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神秘的毛家湾

我（徐景贤，下同）先后去过两次林家大院一林彪在北京毛家湾的公馆。第一次是九一三后不久，林家大院对内开放，我随着众人一起入内参观。走马观花，看得很不仔细，但是却激起了我想深入了解，研究一下林彪的家庭结构和日常生活的愿望。

第二次我通过关系单独进入了林家大院，整整看了一个下午。说来也巧，这次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熟人，他参加了林彪住所清查整理工作的全过程，在他的向导下，我逐屋细看细问，见到了很多第一次参观时见所未见的束西，也听到了不少闻所未闻的奇闻怪事。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离开平安里不太远，门牌号码是毛家湾一号。五十年代初期，这里曾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的公馆，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以后，搬了进去，并且划进了平安里警院的一部分，加以扩建。这条胡同的两头都有警卫战士站岗。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南墙上有两扇大大的铁门，门里是一个占地面积约一万九千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一万一千平方米。

进了大门，分成东、西两院，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是林办工作人员的住所和办公楼西院是林彪和叶群的居所，那是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结构巧妙的平房，外墙都是灰色的，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内部的装饰却非常考究。这个设计思想，同样也体现在后来我参观过的上海“415"(现在虹桥迎宾馆)以及杭州梅家坞附近的林彪别墅等建筑物上。

毛家湾林家大院内的西院房屋，四周都环绕着一条宽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保卫工作；回廊环绕着一间一间的房间、所有房间的门窗，都开在回廊里，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这些窗户，均为双层，便于隔音和保持恒温，有的窗户上，还安装着防止外边用电子器窃听的铜丝网罩。房间里都是清一色的柚木地板，铺着暗红色的大地毯。当初所以要造平房而不造楼房，一是因为居住者年龄大了，可以免去爬高之苦；二是为了保密，高墙里的平房外人无从窥探...

我统计了一下，这一大片西院房屋里有四个会客厅、四间卧室。进了屋门，穿过回廊，便是第一个客厅。这个厅的面积不大，陈设也很朴素简单，就是几把软椅，旁边几只茶几，据说是专门用来接待并不亲密的一般来客的。客来了，小坐片刻，主人见面寒暄几句，不作深谈；有的时候，主人自己甚至并不见客，一切均由秘书代劳。至于很多圈内的人或是林彪信得过的人，则被直接请到里面的第二客厅。

第二个客厅面积很大，墙上挂着林彪手书的条幅：“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块地毯的四周，安放着一圈沙发，有单人的，有双人的，足足可以供一、二十个人圈坐。这里就是林彪亲自接见来访客人的重要场所。

在客厅的一角，安放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军用地球仪，比之卓别林一个影片里面玩弄的那个地球仪，还要大得多。

大客厅的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座专供拍照用的阶梯，共有三级平台，每级可以站五、六个人，谁要是能够得到“副主席”的垂青，就能荣幸地和他一起合影留念。在两间客厅之后，有一个很奇特的房间，面积不大，不过二十来个平方米，像是个小会客室。室内的陈设也十分平常，放着几把软椅子，没有桌子，窗户也都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可是，室内的灯光却特别明亮，后壁的天花板两边墙角上，还特意安装了两盏小水银灯，灯光斜射下来，把整个房间照耀得如同白昼。原来，这个特设的房间是专供叶群“相面”那些层层选拔的“儿媳”“女婿”，带到这里来，由叶群暗中观察。

从走廊里的另一扇小门进入，我这才发现小会客室的后部隔着一堵墙，还有一个小房间，房里暗洞洞的，靠壁放着几只高凳子。我们跨上高凳，眼前正好有几扇玻璃小窗，就跟电影院后部放映室墙上的小窗差不多。从小窗望出去，下面那个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小会客室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年，叶群下令叫人把选出来的“女婿”和“儿媳”的候选人，带到外面的小会客室里，让他们随意地休息谈话。她自己并不和那些人照面，而是偷偷地从走廊上溜进后边的小房间，爬上高凳，从玻璃小窗里窥探那些青年人的相貌、身材、言谈、风度......因为外面的小会客室照明度很强，而后部的小房间里完全是黑漆漆的，所以，在会客室里谈话休息的男女青年，根本觉察不了有人正躲在暗处窥视他们。邱会作的妻子胡萍，就带过人到这儿来给叶群“相面”。

客厅的对面，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圆书室，四壁都是书橱。藏书的数量不少，内容也很丰富，那个时期外边看不到的图书，这里倒很齐全。有“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有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经典文学作品，我还看到一本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在图书室中央，有好几只卡片箱，装满了名人名言的摘录卡片，我随意抽出一张，抄录的是一句成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但是，听说这些卡片是林彪的秘书兼图书管理员摘抄的，而林彪自己则不读书、不看报，每天听听文件......

在室内走廊的尽头处，有一座通往地下室的水泥扶梯扶着一旁的杆往下走去，原来是一个装饰得相当雅致的电影放映厅，是将原设计的防空洞改建成的。放映厅两边的墙上饰着壁灯，前座是沙发，后座是软座、可以供二十来个人看片。林彪的代号是“101”，用“101”的名我可以调看所有的内部影片、包括江青钓鱼台片库里的影片，地安门外中国电影资料馆里的封存影片，以及外交部等通过有关途径要来参考的过路片等。但林彪自己很少看影片，看内部影片看得最多最勤的是林立果，放映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影片是美国故事片《女人比男人更凶残》，林立果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津津有味。可以想象：这一类影片对于林立果后来策划的非法活动，起了相当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地下放映室走上来，拐一个弯，穿过门洞，走过甬道，豁然开朗，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宽敞的室内游泳池，长二十五米，宽七米。林彪怕水，连水声都怕听，当然不会下游泳池。这座游泳池实际上是吴法宪专门为叶群建造的。游泳池顶棚下的钢铁支架，也是吴法宪下令从空军调来的。叶群一年四季都要游泳，池水一直保持摄氏三十度的恒温；游泳完毕，就在池旁的卧榻上休息，还叫专人来按摩，所以叶群到了五十来岁，体态还是保持得很好。......（这里省略500字匪夷所思的桃色内容）

我参观得最仔细的，当然是林彪和叶群的卧室。林彪的卧室在整座大院的深处，因为他怕风、怕光，所以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幔，室内的光线很暗。但是林彪也不是终年不见阳光的，在他卧室的外边，有一间专门设计的晒太阳的房间，屋顶很高，上无片瓦，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上，都安装着大块进口的石英玻璃，价格昂贵、能透过紫外线。逢到晴日，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他就到这儿来坐坐，晒晒太阳，使他的脸色不致太苍白。

林彪的房间里有温度自动调节设备，必须保持恒温，墙上挂着温度计，指明温度总是自动控制在摄氏二十一度左右。房间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只六尺宽的大板床，据说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没有上色。林彪怕水，主要是怕听流水的声音，不要说江水、河水，就是连抽水马桶里的水声他都害怕，他听了流水声，肠子就要蠕动，跟着就拉稀。所以林彪房间旁边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就被封起来了，可是他要方便怎么办呢?服务员就在他睡的大板床的床板中央，挖了一个圆洞，洞下安放着便盆每天林彪起床时由服务员把褥子和板床上的圆盖拿掉.....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大床靠近林彪足部的一方，悬空竖起一块和板床同样宽度的大木板，和板床形成直角形、好像一堵照墙，同样用本色的门木製成。据说原来是用来挡风的，现在却成了林彪的“水粉牌”。林自己用他那歪歪斜斜的粉笔字，几乎把整块木板写满了:

“吃鸡蛋会内热”

“吃芝麻可生黑发”

“喝茶叶会升高体温”

“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这些“座右铭”，有的是林彪从自己的厨师那里听来的，有的是自己的“生活实录”，还有的是从医书里翻到的。不看书、不看报的林彪，只爱好翻医书和查辞典。一旦找到新的“秘方”，他就把已经写满的大木板擦掉几行，补上新条目。当然，有些条文令人费解，例如“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膀胱上怎么会有汗腺?只好留待医学专家们去研究了。

在房间靠窗的一隅，放着两只小沙发，上面安置着竹编的坐垫，因为林彪害怕出汗，坐在竹垫上可以透气，防止出汗。他每天要在沙发上坐上好几个小时，活像老僧入定，或是昏昏欲睡，或是念念有词，只是在心里打着主意。他的那些“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啦，“成就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啦，还有什么“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就是这样冥思苦想地“创造”出来的。

林彪提倡“活学活用”，可是自己不看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等，都由秘书选出来以后念给他听。他则端坐在沙发上，连在批件上画圈都由秘书代劳。这种办公的方式，在林办叫做“讲文件”。林彪听得疲劳了，室内既没有电视机，也不放收音机，但是在白木床板底下放着一只像樟木箱般的雕花箱子，只是略小一点，即是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一架八音琴，现在成了林彪唯一的消遣品。打开箱盖，启动开关，连在齿轮上的轴心有一根根突出的小尖刺，当它缓缓转动的时候，便有规律地撩拨着一根根钢丝，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乐音。林彪闭目静听、室内萦绕着一种神秘和怪异的气氛。

在大板床头部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卷裱好了的条幅，是林彪自己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大字: 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

从卧室的布置、陈设、环境和氛围来推想卧室的主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可能是一个身体虚弱、死气沉沉的老者，他怕动、怕死，于生活似乎没有太多的要求。如果以为这就是林彪的真实形象的全部，那就大谬了。在九一三以后，清查到了他生前指定专人为他拍摄的一部长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林彪在大客厅里挥舞着指挥棒，朝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指指点点、比比划划......

看完了林彪的卧室，我们再看叶群的房间。这可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叶群的房间和林彪的卧室相距很远，据叶群自己说，因为她希望室内温度要低一些，两间卧室太靠近了会影响林彪的室温，所以要拉开距离。走叶群的卧室，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的玻璃橱柜，一层层，一格格，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锈纹斑驳的青铜器皿，玲珑细薄的古瓷瓶壶，巧夺天工的象牙雕件，品莹剔透的玛瑙翡翠......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仔细一看，几乎全部是张大千的画，有仕女，有山水......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都是用林彪的名义向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借”来的。

诚然，文物的数量远远不止放在叶群卧室里的这一些，就在毛家湾林家大院的后进，有一条二、三十米长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借”来的书和文物。统计起来，在林家大院查抄出来的用各种手段侵吞的文物，总共有一千多件，当时价值就达数百万元。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展出了一样东西：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在叶群卧室里，和这批古玩文物极不协调的是她那张欧洲古典式的洋派眠床，整部床架全部是用黄铜浇铸的，饰以金色的花卉圆案，非常奇特、床头墙上奶油色的镜框里，挂着一帧叶群的放大彩色照片。那是她到普陀山去游览时照的，穿了一身漫灰色的料子西服，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鸭舌帽像她平时的习惯一样，帽子总要推到头顶后面、帽舌朝天，在帽檐底下故意露出一绺弯曲的前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是她最得意的姿势和神态。照片镜框下边的大床上，铺着一副松软而富有弹性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盖着当时还少有的电热毯。

在大床的旁边，放着一张特制的餐桌。这张餐桌只有一条腿，像一架落地风扇的柱子一样，底部安装着有几个滑轮的支架，上部横里伸展出一块像报纸般大小的木板托盘，可以上下升降调节。这张餐桌是专供业群进英国式早餐使用的。每天早上，睡够了懒觉的叶群醒来以后，并不起床，而是按电铃唤女服务员进去，侍候她激洗完毕，就在床上像英国贵族夫人一样进早餐。服务员端着早餐进来，一盆盆，一碟碟地放在餐桌的木托盘上：牛奶、烤面包、白脱油、火腿蛋、小牛肉，还有刚挤出的新鲜橙汁、搁在小盅上的糖黄白煮鸡蛋......最后是冒着热气的咖啡。服务员把餐桌推到叶群的床边，伸展出来的木托盘正好对着靠在高枕头上的叶群，她就用这种英国式的大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这个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十二级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提为九级，可是已经连半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都没有了。叶群大床的一边是一座英国式的壁炉。当然，恒温的房间是用不到另外生火的。装置这座壁炉的唯一目的，就是使房间显示出西方的高雅气派。壁炉的四周镶着精致的乌木雕花架，炉顶的搁板上放着一叠进口的画报。翻开其中的一本，大都是女性照片。有一幅照片上，一个穿着三点式“比基尼”泳装的金发女郎，娇嗔地斜躺在大海边的沙滩上，而她身上的所谓泳装，实际上是几片极窄的网眼布条。带我参观的人打开旁边的柜子，取出一件实物，原来就是照片上的女郎穿着的网眼三角裤，据说这是叶群看了照片以后，让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裤片上的网眼完全可以通得过硬分币。而徐娘半老的叶群，居然敢穿着这样的泳装，当着林办工作人员的面，大摇大摆地跳到后边的游泳池里去游泳。

来到了林立果的房间。这个房间的陈设比较简单，和他在上海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里的别墅相比，简直天壤之别。他很少来这里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他的房间就在西院的最后边，紧贴着后门，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车，所以他来来去去确实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味道。

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束西。这些陈列的物品，都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处的林立果秘密据点里集中起来的。有一架高级的进口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一千米以外的树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消调整好相机的清晰度，一按快门，远处的风景和人物，就会缩短距离，像在近处一样被摄入镜；而且被摄的对象，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被别人偷拍了。林立果弄来这架照相机究竟派什么用场，是可想而知的。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箱子的外壳上钉着“上海小组”的标志。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到了一处地方，按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和“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林立果回来以后，一按机键、就可以听到全部来电的录音。两只箱子中的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的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可能早已有之，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确是新鲜玩意儿哩。

注 释：徐景贤，人称徐老三，文革前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兼文艺组组长。文革时期任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任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央委员，文革后被捕，获刑18年。1992年保外就醫，1995刑滿獲釋。2007年在上海去世，享年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