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是“夷狄” 辽金却说自己才是“中国”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历史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唐朝灭亡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早于北宋立国，与宋朝划界而治，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随后，女真人的金朝灭辽，入主中原，南宋偏安江南，向金称臣。最后，蒙古铁骑横扫南北，建立元朝，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统一。

这一历史时期，北族王朝占据中原，吸纳中原制度与文化，认同黄帝为祖先，甚至与南宋争夺中统。面对这样的变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困扰着当时的中国人：何处是“中州”？谁才是“中国”？

一、北宋使者的困惑

按照传统“华夷之辨”的观念，北狄应当是“衣毛穴居”、“随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但契丹辽朝早已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仿效中原制度，设立州县，举行科举，修建城池宫殿，使用汉式礼仪。宋朝使者路振在辽中京看到，契丹帝后使用玉制酒具，宫殿装饰奢华，朝贺礼仪繁缛郑重。这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夷狄”。

然而，宋朝使者并没有因此承认辽朝是“中国”。相反，他们更加严厉地强调华夷之别。他们仔细观察契丹制度中的“杂”——那些“强效华风而终不近似”的地方：毡屋与宫殿结合、拜日风俗下的东向门户、君臣宴饮时保留的生肉祭祀仪式。他们得出结论：契丹学习中华不过袭其皮相，骨子里仍是夷狄本色。

更令他们不安的是，契丹并非甘居“夷狄”之位。辽朝自称“北朝”，进而自称“中国”，与宋朝争夺正统地位。辽兴宗时，科举考试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为题，而传国玉玺正是当年辽太宗从后晋获得的。辽朝修《实录》时，把契丹始祖追溯至黄帝。道宗甚至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宋人越是强调“华夷之辨”，越是暴露出他们对于“何谓中国”的焦虑；辽人越是学习中华，越是强调自己是“中国”。双方都在争夺“中国”这个名号，而当时天下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天下应当一统，只有正统王朝才能称为“中国”。

二、南宋的危机

金朝灭辽后，迅速南侵，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后，向金称臣纳贡，金朝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这给南宋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金朝占据中原，实行科举，推行礼乐制度，到金世宗、章宗时期，号称“大定明昌之治”，已经是一个相当“中国化”的王朝。金朝自居“中国”，继承宋之火德而为土德，正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王朝更迭中的正统地位。

当南宋使者进入金朝，他们看到的景象更加令人心痛。范成大出使金朝时发现，东京（开封）百姓“久习胡俗”，衣装尽为胡制。相国寺依旧繁华，但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邯郸城外的汉人竟然学起了女真人用长竿挑白狗祭天禳病的风俗。楼钥记录说，燕地之人已皆化为“北人”，令他“尤使人伤叹”。

面对这种“以夷变夏”的状况，南宋士人加倍严厉地讲“华夷之辨”。他们强调，金朝虽然占据中原、模仿汉制，但始终不能真正行仁政，中原士民离心离德。更重要的是，只有南宋保存了“中国衣冠礼乐之旧”，保存了纯正的中国文化。

三、南宋士人的观点：士大夫传承的道统论

南宋失去中原，恢复无望，凭什么自居“中国”？朱熹等理学家给出了新的论证。

他们把“中国”提炼为两大精神原则。一是正统：南宋是北宋的合法继承人，而金朝并未一统天下，所以南宋是正统所在。二是道统：自孟子以后，圣人之道失传千年，直到北宋周敦颐、二程才重新接续道统，而朱熹等南宋儒者将其发扬光大。道统在南宋，意味着中国文明的精神命脉在南宋，这才是南宋之为真正的“中国”的根本理由。

道统论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意涵：“道”的承担者从君主转移到了士大夫。只要每一个士人能够自觉存养天理、践行仁义，中国文明就不会亡。这使得“中国”超越了具体的种族、地域、国家，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历史文化认同。

四、金朝士人的回应：仁政传承的“公天下”论

金朝士人并不甘于被南宋斥为“夷狄”。从章宗朝开始，金朝自己培养的士大夫阶级已经形成气候，他们建构起“国朝文派”的谱系，自居于唐宋文脉的继承者。

在正统论上，金朝士人提出了自己的论述。王庭筠的《涿州重修蜀先主庙碑》以蜀汉为正统，但他强调的不是刘备“绍继汉统”，而是刘备“以仁仁天下”的“公天下”之心。当阳之役，刘备不忍抛弃跟随的百姓，甘愿与民同败；永安托孤，刘备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超越了一家一姓之私。

赵秉文进一步发挥说：“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这就是说，蜀汉为正统，不是因为它是汉朝的延续，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公天下”的王道理想。“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北魏、金朝这样能行仁政的北族王朝，只要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甚至成为“正统”。

这一论述有着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它既回应了南宋以“顺逆之理”“华夷之辨”垄断“中国”的论述，也为金朝作为北族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金朝士人对女真统治者的批判和引导：你们要想成为真正的“中国”，就必须行仁政、公天下，而不能仅仅依靠武力征服。

五、今天再问“何处是中州”

十至十三世纪这场关于“中国”的观念之争，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思想遗产。

首先，它告诉我们，“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宋人那里，“中国”是“衣冠礼乐之旧”，是“道统”所在；在金人那里，“中国”是“公天下”的王道理想。

其次，尽管各方争论激烈，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前提：天下应当一统，“中国”应当是那个使天下成为一体的核心力量。无论是宋、辽、金，还是后来的元，都以“大一统”为最高理想，没有人认为分裂是常态、是正当的。这一“大一统”的观念，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长期存续的重要精神根基。

最后，“中州士”的论述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与某个特定民族绑定，而是强调，谁能行中国之道，谁能承载中国文明的传统，谁就是“中国”。这种以“道”而不是以“族”来定义“中国”的思维方式，使得“多元”的民族、文化、制度能够整合为“一体”，使得中国能够在历史的断裂中保持连续性。

今天，当我们再问“何处是中州”时，答案或许不是地图上的某个地点，而是一种文明的精神命脉，一种超越种族、地域的文化认同，一种指向“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这，或许就是十至十三世纪这场观念之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