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当大总统，孙中山有多努力？

佛有千面，遑论凡人。即便显贵如孙中山者，也不例外。

文章之前发过，整理后重新发一次；最近还是聊聊历史吧，本文有一万字。

01

很多影视作品中，孙中山回国后一分钱也没有带回来。

这不是剧情演绎，是事实。

原因无他，他弄不到钱，当然没法带回钞票。

为什么带不回来呢？

海外华人华侨对他早已失望，不想再掏钱了。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孙中山非常意外，毕竟他并没有组织这场起义。

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立即回国领导起义；二是奔赴各国筹措银子。

他选择了后者，去借钱。

武昌起义的兵严格来说是清政府的兵，身在武昌的起义军最高统帅黎元洪不是革命党，撑死算是新革命党。

由于武昌起义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组织的，因此话语权太弱。

直接回去领导起义，人家真不一定认你。

孙中山要做的就是带着钱去，好增加老牌革命党人（同盟会）的资本与话语权。

可他并没有筹到钱，无奈之下，孙中山只能于1911年11月24日先行回国。

他不能不回国了，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帝国实际最高话事人。

掌握最高大权后，为了自己的利益，袁世凯开始了与南方的秘密谈判。

孙中山再不回来，很多事情就没他的份了。

途径香港，孙中山的前助手胡汉民劝说孙不要北上。

因为革命党人无兵无钱，即便孙文因为崇高的威望被推举为大总统，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胡汉民的想法是让孙中山留在广东练兵，练好了部队，再北上争夺权力也不迟。

不能说胡汉民的想法不对，事实上，十几年后，孙中山真的开始在广东练兵。

不过那是十几年后了，彼时的孙中山何尝不知兵和钱的重要性，但胡汉民在广东的处境也非常艰难。

就算孙留在广东，也一样会一事无成。

辛亥革命后，胡汉民做了广东军政府都督，然而他这个都督有名无实。

广东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后，原本要推举原两广总督张鸣岐做自己的头。

但张鸣岐因为曾经镇压革命党的黑历史而不敢出任军政府都督，卷铺盖跑路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另一个真相，武昌新军推举黎元洪，广东新军推举张鸣岐。

他们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新军不假，但也更倾向于推选自己熟悉的前清帝国官僚做新的领导，而不是选择老牌革命党人。

只有在前清官员们实在没有兴趣之后，他们才勉为其难地让革命党人出任带头大哥，可也只是空壳老大。

胡汉民没有说服孙中山，孙中山反而说服了胡汉民。

老胡脑子一热、留书一封，将都督之位转送他人，跟着孙中山北去上海。

此时的黄兴正在上海，他焦急等待着孙中山的到来。

之前黄兴向南京的准国会提出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孙中山，同时不要搞什么大元帅了，直接选举孙文为大总统。

可聚集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们不同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人选，那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在谈判中给出了自己的价码，得让他当大总统，他才愿意逼宫清帝退位。

而各省代表们也确实倾向于袁世凯，这很好理解，相比于孙中山，他们对袁世凯更为熟悉，老袁也确实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黄兴是个狠角色，他发出了威胁，如果不让孙中山做大总统，他就要亲自带兵到准国会和各位代表聊聊天、唠唠嗑。

各省代表们菊花一紧，为了保命，只好点头同意。

不过革命党人还是做出了让步，承诺只要袁世凯能促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就必须让位于他。

这里要多说一点，各省代表们并不是真的害怕黄兴。

虽然黄兴发出了军事威胁，可本质上，黄兴就没有兵。

新军全在各省军政府都督手里，黄兴只是一杆大旗，孙中山无非是更大的一面旗帜。

对地方实力派来说，他们已经选择了造反，没了回头路。

无论是为了革命胜利，还是为了自己的身家前途，策反实力最强大的袁世凯当他们的“保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可袁世凯既然掌握了同时代整个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又岂是三瓜两枣能打发的，大总统之位他必须要拿到。

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们一方面给袁世凯许下大总统宝座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玩起了软硬兼施的套路。

因此他们需要更有威望的孙中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而在他们眼里，孙中山也没有实权，只是一个过渡角色，并不会影响到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们。

就在黄兴为孙中山争取大总统职位时，宋教仁很失望。

在宋看来，黄兴是更适合做大总统的人。

只有黄兴上位，才能实现他梦想中的内阁制。

在宋教仁的计划中，未来中华民国各个政党都可以公开竞选国会议员席位。

拿到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就是内阁总理，内阁总理出任政府首脑。

而总统是虚位的，和今天的德国一样，总理掌握实权，总统只是国家象征，没有实权。

宋教仁自然是想做总理的，可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头部文化极为浓郁的国家里，大总统怎么可能是虚设的。

即便是虚设，只要出任总统的人是一个地位极高的大人物，那么话语权自然还是要向总统滑落，总理权力依旧不大。

黄兴与孙中山相比，地位和影响力都差了不止一截。

孙中山出任总统后的影响力具备碾压性，要是宋教仁同时出任内阁总理，他只能活在孙的阴影下。

可黄兴不同，宋教仁不惧黄兴在革命党人中的二把手地位。

性格刚烈，可手腕简单的黄也远比老辣的孙好对付。

辛亥元勋黄兴。

黄兴在革命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从后来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可见，二人在一些理念上存在相当的分歧。

02

孙中山很紧张。

同时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说过一句话：“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什么意思呢？

章太炎认为，既然革命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那么革命党就不能包办革命事业了。

过去在新军没有参与革命时，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带着闹革命。

今时不同往日，革命军的出现意味着有更多人的参与，孙中山不能一家独大主导临时政府。

黄兴已经被推举为革命军总司令，可黄兴又是同盟会的核心高层。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革命军到底是参加革命的军队，还是同盟会的党军呢？

章太炎认为，革命军中也有不少同盟会的人，可孙文已经没有能力将这些人全部组织起来，以党军的名义击败袁世凯。

即便真的能击败袁世凯，那也面临一个问题。

清帝国的军队只效忠满清皇室，而不是效忠大清这个国家，和党军无异。

而袁世凯等实力派们学着满清皇室的样子，在军队内部培养自己的势力，以至于国家因军权分裂。

因此章太炎呼吁军队国家化，国在党上。

孙中山回国了，那么就应该趁势解散同盟会，这就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由来。

章太炎甚至喊出，如果同盟会等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那说明其标榜的天下为公是假的，立党营私才是真。

这些观点符合地方实力派、袁世凯等非孙中山派系人物的观点，可对孙中山为首的老革命党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孙中山没有参加武昌起义，回国后又没有带来多少资金，话语权本来应该很弱才对。

他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靠的就是同盟会积累的政治资本。

解散同盟会等于拆掉了孙中山脚下搭起的高台，彻底成为一个吉祥物，那是孙中山等同盟会成员不能接受的局面。

孙中山痛恨章太炎，更加痛恨宋教仁。

宋教仁有当内阁总理的野心不假，但不能说他就是一心为私。

在宋看来，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均没有优劣之分，都能实现民主共和。

不过宋教仁指出，美国的选举制度非常成熟，选举权被民众牢牢掌握，因此实行总统制毫无难度，可新生的民国不具备此类条件。

在辛亥革命中，前清的地方实力派、士绅等等，已经成了新贵。

而大部分国民的民主意识极为淡薄，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

记得有一件历史趣事，一位老人仰慕孙中山，特地前来拜访，见面之后就要下跪。

孙中山急忙扶起老人，说自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不用下跪。

老人很激动，说自己终于看见民主了。

是的，当时的人很淳朴，也可以说对民主一无所知。

以为只要不用下跪就是民主，这是历史局限造成的，怪不得千百万普通人。

宋教仁敏锐的意识到，在民智未开，地方实力派成为新贵的大环境下，拥有实权的总统与地方实力派沆瀣一气，大权独揽，跟前清根本没有差别。

而实行内阁制的最大好处是让上升空间极小，甚至虚无的普通人拥有上升渠道。

这可以缓解既得利益阶层独揽上层权力的死局，进而实现真正的民主。

不过宋教仁算漏了一点，普通人参与政治需要巨大的资源。

对当时的最强实力者，也是资源的最大掌控者袁世凯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可对有威望无实权的孙中山等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于是宋教仁在一场诡谲的暗杀中身亡，而革命党人最擅长的就是暗杀。

不少清帝国官员死在了革命党人的暗杀之下，作为革命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也死于暗杀，不能不说这是一件令人戏谑的事情。

孙中山与宋教仁。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而宋教仁更像是一名政治家，这是两人在理念上不同的原因所在。孙中山抵达上海之后，作为同盟会重要人物的宋教仁没有前往迎接，二人的裂痕昭然若揭。

03

宋教仁不想去上海迎接孙中山，还在南京大放厥词，甚至说出了：“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绝不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所谓孙派的人，是指陈其美等人，而不是指孙中山，可宋教仁真正指的是谁，大家心里都清楚。

在一众同盟会成员的劝说下，宋教仁还是前往上海，然后两人在上海爆发了激烈冲突。

孙中山态度强硬，指出为革命考虑，当下必须集中权力。

至于实现民主，孙中山态度明确，他要以专制的方式来推进民主。

孙认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土地上，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凡事都需要过程。

宋教仁也同样强硬，他认为在孙中山之后，地方实力派们都会推举总统候选人，袁世凯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大总统。

总统没有内阁的牵制，又有地方实力派做后盾，一旦出现问题，连罢免的可能性都没有。

最后的结果是两人谁也无法说服谁，由于孙中山的地位太高，宋教仁孤立无援，只能离开上海返回南京。

宋教仁回到南京之后，还想继续宣传自己的内阁制，但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们没人支持他。

1911年12月27日，南京准国会派出三位代表到上海面见孙中山。

三人传达了各省代表们的意见，他们可以接受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这个临时大总统是过渡性质，将来需要接受大总统非袁不可的现实。

孙中山的回复是，只要袁世凯真的拥护共和，自己让位没问题。

但孙中山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那就是把“临时”两个字去掉，自己就是正儿八经的大总统。

三位代表不敢答应，连夜回到南京向准国会汇报。

各省代表们在开会讨论后坚持“临时”二字不能去掉，必须保留。

因为当时正处于南北割据，也没有正式宪法，正式总统无从谈起。

至于孙中山坚持必须要用公历举行就职典礼，代表们同意了。

而孙之所以坚持这一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当时的中国盛行农历，在人们的认知中，正月初一是个举行重大典礼的好日子。

可正月初一对应的公历是1912年2月18日，等于说，还得等将近两个月。

要是用公历呢，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就可以上任临时大总统，只需要等几天而已。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孙中山态度坚决，要用公历，不用农历，他要早日当大总统，哪怕是临时的。

各省代表们原本并不同意，因为他们在等袁世凯，然而同盟会施加重压，思虑再三之后勉强同意。

1911年12月29日，南京准国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候选人共三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

孙中山拿到了16票（当时各省代表有17人），黄兴虽然已经说了自己不会当大总统，但还是有人给他投了1票。

黎元洪由于在革命党中根基太浅，一票都没有。

之后的历史很简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

1月底，南京准国会改组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孙中山不设总理，直接组阁。

组阁时，宋教仁建议所有内阁成员全都用革命党人。

但孙中山清楚，现实状况不许他这么玩，最终的内阁名单算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前清的官员，革命党人，还有君主立宪派等等都被囊括其中。

宋教仁其实是一个孤臣，在武昌起义之后，黎元洪被推上了领袖的岗位，但黎元洪毕竟是前清官员，属于赶鸭子上架。

为了限制黎元洪，革命党人制定了一份《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简称《鄂州约法》）。

这部《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令，意义十分深远。

当然，这里不讨论意义。

《鄂州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在起草这一法令的过程中，宋教仁排除了黎元洪派系参与的机会，可谓是把黎元洪代表的前清势力得罪个干净。

再到后面，宋教仁一直运作内阁制，试图限制地方实力派，这让地方实力派们对宋教仁十分不喜欢。

孙中山还是非常惜才的，尽管两人有着重大分歧。

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提名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却被地方实力派们把持的临时参议院否决。

宋教仁和孙中山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对孙中山来说，真正的对手到来了。

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但他想把“临时”两个字拿掉，然而南方地方实力派们一直希望袁世凯尽快做总统。

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法，可在斗法过程中，他处于下风。

因为孙中山领导的政府没钱，没钱啥事也干不成。

日本人快被逼疯了，逼疯他们的正是孙文先生。

孙中山抵达香港之后带着胡汉民出发前往上海，他对随行的日本好友山田纯三郎说，帮我搞点钱吧。

山田纯三郎问要多少，孙中山回答道：“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

听到这个数字的山田纯三郎吓得差点卷铺盖走人，他到哪弄这么多钱。

动身前往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前一晚，孙中山又对另一位日本人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说，帮我借500万。

宫崎寅藏自1897年就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算是孙中山多年的好友，可他也没有办法，只能说自己不是魔术师，哪能在一夜之间变出500万。

孙中山无奈的回应，如果一周之内筹集不到500万，他这个总统只能逃跑了。

宫崎寅藏无奈，只能在南京参加完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后，又急匆匆返回上海。

凭借着人脉，宫崎寅藏好说歹说，硬从三井公司上海分公司那里耍赖借到30万元。

尽管距500万还差得很远，但聊胜于无。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并不甘心被袁世凯中途截胡，可他有着天然劣势。

黄兴虽然出任陆军总司令，却并没有多少实权。

孙中山则是靠着极高的威望才拿下大总统的宝座，还是临时的。

唯一能扭转革命党劣势的办法是钱，孙中山回国时，国内传言孙中山带来了大把的钞票、先进的军火。

甚至于还传闻孙中山在国外信誉极佳，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列强手中获得贷款。

这些传闻其实都是同盟会传出去的，为的就是给孙中山造势，或者说是给革命党造势。

好让革命党在本就参与不多的辛亥革命中不至于处于尴尬的边缘位置，可孙中山很想说一句，你们吹牛逼能不能别带上我。

孙中山在回国后面对询问的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革命党最不缺的就是精神，现在还说精神已经让人审美疲劳了，但孙中山没有办法，他只能这样表态。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个情节，安徽督军要军饷，孙中山批了20万，结果转头下属说库里只有10块钱了，孙中山只能无奈的将20万元的批条撕掉。

真实的历史跟这个差不多，孙中山批了20万元之后，胡汉民带着批条到财政部领钱，结果只剩下10块大洋，这10块大洋还是前阵子陈其美从上海发来的援助。

当时援助了不少钱，可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很快就只剩下10块大洋了。

为了筹钱，孙中山是焦头烂额，他想到了张謇。

孙中山找到张謇，希望他出任财政总长，帮助筹集资金，解决财政困境。

张謇地位极高，到底有多高呢？这么说吧！辛亥革命之前，张謇到北京，满清皇室都会亲自出面接待，听取张謇对立宪改革的意见。

除了满清皇室，袁世凯对张謇也极为尊重，因为张謇属于晚清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影响力太大了。

张謇是希望袁世凯当大总统的，他曾经给袁世凯发电：“甲日满退，乙日拥公”。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今天你逼退清廷，明天就拥戴你做大总统。

尽管张謇婉拒出任财政总长，但还是给了孙中山的面子，做了实业总长，可张謇却避居上海，不去南京办公。

无奈之下，孙中山又去跟列强们借钱。

各国列强并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他们认为南京临时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所谓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也都是非法产生的，因而不愿意借钱给他。

列强们并不看好孙中山，他们支持的是袁世凯，孙中山非常失望。

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自任北伐总指挥，黄兴为陆军参谋总长，打算搞一个六路出击、合攻北京的超级梦幻北伐大计划。

如果北伐能成功，别说满清皇室，就算是袁世凯，也会被一起打包送上审判席。

可在转了一圈没有借到钱后，孙中山只能无奈宣布，北伐取消。

张謇

张謇对中国近代的实业、教育贡献极大，虽然张謇支持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但在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愤而辞职，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04

令孙中山头疼的问题还不少，就在他积极筹划北伐事宜时，革命党内部出了幺蛾子。

我们现在用革命党这个词，某种程度上革命党＝同盟会，可同盟会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就包含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

兴中会是孙中山自己组建的，华兴会则是黄兴牵头的，光复会是由蔡元培、陶成章组建。

相比之下，除兴中会、华兴会因孙中山同黄兴不错的关系，因而比较紧密外，光复会有些若即若离。

上面讲到，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观点。

这不仅仅是因为章太炎天下为公的理念，更在于他是光复会的成员。

孙中山积极推动六路北伐，而光复会的核心人物陶成章也在组织属于光复会自己的北伐。

是的！没有看错，光复会要开分店单干了。

陶成章在上海组建了光复军总部，各处招兵买马，引起了同盟会极大的不满。

这也是孙派人物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和陶成章关系极差的陈其美指派自己的小弟，当时还大器未成的蒋介石将陶成章暗杀于上海。

陈其美暗杀陶成章的理由似乎很充分，革命的力量怎么能分散呢？陶成章是在搞分裂，同盟会必须得清理门户。

可从私心的角度来说，生活奢侈的陈其美时常遭到陶成章的批评。

陶成章甚至当着陈其美的面要求孙中山勒令陈其美戒嫖戒赌，让陈颜面尽失。

陈其美有一个“杨梅都督”的外号，他非常喜欢逛妓院，个人生活十分不检点，陶成章则是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两人早就互相看不惯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一心想做浙江督军，然而在陶成章、章太炎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

陈其美随后做了上海督军，别看现在上海政治、经济地位极为显赫。

可在清朝末年，上海话事人属于道台级别，而只有省一级是巡抚级别。

换言之，陈其美的督军地位低于其他省份。

不过由于上海开埠很早，已然成为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于是陶成章便将光复军总部设立在上海，方便筹钱募兵。

随着光复军在上海势力暴涨，陈其美有了被夺权的危机感。

有公仇，也有私怨，陈其美刺杀陶成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里问一句，大家觉得，陈其美暗杀陶成章一事，孙中山知情吗？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绝对主力，蔡元培在1904年和陶成章等人组建光复会后就一直投身于教育领域。

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还是在清廷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的资助下。

此后光复会实际上就是由副会长陶成章领导，陈其美刺杀了陶成章之后，光复会二号人物，光复军北伐总司令李燮和逐渐淡出了政界。

宋教仁遇刺后，李燮和以调停为名寓居北京，之后甚至参加了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活动。

而光复会也就此瓦解，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

关于李燮和参加袁世凯称帝一事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被杨度哄骗，也有说法是自愿参加等等。

但无论如何，陶成章的死带来的影响都太大了，他改变了光复会很多人的命运。

从此孙派成为同盟会的绝对主导派系，也就在孙派巩固其在革命党中的地位时，袁世凯也遭遇了暗杀。

1912年1月16日，退朝回家的袁世凯遭到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暗杀，袁世凯的座车被炸翻，所幸袁世凯本人无大碍。

关于袁世凯遇刺是同盟会内部的激进派单方面所为，还是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谁也不知道。

但结果显而易见，若袁世凯真的死了，对南方革命党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南方各省的实力派们无法再依靠袁世凯，必须和革命党深度绑定，这意味着他们将更加依附于革命党。

刺杀事件极大的刺激了袁世凯，原本他对逼退清室是怀有愧疚之心的，可在考虑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后，老袁还是决定干起来。

不过老袁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得到国际承认。

清廷虽早已恶名远扬，却是得到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

自己若是从孙文手中接过大总统之位，而没有得到朝廷授权，岂不是存在法理性的问题。

为此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指示唐绍仪在与南方革命党谈判时为皇室争取最优条件。

二，要求南方接受由朝廷授权的南北统一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同时，清帝退位，这样一来，新旧政权就完美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

客观来说，袁世凯的想法更有合理性。

老袁从一个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南京临时政府手里获得大总统的宝座，依旧代表中国正统的满清皇室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袁世凯是一个中立者，这个问题倒也不用考虑，可袁世凯偏偏是清帝国的臣子，至少在当时还是。

这不等于是逼着袁世凯当篡臣吗？孙中山在赌，赌袁世凯不敢做篡臣。

为了进一步将袁世凯逼到墙角，1912年1月22日，袁世凯遇刺6天后，孙中山不顾伍廷芳的强烈反对（伍廷芳是南方革命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以通电的方式公开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

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必须先让清帝退位，然后再由袁世凯电告国际社会，同时要求各国公使转告南京临时政府。

为什么要有这个操作呢？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借清帝退位的契机让国际社会知晓，代表中国正统合法政权的清廷到此为止，南京临时政府将取代北京皇室，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

而且这么做，还可以将袁世凯推向绝对的反面。

首先袁世凯不想做篡臣，可孙中山这么一搞，他就必须先逼迫清帝国将权力转移给南京临时政府，然后袁世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中接过权力。

等于袁世凯当大总统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大清，而是来自于孙中山，来自于南京临时政府。

既然袁世凯和大清之间不再存在合法性问题，而清帝又退位了，谁干的？当然是袁世凯，于是这就让袁世凯背上了他最不愿意背负的乱臣贼子的罪名。

其次，由于袁世凯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中接过的权力，由孙中山“禅让”的大总统一职。

这就让袁世凯陷入了道德陷阱中，若是袁世凯稍微做出一些让革命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在革命党嘴里，袁世凯就会成为窃取革命果实的罪人。

左手是大清的罪人，右手是窃取革命果实的罪人，留给袁世凯的中间道路狭窄的可怕。

孙中山用这一招试图让袁世凯不再谋求大总统之位，专心和南方开战，那样的话，他的临时大总统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可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到底是一代枭雄，他权衡之下，决定接受孙中山的条件。

1912年1月26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冯国璋等26名北洋军高级将领通电全国，请求清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诏，清帝退位，大清帝国自此完成了历史使命，连带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一起进入了历史尘埃之中。

袁世凯

孙中山试图将袁世凯一军，但未曾想袁世凯对权力的欲望极重；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条件，最终成为民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

05

接下来轮到孙中山兑现承诺了，孙中山毕竟也是做大事的人，看到袁世凯真的履约后，也痛快的选择让位。

后面的故事大多数人都知道，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民国要定都南京，袁世凯则坚持留在北方。

大多数的观点是南京乃革命党的地盘，孙中山要袁世凯来南京是为了制约袁世凯。

而袁世凯为了保住权力，拒绝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

今天说些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事，那就是关于定都南京这件事在同盟会内部也存在无数的反对声音。

首当其冲的反对者就是宋教仁，没错，又是宋教仁。

宋教仁强烈反对定都南京，因为他认为日本与俄国对东北、蒙古有着狼子野心，定都南京等于放弃了满蒙。

也就是说，宋教仁希望民国也可以像明朝一样“天子守国门”。

之前我们说过，宋教仁像一名政治家，孙中山则像一位革命家。

宋教仁确实能够从整个国家未来去思考一些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则更侧重于捍卫革命果实，至于可能带来的影响则没有考虑太多。

除了宋教仁，南京临时参议院也不同意定都南京的方案。

他们的想法就简单多了，如果袁世凯到了南京，就成了革命党的瓮中之鳖。

实力最强大的袁世凯都受制于革命党，那么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还不是坐等一个接一个被革命党收拾。

于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否决了孙中山定都南京的方案，要求袁世凯就留在北京任职。

面对宋教仁与议员们的反对，孙中山震怒不已，他居然让黄兴带兵到临时参议院，实施武力震慑。

黄兴说：“这是你们议院自动翻案，政府是不会妥协的，限定你们在规定时间内改正过来，否则我派兵来。”

于是在黄兴的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通过了定都南京的方案。

是不是很诧异，不是号称民主共和吗？怎么也玩这么一出。

也许孙中山的观点是对的，在专制土壤深厚的中国，哪怕是高喊民主的人在践行实际时，也不一定会用民主的手段。

民主不是请客吃饭，今天挂个民主牌子，明天就真的民主了；听其言，但更重要的是观其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算数。

袁世凯是怎么替自己辩护的呢？

袁世凯给出不去南京的理由是北方乃满清统治中心，保守势力强大，需要他留下来维持秩序。

然后历史教科上将袁世凯的这段辩护视为窃取革命果实的借口，其实历史教科书没有写袁世凯给出的另外三条理由。

第一，袁世凯也提到了东北和蒙古的问题，他指出自己留在北方可以帮助中国守卫岌岌可危的满蒙。

第二，满清皇室还在北京，他要是走了，保皇党会不会趁虚而入利用皇室继续做文章呢？

第三，各国驻华使节都在北京，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这些公使不可能轻易跟着袁世凯跑到南京去办公。

除了这三条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没有说。

在自己的大本营，同盟会都敢刺杀他，那么到了南京，谁能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站在袁世凯的角度来说，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从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东北、外蒙问题的持续恶化，是否有政治中心南移的影响，这个很难说，但也不排除。

冯玉祥驱逐皇室看似很解气，但显然酿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溥仪在皇宫里不能出来，等于是被监视软禁了，保皇党、满清的遗老遗少们很难接近他。

当他离开紫禁城后，各路大神无所阻碍的与溥仪见面，怂恿溥仪复辟，最终搞出了满洲国。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冯玉祥，但历史教科书从来不会这么写。

反而还将冯玉祥定义为英雄人物，多少有些戏谑。

第三条也一样，袁世凯一走，那么民国的前后两任总统都到了南京。

列强本就支持袁世凯，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来看，任何一位总统都脱不开列强的支持，孙中山也不例外。

要知道，压垮孙中山放弃六路北伐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列强不肯借钱给他。

但凡孙中山能从列强手中弄到钱，他都不会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

退一万步说，即便不需要依靠外国列强的支持，公使馆也总得设在一国首都。

就算要迁都了，也不是今天打声招呼、明天就能快速迁都搬走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袁世凯就算要去南京，也不可能如孙中山要求的那样立刻到南京去。

文章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宋教仁到底是被谁暗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