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反贪的人先贪

庆玉，满洲正白旗人，职务是管库郎中，四品顶戴。

这个官儿不大，但是还比较重要，因为庆玉在清东陵，在大清皇室的皇家陵园里管库，可以说权力很大，从修缮殿宇到日常花销，钱都从他手上过，他干这个活儿干了二十多年了，可以说清东陵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庆玉都是经手人。

庆玉归谁管呢？归内务府管。

时年是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叫琦深，琦深还是新官上任，当年七月到任的。

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查出不少事情来。

这个庆玉啊，主管清东陵事务，他经常虚报瞒报，修个房子要八百两，他报三千八百两，用八百两，剩下三千两自己留下，朝廷有时候还专门给清东陵发维保基金，都是几百两几千两的银子，庆玉也根本不入库，不记账，全都揣进自己腰包。

反正庆玉劣迹斑斑，贪污，隐瞒，还做假账，这个人罪过很大。

琦深和庆玉不相识，也就用不着给他留面子，马上他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密折，直接把庆玉给举报了，光是举报还不算，琦深还说，臣调查出，庆玉不仅贪腐，他还豪奢，偷用挪用清东陵的物料。

皇帝看到密折之后当然生气，直接指示，先把庆玉的职务革掉，然后让琦深亲自带兵去抄庆玉的家。

贪了多少钱，拿了多少东西，你都得给朕吐出来。

皇帝下令，琦深赶紧组织官兵到庆玉家里去抄家，这一抄，又给琦深直接来了一个大震惊。

不过一个管库的郎中，这府邸可不是一般大啊，七拐八拐，亭台楼阁，差点没迷路了，光是大还不算，还非常的豪华，客厅里挂着宫里才有的古代字画，房梁是斜的，叫斜山角梁，屋顶铺的是万寿重椽，屋里是金漆装修，木头是金丝楠木，院子里铺的汉白玉，还有垂花门，抄手游廊，敞亭，这完全就是皇家建筑才有的规格。

这不仅仅是豪奢了，这是僭越，很多装饰和设计都是皇帝专用的，你庆玉在家里这么搞，你就是死罪。

房子观光完了，该抄家了吧？哎，一时半会还抄不完，因为庆玉的财产太多了。

黄金白银就不说了，主要是产业，那非常多，根据统计，庆玉的名下有木厂，当铺，钱铺，绸缎铺，估衣铺，大大小小三五十间，分布在北京，蓟州，遵化，他还占据有大量的土地，光地契就搜出来二百多张，合计两万三千多亩地。

都知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现在庆玉跌倒，也够道光吃几顿的了。

如果只是到这种程度，那么庆玉也不过是一个小官巨贪，但很快，琦深又在庆玉的家中抄出了一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

嘉庆皇帝时期的朱批十四件。

这是什么？这是宫里的绝密文件啊，谁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庆玉的家中。

不仅如此，连带着皇帝朱批一同出现的，还有大量盖好了官印的空白文书和空白奏折，这些文书你填上要调兵，你就能调兵，你填上要拿钱，朝廷就会给你钱。

要知道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为洪武四大案之一，案发之后那都不是针对个人的杀头，而是政治上的大清洗。

因为庆玉的财产分布在各地，琦深又同时下令，京城，遵化，蓟州各地也要派人赶紧抄家。

在这个时候，本案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琦深派出去的官兵赶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无论是庆玉的宅子，还是庆玉的生意铺子，财产被提前转移了个干干净净，早已人去楼空了。

很显然，有人走漏了风声。

原来，这北京城里啊，有个叫做仝孚的户部主事，有天他和工部尚书陈官俊聊天，闲聊，也没别的事儿。

陈官俊呢，当时正在负责清东陵的修缮工作，和主管清东陵的庆玉有工作上的往来，陈官俊听到一些庆玉被抄家的传闻，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了仝孚。

陈官俊说者无心，但仝孚听者有意，怎么说？这个仝孚啊，他和庆玉是亲戚，而且庆玉的一个侄孙叫孙恒伦，正好就在仝孚家里，仝孚回家之后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孙恒伦，孙恒伦一听坏了，赶紧找到庆玉在京师的一个亲信，叫麻老，让麻老早做准备。

要不说是亲信，办事利索，执行力高，只一个昼夜，麻老就把庆玉在市面上所有的财产全都转移了。

琦深扑了个空，他很不甘心，再次向皇帝汇报情况，案子被闹到了御前。

朝廷一顿调查溯源，最后发现，消息最开始是由陈官俊泄露出去的。

把陈官俊叫来问话，没想到问出一个更大的瓜来，陈官俊说，自己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只是这个案子在审讯阶段，自己旁听过，旁听的时候自己也无权知道内情，就知道是有人犯案了，具体不知道是谁，后来才知道，怎么知道的？

自己听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说的。

这还是高层泄密。

当然穆彰阿不是故意把庆玉的名字泄露出去的，穆彰阿是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愤恨的念叨了一句：

国家何用此剥削元气之人（指庆玉）！

这才被陈官俊听了去。

作者没有查到对穆彰阿的处理，但陈官俊和仝孚都被杖五十，陈官俊被革职，仝孚直接被流放到了新疆，军前效力。

（道光皇帝）

有读者说那庆玉呢？他如此大罪，难道不处理他么？

朝廷是要处理庆玉的，但在处理庆玉之前，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审讯庆玉的时候，庆玉突然反咬一口，说琦深曾经收了自己白银二百两，还有米，马，甚至琦深家里的一应物品，家具，瓷器，铺垫，都是自己置办的。

这回热闹了，原告成了被告，反贪的成了贪污的。

案情扑朔迷离，峰回路转，皇帝说这不乱套了，这必须得好好审一审，于是皇帝找到定郡王载铨，就是皇帝的侄子，让他带领军机大臣和刑部，来了个三堂会审，不仅审庆玉，琦深也被免去职务，押解进京，接受审讯。

琦深当然不认庆玉的指证，他解释说，庆玉是给过自己二百两银子，但是我没要，当时就退了，他也给过我米，但我也折价给了他钱，至于送我一匹马，那确有此事，但那是因为我的马丢了，我暂时用庆玉送的马，等我找到我的马，他这个马我是要还给他的。

琦深越说越委屈，说苍天可鉴啊，如果我和庆玉猫鼠同眠，我干嘛还参他呢？

如果说琦深只是总管内务府，这还好说，几百两银子不算什么，但问题是，琦深当时还兼着一个职务，叫马兰镇总兵，他掌握着一支驻扎在直隶遵化马兰峪的军队，也就是说，他是文官的同时，也是一名高级将领，而且级别还不低，是二品。

文官受贿和武官受贿，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别说二百两，二十两银子也能要命。

按照清朝的法律，琦深这就是妥妥的受赃。

最后，本案由道光皇帝亲自做出了裁决。

庆玉数罪并罚，因为他罪名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皇帝最后判了他个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竟然没杀），尽管当时庆玉已经七十多岁，按例可以赎罪，就是只要肯交钱就不用去了，但道光不准，叫他非去不可，至于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产业，也一块不留，全部充公。

至于琦深，原本他检举揭发庆玉，是大功一件，如果不是他发现，那么庆玉这只硕鼠也许就从从容容的过一生了，朝廷应该嘉许表扬他才对，但偏偏庆玉临了反咬了他一口，皇帝说你屁股也不干净，你也贪污受贿，按理说你也应该被流放，但念在你毕竟有检举之功，那就只革职，不流放。

要说这实在是让人感慨，琦深本来也是想要干实事的，他也确实干了一桩实事，可他自己本身也沾染上官场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最后只能是功过相抵，丢官了事。

其实，庆玉案在道光年间的无数贪污案里，只能算是小规模，但它很典型，典型在于，它把晚清官场上几乎所有的毛病都暴露了出来，贪污横行，上下勾结，信息泄露，官官相护，反噬成风。

最开始琦深弹劾庆玉的时候，给庆玉定了一条罪名，叫“盘踞把持”，就是说这个庆玉啊，他在清东陵二十多年，混开了已经，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就连自己总管内务府，身兼总兵要职都要给他三分面儿，一个小小的管库郎中，权势之盛大，家产之丰厚，宅第之僭越，关系网之复杂已让人瞠目结舌，那大清天下间又有多少个庆玉一般的人物，又有多少比庆玉还要有“本事”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