处金朝窖藏，一个陶质大缸里装了约7万枚钱币，其中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通宝、金朝的大定通宝等占约15%，其余的都是北宋铜钱。

面对铜钱外流的状况，南宋大臣邵骥曾痛陈：“铜钱日越虏界，而彼之钱未尝秋毫涉吾地也”。邵骥这话说得多少有些夸张，因为武冈窖藏中就有金朝钱币（应为正隆元宝或大定通宝）。金朝末年为推行纸币，曾严禁境内铜钱流通，迫使一些商人不得不运钱南下，用之与南宋贸易，一度出现《金史·食货志》所说“钱多入于宋”的怪象。

铜钱可以畅行天下，纸币则只能固守一方。宋金两朝都曾大规模发行纸币，可想把南宋会子拿到金朝去花，或者反过来金朝用交钞套取南宋铜钱，就都好比痴人说梦。事实上，宋金一些纸币即便在本国境内都有流通区域的限制，像南宋“淮交”就仅在两淮地区使用。

一张北宋交子，印有“除四川外”的流通限制

明清人用唐朝钱

最后咱们说说武冈窖藏中为什么会有开元通宝。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起，一直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开元通宝铸行了差不多三百年。不过其历史并未随着朱温篡唐而结束，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南汉、后蜀等政权继续铸造以“开元通宝”四字为钱文的铜钱、铅钱和铁钱。

北宋统一南北，立刻铸行新钱，既有昭示建国的“宋元通宝”，也有标示年号的“太平通宝”“淳化元宝”，可阻挡不了开元通宝的跨代流通。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北宋时期“前朝旧钱无疑还有大量在流通，特别是开元钱，大概要占全部铜钱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事实上，开元通宝非但出现在武冈这样的南宋窖藏平平无奇，就是在明清窖藏里找出几枚都十分正常。明朝前期力推大明宝钞，像之前的金朝一样禁止铜钱流通，甚至有好几位皇帝都没有铸造钱币。大明宝钞发行无度，急剧贬值，到明英宗在位时期已形同废纸，“禁钱令”被迫取消。纸币崩溃后，市面上缺少本朝的新铸钱，百姓只好偷偷翻出旧钱来用。

明孝宗之后，朝廷恢复铸钱，不过弘治通宝、嘉靖通宝等有若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要。阎邻等人曾上书明世宗，说明“国朝所用钱币有二：曰制钱，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次曰旧钱: 如开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钱是也。百六十年来，二钱并用。”从嘉靖年间上推160年是洪武、永乐年间，可见百姓从大明立国之初就在用以开元通宝为代表的唐宋旧钱。

市面上充斥各种新钱旧钱、好钱劣钱，相互间比值不定。明世宗规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也就是说同样是铜钱，新铸的嘉靖通宝7文能当一分（即百分之一两）银子花，而之前的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要10文，至于磨损严重的古钱开元通宝等则需30文才行。

清朝铸币量较明朝大增，加之白银流通日益广泛，市场上货币较为充足，唐宋旧钱逐步退出流通，但它们从未绝迹。1986年，四川省汶川县阿坝铝厂发现一处清代窖藏，后整理出钱币1.8万余枚，其中有6枚就是开元通宝。

一堆轻薄不一的开元通宝

唐高祖以开元通宝替代五铢钱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唐朝灭亡后，经过五代、宋、辽、金、元，到了明清时期竟然还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