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这个人，你说他是流氓，没错；你说他是闻人，也对；你说他是慈善家，还是事实。一个人能把这三重身份穿在身上，还穿得体面，这就是本事了。
咱们从他自个儿总结的那“三碗面”说起——体面、场面、情面。这六个字，算是把他待人接物的精髓都点透了。先说体面。杜月笙出身水果行学徒，没念过几天书，可他后半辈子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让人瞧得起。上海滩的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他永远是一袭长衫，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早年那颗五克拉的大钻戒，他给锁进保险柜，不戴了。他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不爱听“杜老板”，因为“先生”这两个字听着有书卷气，能把他那条泥鳅出身的底色给遮一遮。他甚至请了说书先生常年在家讲《三国》《水浒》，学里面的权术气度，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混混，修炼成了见谁都文质彬彬的模样。
再说场面。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典礼，那排场，上海开埠以来就没有过。从法租界到浦东高桥，六个仪仗大队，英法印越巡捕开路，蒋介石、张学良、段祺瑞这些人的匾额都在队伍里抬着，黄浦江上汽轮摆渡，桅杆上飘的都是“杜”字旗。他为什么要搞这么大？因为在他潜意识里，这不光是光宗耀祖，更是在那个洋人横行的年代，给中国人争一口气。当然，他也确实风光，鼎盛时期身兼七十多个董事长、理事长，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场面撑得足足的。
可真正让他立足的，还是那碗“情面”。杜月笙有句名言，说别人存钱，他存交情。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他是真舍得散财。手底下人闯了祸，他出面赔钱道歉；文人朋友落了难，他悄悄在茶几上压一张庄票。章太炎那种国学大师，最后都跟他成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会琢磨人心，你话还没说完，他已经知道你的难处了。这份洞察力，配上出手阔绰的做派，让人不得不服。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有艺人编快板讽刺他以前的管家囤积粮食，结果家里被砸了。杜月笙二话不说，自己掏钱去慰问赔偿，舆论一下子就转过来了，都说杜先生仗义。你看，他就是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本事。
可是，如果只看到他长袖善舞、仗义疏财，那就把他看简单了。
杜月笙的复杂性，在于他把帮会的势力深深嵌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筋骨里。他用“情面”结交银行家，用“场面”震慑对手，再用帮会那张无孔不入的网，去操控工人运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他设计诱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手上沾着血，帮蒋介石清党。可转过脸来，他又在法租界水电工潮里，自己贴钱给罢工工人发工资，让工人对他感恩戴德。《申报》上甚至登出启事，说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保姆”。他一方面镇压工运，一方面又充当劳资纠纷的调停人，两边通吃，把自己的势力越做越大。
到了三十年代，上海的金融、工商、劳工、文化各界，哪儿都有他的影子。银行家开业，得先去他那儿拜码头；工人闹罢工，往往得请他出来仲裁。他就像上海滩一个不在编的“地下市长”，用一套江湖规矩，维系着这座城市另一种秩序。
所以说，杜月笙这个人，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矛盾。他可以是淞沪抗战时捐飞机、送防毒面具的爱国者，也可以是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的黑帮头子；他可以用最传统的方式孝敬师父陈世昌，一跪多少年，也可以用最狠辣的手段铲除异己。他一生追求的体面，是把一条泥鳅硬生生修成了龙，可他骨子里又清楚，一旦失败，自己还是会变回泥鳅。这种清醒与自卑，驱使他拼命往上爬，也驱使他拼命给自己留后路。
杜月笙和他代表的那个帮会时代，是近代上海一个奇特的产物。它野蛮，却又自成逻辑；它黑暗，偶尔也透出点光。而杜月笙本人，就是这套逻辑的人格化体现。他晚年寓居香港，销毁了所有别人写给他的借条，不让子女去讨债。那一刻，他大概是想用最后一点“情面”，给自己波澜壮阔又充满争议的一生，画上一个体面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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