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晚清第一先知 为何却被举国骂作汉奸？

本来准备做期俄乌的战术探讨，难得回了趟家，晚上和几个老友小聚，看了部老电影《一刀倾城》不免憋的慌。话说，小时候对这电影印象蛮深的，尤其那首主题曲荡气回肠。然而长大后，读书多了，却也对一些教科书上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多的认知与理解。

比如，说到晚清的风云人物，谭翤同固然可歌可泣。而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是耳熟能详。但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是第一个体验过电话的中国人，也是晚清的第一先知。可按理如此开眼第一人，却一度被国人骂作汉奸（清奸？）。

他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891年湖南湘阴的小巷里，一个老人在咳嗽声中闭上了眼睛。街坊邻居路过他家门口，有人偷偷啐了口唾沫，有人低声骂着汉奸卖国贼。

 没人想到，这个被全村鄙视的老头，早在四十年前就看清了中国的未来，他的见识比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派早了十多年，比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早了四十多年。而这个老头就是郭嵩焘，后来被史学界称为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我印象课本里就没有他）。 

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曾经富庶的商人家庭。商人家庭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思维。19岁考中举人后，他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在这里结识了刘蓉，进而认识了曾国藩。

三人年龄相仿，意气相投，在长沙的会馆中共居两月，形影不离，一同立下了成为圣贤、报效国家的志向。这段时光被三人视作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曾国藩后来还曾作诗怀念与郭嵩焘、刘蓉相伴的日子。

曾国藩后来顺利考中进士，郭嵩焘却历经五次科考，才在1847年如愿登科。这一榜进士人才济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都在其中。而在考中进士之前，1840年第二次会考失利后，郭嵩焘前往浙江，成为学政罗文俊的幕僚。

这一年，恰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军开战之初便攻打浙江定海，郭嵩焘在浙江的两年，亲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学政虽主要分管教育，却可参与军政大事，作为幕僚的郭嵩焘得以参与战事谋划。他亲眼目睹了官兵溃败、百姓家园被毁的惨状，也真切感受到了洋人的强大，这场战争在他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一方面，国家的脆弱让他报效国家的志向有了更具体的目标，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他开始跳出传统认知，思考洋人来华的目的，收集资料梳理历代王朝与外邦的关系，甚至着手撰写相关著作。在当时众人皆将洋人视作蛮夷的环境中，这样的思考与研究显得格外难得。

1850年，郭嵩焘考中进士后不久，因其父母相继去世，他回乡守制期间，太平天国战乱爆发。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郭嵩焘与发小左宗棠一同带着家人躲进山中避难，还曾相约日后在此养老，只是谁也没想到，两人后来会反目成仇。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郭嵩焘极力劝说曾国藩出山创办湘军，还促成左宗棠进入张亮基的幕府，是湘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支援江西战场时，他发现太平军以船为营，机动性极强，便向曾国藩建议建立水师，这一建议后来成为湘军取胜的关键。此外，他经商家庭的背景让他颇具理财天赋，在湘军粮饷紧张时，率先提出设卡抽厘金，解决了湘军的后勤难题。

不过说起来，据说曾国藩曾评价郭嵩焘是著述之才，而非做官之才，这话后来得到了印证。郭嵩焘为湘军效力四年后，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不久便被咸丰帝召入南书房，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派他前往天津协助僧格林沁防守。两人在应对洋人问题上分歧巨大，僧格林沁主战，郭嵩焘却认为开战无法解决问题，主张通过谈判了解洋人的诉求。可当时朝堂主流意见皆是主战，谁主和谁就可能被斥为汉奸，郭嵩焘的主张自然得不到采纳。

1859年6月，英法联军再次来袭，僧格林沁率军打赢了一场胜仗，朝廷上下欢欣鼓舞，曾国藩也写信给郭嵩焘，感叹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但郭嵩焘却忧心忡忡，他深知以洋人的实力，这场胜利只会让事态进一步扩大，难以收场。

不久后，咸丰帝派他前往山东查税，郭嵩焘以钦差大臣身份，一路拒绝地方官员的接待，自掏腰包食宿，清廉自守，却因触动了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利益网络，不仅毫无收获，反而中了圈套，被地方官府弹劾，咸丰帝将他降三级。

这份委屈让郭嵩焘心灰意冷，他自始至终在乎的不是官职高低，而是皇帝的信任。感觉不被信任的他，以养病为由请辞回乡。没想到这一辞，却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

两个月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后驾崩，慈禧发动政变清算肃顺党羽。郭嵩焘与肃顺关系密切，若留在北京，必然难逃牵连，好友们都戏称他有先见之明，提前逃离了是非之地。

这是郭嵩焘第一次官场失意，此后的他还会经历两次起落。

1862年，经李鸿章举荐，他出任江苏官员，后调任广州巡抚，任职不到三年便因与同僚不和，又被左宗棠弹劾补给不力，再次辞官。

郭嵩焘与左宗棠本是发小，他曾多次鼎力相助，却没想到会遭此弹劾，这份恩怨让他至死都未能原谅左宗棠。不过，郭嵩焘在广州巡抚任上处理洋务纠纷的能力，给朝廷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日后出使英国埋下了伏笔。

1875年，58岁的郭嵩焘被朝廷召回。此时，清朝决定首次外派公使，而合适的人选，朝廷想到了郭嵩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已在北京常驻公使，按国际惯例，清朝也应外派公使建立对等外交关系，但因礼仪之争一直未能成行。

为啥呢？

因为，大清从来自诩天朝上国，认为外派公使应享受外邦君主跪拜之礼，而这在西方显然行不通。故而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放弃跪拜礼，外派公使的最大障碍才得以消除。

与此同时，真正促使郭嵩焘出使英国的直接契机，是马嘉理事件。1875年，英国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打死，英国公使威妥玛借机勒索，提出处置地方官员、派人赴英道歉、增开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要求。

朝堂之上，自诩高尚的士大夫们坚决反对处置云南巡抚岑毓英，认为有损朝廷体面，谈判陷入僵局，但你要这些大夫们亲自出马前往交涉，他们又没这个胆量。

关键时刻，郭嵩焘上书直言，英国人的核心诉求是牟利，处理此事应依据条约、讲求证据，洋人入境即已获朝廷许可，那打死对方人员就应承担责任，处置岑毓英才能避免被进一步要挟。

未曾想，这番言论让郭嵩焘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士大夫们纷纷指责他吃里扒外、卖国求荣。然而一旦问及如何处置，则这些大夫们又一个个装气死来。最终，清廷还是采纳了郭的部分意见，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而其中一项便是派专使赴英道歉，随后常驻英国担任公使。

说起来，出任一国公使，这在今天多少无数人羡慕的肥缺。而在当时却被视作贬谪甚至流放，无人愿意接手。不得已，朝廷只得选择郭嵩焘，但此时的郭嵩焘早已心灰意冷，一再上书婉拒。

郭嵩焘前前后后总共七次萌生退意，每次都找了不同的缘由，可终究没能如愿辞官。朝廷一心想稳住他，就连两宫太后都亲自出面挽留。

太后们召见郭嵩焘，话语里满是劝慰。慈禧轻声安抚，现在你只管专心为朝廷办事，不必在意旁人的闲言碎语。你瞧瞧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哪个没受过非议，个个都挨过骂。

再看李鸿章，他在烟台督办洋务，不也被众人说得不堪入耳吗？办洋务本就是件苦差事，偏偏旁人都难以胜任，唯有你能担此重任。你得拿出担当，多为国家着想。

慈安太后平日里极少开口，郭嵩焘在日记里提到，此前两次召见，慈安太后都未曾说过一句话。可这次为了留住他，慈安太后竟反复五次叮嘱他要勇担使命。

而郭嵩焘原本在家中早已备好一肚子推脱的话，想延后接受这份差事，可面对两位太后的恳切言辞，那些话到了嘴边终究没能说出口。

听着太后们推心置腹的劝说，他心底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终究下定决心为国家挺身而出。

1876年11月10日，58岁的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多个英国殖民地前往英国。

这段旅程中，他对沿途的风土人情、礼仪制度观察得极为细致。看到英国铁甲船与他们的船只相互升旗致意、奏乐礼让，他不禁感慨，英国的富强并非偶然。

事实上，郭嵩焘的目光始终超越了出使的本职，政治格局、人情冷暖、风俗教化，每一项都牵动着他的心。

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更是让他时刻牵挂，彼时清朝正遭遇新疆危机，英国支持的阿古柏与俄国在西域暗中角力，他将在欧洲搜集到的第一手情报与独到见解源源不断传回国内，为朝廷的决策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1878年6月19日，伦敦的中国使馆里少见地张灯结彩，一场西式茶会从清晨一直延续到深夜。七百多位宾客齐聚一堂，英国的外交官、商人、学者，还有各国使节，都以能受邀出席为荣。

这样的应酬让年事已高的郭嵩焘倍感疲惫，身体几乎难以支撑，但他心里清楚，这些看似喧闹的场合，恰恰是捕捉一个国家真实政治动向的最佳窗口。

谁能想到，这位在伦敦游刃有余的公使，在国内时最厌烦的就是无用的应酬。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及，不愿久居北京，正是因为那里繁文缛节的应酬太多，让他深感疲惫。

可踏上英国的土地后，他仿佛天生就契合这里的文化氛围，无需任何过渡便自然融入。他尽情体验着异国风情，游览宫殿古迹，欣赏戏剧与音乐会，观看紧张刺激的赛马，甚至在夜晚探访水族馆。

西方世界的一切都让他好奇，而最吸引他的，还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后来兼任法国公使期间，他恰逢巴黎万国博览会，以头等公使的身份与法国总统并肩而坐，亲眼目睹了西方科技文明的磅礴气象。

同年8月13日，郭嵩焘应英国海军之邀，出席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海军检阅仪式。那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震撼展示，更让他见识到了宏大而有序的礼仪盛况。

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发明创造的黄金时代，电话刚刚投入应用，他便成为了最早体验打电话的中国人。日记里他这样描述，六十里外的声音通过听筒传来，竟如同在耳边交谈一般清晰。

惊叹于西方科技的发达，郭嵩焘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赞叹。他不断追问，欧洲人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他渐渐明白，科技发明不过是外在的成果，真正的根源在于西方的本。这个本，囊括了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学术思想、教育理念与文化传统。

他在蜩翼海防事宜中写道，西方立国分本末，本在朝廷政教，末在商贾贸易，造船制器只是末中之末。在他看来，西方的富强分为三个层次，政教是根本，器物是表象，而商贾则能连接两者，既推动教育发展，又促进器物制造的繁荣。

为探寻政治的根源，他还特意前往英国议院旁听。起初，他误将两党之争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党争，深入观察后才恍然大悟，英国的朝野两党各有政见，通过相互制衡达成政治平衡，这与中国的党争有着本质区别。

为弄清西洋人才鼎盛的原因，郭嵩焘走访了各类学校。在牛津大学，他了解到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制度，不禁与清朝的科举制度相对照，觉得博士相当于清朝的翰林。

但他很快发现两者的不同，清朝的翰林终究要走上仕途，而英国的博士可终身专注于学术与科技研究，这一点让他深感值得借鉴。

顺着这个思路，他进一步深入学习西方的经济学、哲学与文学，亚当斯密、约翰穆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都成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在日记里亲切地称苏格拉底为索夫子，柏拉图为巴夫子，亚里士多德为亚夫子。

除此之外，郭还坚持把他在欧洲的见闻与思考，及时分享给国内的友人，其中与李鸿章、孙宝珍的通信最为频繁。有些不便直接向朝廷进言的话，他都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坦诚相告。

他提醒李鸿章，不能只盯着西方的器物，造枪造炮、造船修路这些都只是皮毛，西方真正的根本在于政教、文化与商业。

他还在信中提到，在欧洲看到许多日本留学生，他们与中国留学生截然不同，中国留学生多专注于制造技术，而日本留学生不仅学习武器制造，更潜心钻研英国的法律与制度，学习态度细致又认真。他恳切建议，中国也应多派留学生，让他们广泛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局限于器物之学。

但就在郭嵩焘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新事物，为国家寻找出路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却掀起了轩然大波。他遭到了朝廷官员的集体弹劾，导火索是他整理出版的一本书史熙继承。这本著作，其实是他出使途中的日记汇编。

出发之前，总理衙门就嘱咐他，要详细记录对外交涉的大事，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情况，随时寄回国内。慈禧召见时，也特意叮嘱他做好记录。

郭嵩焘谨遵嘱托，将从上海到英国51天的行程见闻与感想详细记录下来。担心日记内容有所冒犯，他还特意处理了一些敏感文字，才将手稿寄给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收到后，交由同文馆印刷出版，分发给朝中官员阅览，这一切显然是经过慈禧同意的，否则这本书根本不可能问世。

可这本书却像捅了马蜂窝，在朝中引发轩然大波。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士大夫们，纷纷上书弹劾郭嵩焘。他们指责郭嵩焘在书中一味歌颂洋人，称英法等国不仅富强，还充满礼义信让，全然没有中国士大夫眼中蛮夷的模样。

这种对西洋的推崇，在他们看来是谄媚讨好，简直骇人听闻，有失国体。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上纲上线，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请求将史熙继承毁版禁传。

这些士大夫们不知道，郭嵩焘在整理日记时，已经刻意隐瞒了许多更为激进的观点。他其实认为，西洋并非蛮夷之邦，其文化有着两千年的积淀；学习西方不能局限于中体西用，而应全面学习其根本。

这些言论，他或是写进给李鸿章的私信里，或是保留在未公开的日记中，从未在史熙继承里提及。可即便如此，他依然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脆弱的自尊让那些固守传统的土大夫们无法接受一个赞美洋人的同僚。

雪上加霜的是，郭嵩焘推荐的副使刘锡鸿，也在背后捅了他一刀。刘锡鸿深知国内的舆论氛围，为了与郭嵩焘划清界限，避免回国后被视作同党，竟暗中监视郭嵩焘，将其日常行为中的所谓不合规矩之事一一记录，上报朝廷。

那么，郭嵩焘究竟都做了哪些叛国之事呢？

如前所述，郭嵩焘踏上英国的土地时，眼底满是对新知的渴求。他像一块海绵，贪婪吸收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切，从工业技术到社会制度，每一点见闻都让他在夜里辗转反侧，琢磨着如何让沉睡的祖国也能踏上文明发达的道路。

可同行的刘锡鸿，心思却全然不在此。

刘锡鸿的日常，更像是在扮演一个秘密监视者。他紧盯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专挑那些在他看来不合规矩的细节，悄悄记录在案，再加急送往朝廷。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举动，在他眼里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有一回，郭嵩焘在英国参观炮台，天寒地冻，一位英国军官脱下自己的袍子给他披上，郭嵩焘坦然接受了。这一幕让刘锡鸿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身为大清大臣，怎能穿洋人的衣物，即便冻死也该坚守气节。

还有万国博览会上的插曲，巴西国王走过时，郭嵩焘起身致敬，这又被刘锡鸿指责为有失体统。

在他的认知里，巴西不过弹丸小国，如此举动简直丢尽了天朝上国的颜面。就连在白金汉宫看戏时，郭嵩焘像旁人一样翻看节目单，也被他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仿佛接触洋人文化便是莫大的过错。

这些在今人眼中无关紧要的琐事，在刘锡鸿看来每一件都关乎国体尊严，性质严重到他必须公开表态，要与郭嵩焘划清界限。他真的是思想保守到无法接受任何新事物吗？后来公开的日记揭开了谜底，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政治正确。

刘锡鸿太清楚朝廷的舆论风向了。郭嵩焘出使之前，就已被不少人扣上汉奸的帽子，成为众矢之的。他明白，自己若不与郭嵩焘切割，等到出使任期结束回国，必然会被视作同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不断打小报告诋毁郭嵩焘，便是他选择的自保之路。

后来，刘锡鸿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在德国依旧摆出天朝上国的姿态，对上流社会不屑一顾。这般做派让他在德国人缘极差，甚至险些引发外交冲突。但即便身处异国，他仍没停下弹劾郭嵩焘的脚步。

长期的诋毁终于让郭嵩焘忍无可忍，他也开始搜集证据，弹劾刘锡鸿的污蔑之举。朝廷见状，索性将两人一同召回国内。郭嵩焘的三年公使任期，只干了两年便郁郁而归。

回国后的郭嵩焘名声扫地，连北京都没能踏入，直接返回了湖南老家。家乡的官民对他态度冷淡，更有人张贴标语，骂他是勾结洋人的卖国贼。

可谁能想到，那个整天指责郭嵩焘崇洋媚外的刘锡鸿，在私人日记里，对英国的评价竟比郭嵩焘还要高。其日记里记录着，英国官方曾邀请他参观监狱，他当场拒绝，觉得对方必定事先布置，看不到真实情况。

但他悄悄记下地址，后来特意绕道前往。可走进监狱后，他忍不住称赞这里的人道，犯人的待遇优厚，还能学习一技之长，以便出狱后正常谋生，直言这是仁义之举。

还有一次，英国某部门邀请他参观济贫院，他同样以担心事先安排为由拒绝。之后他又以个人名义前去探访，看完后连连称好。

甚至刘还特意跑到伦敦以外的城市乡间，发现这样的济贫院随处可见。在他笔下，这里的制度好到极致，穷人无衣无食时，只要申请便能得到国家救助，这让他由衷赞叹仁义之极。

为何刘锡鸿在朝廷上的言论与私人日记里的感受截然相反？答案或许就在那个落后的时代大环境。集体观念的僵化，让超前的思想难以被接受。

而郭嵩焘那些超越时代的见解，注定会遭到政治迫害。

另外值得一提是，晚年的郭嵩焘曾有过两个惊人预测。在英国期间，他观察到日本人的学习态度，断言国家未来最大的隐患不是英法，而是日本。他看到亚洲各国向西方学习，唯有日本学得最踏实，且藏有雄心，如果大清不觉醒，迟早会被日本远远甩在身后。

关于国家发展，他更是提出一个三百年的规划。第一个百年，要在器物层面追赶西方，造出像样的枪炮武器。

第二个百年是百年树人，着力于教育文化，培养新一代人才。

第三个百年，才能触及制度革新与人心风俗的改善，这需要漫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完成。

可惜的是，郭嵩焘对国家的贡献，远超他所处的时代，可也正因这份超前，让他无法被同时代人理解。

1891年，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上书朝廷，陈述他一生的功绩，请求为他立传并赐予谥号，却遭到朝廷断然拒绝。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期间所著书籍颇有争议，不宜给予谥号。

一位远超时代的先行者，生前饱受骂名，死后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这不仅仅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