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六四是邓小平针对赵紫阳的政治清算

　　1989年春，中国发生大规模民主运动。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共当局出动军队进行武力镇压，史称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资深媒体人李肃作客《新闻大家谈》，还原六四事件前夕中共内部相关决策内幕，并引述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观察。在鲍彤看来，六四事件表面上是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深层则是邓小平藉学生运动清除赵紫阳的一场政治行动。

　　胡耀邦之死引爆悼念潮 澄清稿却被叫停

　　六四事件的发端，要从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去世说起。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许多大学生认为，胡耀邦主张改革、立场开明，其下台带有冤屈。因此认为他“含冤而死”，甚至可能是被“气死”的，于是走上街头悼念，表达对胡耀邦的同情以及对中共的不满。

　　对此，李肃引述鲍彤的说法表示，胡耀邦并非“气死”，而是在第二次心脏病突发后不治身亡。

　　李肃说，1989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鲍彤回忆，会议讨论一份关于改进大学教育的文件时，胡耀邦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举手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请假，说自己不舒服，随后趴在桌上。

　　赵紫阳见状，立即让他不要动，并询问在场人员谁带有硝酸甘油，因为他判断胡耀邦可能突发心脏病。

　　约两分钟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拿出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并解释说自己平时不带这些东西，是老伴一定要他带在身上。鲍彤回忆，江泽民犹豫了两分钟才拿出硝酸甘油。工作人员将药放入胡耀邦口中。当天中午左右，胡耀邦被抢救过来。

　　不料4月15日，胡耀邦再次突发心脏病，这一次未能抢救过来。

　　然而，当时外界传言纷纷，称胡耀邦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因情绪激动突发心脏病，是被“气死”的。因此，学生普遍认为胡耀邦死得冤，为他打抱不平。

　　为了澄清事实、缓和学生情绪，经赵紫阳批准，胡耀邦治丧办公室决定由新华社和中央办公厅合作撰写一篇文章，说明胡耀邦发病和逝世的过程。

　　李肃表示，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已通知全国报纸和电台，准备将这篇文章作为4月19日头版头条刊发。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中写道，这篇稿件原定题为“胡耀邦同志的最后七天”，后改为“胡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情况”。

　　稿件先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审阅，几人都同意刊发。可是到了深夜，温家宝突然来电要求暂停。一直到凌晨0时17分，温家宝再次来电，通知决定不发。

　　几位夜班编辑讨论时认为，这篇稿件本来有助于释疑、稳定大局，却被“老人”否定，令人难以理解。

　　李肃说，鲍彤认为，包括赵紫阳在内的多名政治局常委都同意刊发的稿件，在临发前几小时被取消，虽然是温家宝出面通知，但背后显然得到更高层授意。鲍彤判断，最终取消发稿的决定，很可能是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后，由邓小平作出。

　　鲍彤认为，这篇文章本可以缓和对立气氛，但被叫停，只能说明有人有意激化与学生的矛盾，为拿下赵紫阳创造条件。

　　十万人遗体告别仪式突遭取消 赵紫阳高规格悼念触动邓小平

　　胡耀邦离世后第三天，也就是198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胡耀邦治丧事宜，并成立胡耀邦治丧办公室，由政治局常委乔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

　　据李肃转述，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当时问赵紫阳：“那些学生现在在闹，我们怎么办？”赵紫阳回答：“不就是悼念胡耀邦吗？我们党的领导人去世了，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悼念耀邦，有什么理由不让学生悼念耀邦？”

　　根据赵紫阳的提议，会议原本确定在4月20日、21日两天举行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的仪式；追悼会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计有4000人参加，由邓小平出席、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

　　然而，治丧办4月17日曾发出通知，准备举行十万人瞻仰胡耀邦遗容、向遗体告别的仪式，但当天晚上9点又宣布取消。

　　时任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工作人员李平、《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以及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都在后来出版的书籍中记录了这一事件。

　　陆超祺在2006年出版的《实录六四》中提到，4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前往中南海开会。钱李仁回来后说，会议由乔石主持，胡启立参加，主要商量胡耀邦逝世相关事宜，决定4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向遗体告别仪式。

　　但当晚9点，钱李仁又来电话说，情况变了，仪式取消。

　　4月18日下午，中央办公厅再次召开会议。团中央的刘延东提出，既然前一天已决定举行十万人遗体告别仪式，现在突然取消，传出去后群众可能有意见。没想到乔石当场否认有这个决定，只说那是治丧办个别人的设想，不能传出去。

　　陆超祺对此感到不解。他认为，如果不是中央常委的决定，中直工委不可能召集各部门党委负责人开会传达。

　　张万舒则在《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中写道，4月17日下午5时半左右，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从中南海开会回来，传达说根据赵紫阳提议，乔石主持治丧办公室会议，胡启立参加讨论，决定4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仪式。

　　但晚上9时半左右，郭超人又到国内部值班室通知，仪式取消。

　　那么，是谁取消了这一决定？陆超祺在书中写道，钱李仁没有说明原因，也没说是谁决定的，但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最高指示”。因为下午的会议由乔石和胡启立决定相关事项，肯定不是他们两人的个人意见，而是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能改变常委决定的人是谁，答案不言自明。

　　李肃表示，根据以上内容，鲍彤认为，当时能否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邓小平。

　　李肃还透露另一个细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本决定在悼词中写入“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4月19日又通知不再使用这一说法。

　　李肃分析，这些变化都显示，邓小平并不愿意高调悼念胡耀邦，而这也让更多同情胡耀邦的人，尤其是大学生，更加感到胡耀邦蒙冤。

根据赵紫阳回忆录，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多设想都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图为1987年11月1日，赵紫阳（右）和邓小平（左）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John Giannini/AFP)

　　4.26社论激化局势 抗议浪潮再次升高

　　胡耀邦追悼大会最终于4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千上万名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或肃立，收听追悼会直播，并继续抗议。

　　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向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胡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应劝学生返校复课。

　　第二，对学生绝对不能动武，除非发生打砸抢烧杀事件。

　　第三，学生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应通过协商对话，在法治和民主轨道上解决。

　　据李肃说，常委们和邓小平当时都表示同意。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计划赴朝鲜访问。李鹏等人到车站送行时，李鹏问赵紫阳还有什么要交代，赵紫阳再次重申前一天提出的三点意见。

　　当天下午，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他与乔石按照赵紫阳的建议，起草了一份准备向全国发出的电报。当晚，李鹏又去见杨尚昆，并在杨尚昆建议下，两人一同向邓小平汇报。

　　李肃说，两人汇报回来后，口气就变了。鲍彤认为，邓小平在4月23日晚已经告诉李鹏，学生抗议是一场“动乱”。

　　表面上看，是赵紫阳离开北京后，4月24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向李鹏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学生抗议情况，并认定学生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

　　4月25日，李鹏和杨尚昆再向邓小平汇报。随后，邓小平将北京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但鲍彤认为，从4月17日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在背后操纵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试图缓和局势的措施，一再被邓小平否定。包括赵紫阳4月22日提出的三点缓和意见，也在关键时刻被推翻。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不要按原计划去朝鲜访问，但邓小平让他放心去，甚至告诉他“回来以后军委主席还是你的”。鲍彤认为，这是邓小平用来稳住赵紫阳的手段。

　　结果赵紫阳前脚刚离开北京，邓小平后脚就通过杨尚昆召见李鹏，把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并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李锡铭和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所作的汇报。

　　鲍彤认为，李锡铭和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是邓小平授意的。其中一个证据是，北京市委在4月24日汇报时称“中央有黑手”。这是一种僭越的说法。如果没有更高层授意或暗示，作为省级机构的北京市委，不可能如此直接地指责中央内部有人操纵学生运动。

　　另一个证据是，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常委会汇报当晚，就召开北京二十多所大学校长会议，提出要制止“动乱”。当时李鹏还未正式向邓小平汇报，中共中央也尚未将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如果没有更高层授意，北京市委不可能擅自作出如此强烈的负面定性。

　　况且，当时部分学生已经返回学校，形势正在趋于平息。鲍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动乱”一词，是为了进一步激怒学生。

　　果然，《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后，学生异常愤怒，重新进入天安门广场。

　　学生抗议再起 未能逃过武力镇压

　　1989年4月至5月，北京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反腐败、新闻自由和民主改革。许多市民、知识分子和工人加入支持，参与人数一度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5月中旬，部分学生展开绝食抗议，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当时正值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大量外国媒体聚集北京，使事件受到全球瞩目。

　　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共当局调动军队和坦克进入北京市区。军队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主要道路上与民众发生冲突，并开枪驱散人群，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实际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官方公开数字。

　　六四事件已过去多年。外界谈起这段历史时，常有人认为，当年学生过于激进，不善于妥协，未能与中共内部改革派相向而行，最终导致镇压和政治改革受挫。

　　也有部分当年学生反思，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意气用事。还有人认为赵紫阳也有责任，如果他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是访问朝鲜，李鹏就不会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北京市委的汇报也不会产生后来的结果，邓小平或许就不会被误导，六四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但按照李肃转述的鲍彤观点，邓小平因赵紫阳主张高规格悼念胡耀邦，与自己的意愿相违，从而心生不满。同时，邓小平担心赵紫阳日后会清算自己拿下胡耀邦的责任，因此决定先下手为强。

　　鲍彤核心判断：六四是邓小平针对赵紫阳的政变

　　鲍彤认为，邓小平不惜激化与学生的矛盾和对立，冒着中共分裂的风险，动用正规军向学生和百姓开枪，制造六四血腥镇压，以便名正言顺地拿下赵紫阳。

　　在鲍彤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步步加强对抗，把事情闹大，让赵紫阳犯更大的“错误”，从而为拿下赵紫阳找到充足借口。因此，鲍彤认为邓小平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政变。

　　李肃进一步解释，鲍彤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全世界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内部出现“赫鲁晓夫”。所谓“赫鲁晓夫”指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于1956年苏共党内做了一个秘密的报告，揭露并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迫害。鲍彤认为，这正是中共高层最恐惧的政治剧本：接班人在前任身后进行清算。

　　鲍彤还认为，邓小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平民百姓开枪，其目的不是拯救中共，而是保住自己的权力。很多中国人习惯把领导人想得伟大，不愿承认他们也可能心胸狭窄、报复心强。人们常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主义，是为了实现乌托邦，却不愿承认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要打倒自己的副手和接班人刘少奇。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刘少奇曾表达不满，毛泽东担心刘少奇在自己身后清算自己，于是不惜让全国陷入动乱，并在1969年将刘少奇迫害致死。

　　鲍彤认为，邓小平也是。许多中共党内人士，包括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都曾说过邓小平心胸狭隘、报复心强。按照鲍彤的看法，六四就是邓小平为了个人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普通百姓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李肃最后表示，很多人说当年的学生应该检讨自己犯了什么错，给了邓小平可乘之机，让他下令军队开枪。但按照鲍彤的看法，即使学生采取不同策略，邓小平仍可能选择武力镇压，因为他的目的根本不在学生，而是利用学生运动对付赵紫阳。虽然一些人并不同意鲍彤的说法，但这一观点有其内在逻辑和推理，也可作为研究六四事件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