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全面失败，文化上各种成功

公元1093年，冬天来的特别早。

十月的河北定州，一个五十八岁的男人，带着简单的行装，走进了这座北地边城。

这人谁呢？苏轼。

苏轼是去上任的，职务是定州知州。

如果只看苏轼的履历，这根本不能算是什么大事儿，因为苏轼一生被贬，翻来覆去，他待过的地方太多了，定州也不过是其中一个地方而已。

三个月前，苏轼的妻子王闰之得病死了，二十多年的夫妻说走就走了，就说苏轼的心态是天下无敌第一好，他也有点承受不了，所以他在祭文里真情流露，他说：

《东坡先生全集》：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等我死了，我就跟你埋在一起。

这和苏轼平时很不同，和他的大江东去相比，跟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相比，苏轼展示出了他前所未有的脆弱。

我们知道北宋一直在搞变法，支持变法的就是新党，不支持变法的就是旧党，新旧之间的党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北宋，而且在表现上也高度模式化，循环化，新上台的皇帝支持新党，旧党就被贬到地方做官去，新上台的皇帝支持旧党，新党全部赶走，旧党又全都提拔起来，反正基本上就是重复这个流程。

很多人下意识的把苏轼列为旧党，这其实是一个误会，苏轼从来不反对改革，他反对的只有两点，一是改革不能蛮干，二是改革不能一言堂。

但正是因为苏轼不积极站队，那他新旧两党都会得罪，这也是他频繁被贬的原因之一。

这次到定州，情况也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苏轼主动要来的，与其等着被贬，还不如自己先走。

定州当时是北宋的北大门，过了定州就是辽国，按理说这应是战略重地，但这里的情况其实相当糟糕。

军营的屋顶是漏的，士兵的妻儿到了冬天都没衣服穿，军官们贪污的贪污，装病的装病，而且各种魔幻的事情层出不穷，军营里的一个管后勤的，一年之内偷了十二面铜锣，副总管王光祖，懈怠工作，一年到头一面也见不到。

一般人到这个地方知州，也就懈怠了，混呗，你混我也混，把北宋混到灭亡就算完，但苏轼没有，尽管身心俱疲，又遭丧妻之痛，但他马上就行动了起来，他给朝廷写奏疏，言简意赅，俩字：

要钱。

要钱来修补营房，要钱来提高士兵的福利待遇，还要钱来赈济百姓。

（史料记载）

接着，苏轼开始整顿定州的社会治安，有一个事情可以当做切面来讲述一下：

定州赌博成风，很多老百姓不种地不干活，每天就是以赌钱为生，苏轼循循善诱，定州很多家赌坊竟然主动停业整顿，老百姓也渐渐不赌了，定州百姓当时议论纷纷，说：

《东坡先生年谱》：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

四十年前，一个叫做韩琦的大臣也在定州干过，而且把定州治理的非常好，百姓们这是感叹，自从韩琦之后，终于又来一个干实事儿的。

这就是苏轼的不同之处，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不管什么样的心情，不管在哪里，伤心归伤心，难受归难受，但活儿还得接着干。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苏轼做了一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他在定州的文庙里种了两棵槐树。

今天我们到定州的文庙去，就能看到这两棵树，东边的高十八米，树根长的很有特色，像龙的爪子一样，西边的主干已经空了，裂成几瓣，但树冠仍旧是铺天盖地，当地人管这个叫“龙凤双槐”，也叫“东坡双槐”。

《定州志》中说：观者爱慕，比诸甘棠。

甘棠是《诗经》中的典故，说周朝有个叫做召公的大臣，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他经常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后来召公调走之后，百姓们都舍不得砍掉这棵树，因为一看到这棵树，就能想到召公在树下办公的日子，因此有“甘棠遗爱”的成语。

作者考证了一下苏轼在定州时期的书信，奏疏，祭文等等，其实苏轼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在定州种了两棵槐树”这个事情，他也没有给这两棵树起名字，这个种树的事件，其实是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引《定州志》的记载，换句话说，这个记载距离苏轼种树，已经是六百多年过去了。

所以，定州的百姓不是在说“苏轼种了两棵树”，而是在说，苏轼在我们这里做过官，他施行善政，造福百姓，我们一直记得他。

这就是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六百年时光走过，一代代人传下来，把两棵槐树和一个人绑定在了一起。

苏轼在文庙种下槐树之前，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孔子的文章，他说孔子是“辙环天下，卒老于行”，一辈子周游列国，但却没有一个国君肯重用他，最后老死在了路上。

这说的是孔子么？是，但也是苏轼在说自己。

苏轼当年五十八，从凤翔到杭州，从密州到徐州，从湖州到黄州，从登州到杭州，再到颍州，扬州，定州，他的人生就是一张不断迁徙的地图，而且往往是他走到哪里，政治风暴就跟到哪里，苏轼无法预料以后的人生，但目前他是到了定州，所以他从京师出发的时候，他还写了两句诗：

《王宗稷编苏文忠公年谱》：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中山就是定州，苏轼说自己归无期，就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是暂时出去一下，他预感到自己这辈子恐怕是回不去了。

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1094年他被贬惠州，1097年他再贬儋州，1101年他遇赦北归，途中病逝。

而就在他白首归无期的时候，他在文庙里种下了两棵树。

读者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种过树？

想一想，其实种树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明明知道你种下的这棵树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长大，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你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但你还是去种了，为什么？

因为你种树，就不是为了自己，苏轼也是一样的心态，他不是在给自己立纪念碑，您想他离京的时候连路费都凑不齐，他哪儿来的心思给自己立碑，他完全是在做一个姿态：

哪怕我明天就要走，哪怕我再也回不来，但我今天在这里，我就要干我今天该干的事儿。

由此，我们也可以引出苏轼一生最让人费解的地方。

从世俗标准看，苏轼是一个失败者，尽管他曾做过礼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但时间短暂无大权，而且苏轼是每次刚要站稳脚跟，马上就被流放，新党上台他倒霉，旧党上台他也倒霉，可偏偏是这么一个失败者，却是我们古代文化史上最受欢迎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之一。

苏轼死了之后，太学生们自发到佛寺为他哀悼，他的诗词被辽国，西夏争相抄录，到了南宋，他的文集更是火的不能再火了。

法国的《世界报》曾评价公元1000年到2000年世界范围内的千年英雄，全球十二位，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为什么会成为文化上的大赢家呢？

答案就藏在两棵槐树里。

权力的逻辑是要求一个人赢得当下，但文化的逻辑却允许一个人被未来记住，诚然，苏轼在政治上是输了一辈子，但他被流放到每一个地方，他都做了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在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种下属于未来的东西。

他在黄州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他开荒种地，写出了《赤壁赋》，他在惠州，他捐钱修桥，推广秧马，教当地人怎么种田，在儋州，他开办学堂，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

定州的双槐，不过是苏轼的其中一个“未来”。

（苏轼像）

权力是速朽的，但文化是慢热的。

苏轼也许在定州时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写白首归无期，不是他绝望了，反而是他清醒了，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知道他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但他也知道，有些东西，将会比自己，比后来的北宋，活的还要久。

今天，定州文庙里的双槐依然在春天发芽，在夏天成荫，秋天落叶，冬天沉默，它们见证了无数人从树下走过，见过王朝更替，战火硝烟，世事变迁，它们什么都不说，它们只是存在，只是活着。

至于种下这两棵槐树的人，早就化为泥土，但当我们一次次的从树下抬头看着树干，枝叶，当我们注视树的时候，都会想起九百多年前的苏轼，想起这么一个被世界辜负，但却从未辜负世界的人。

泰戈尔曾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苏轼也许会改成：我没有飞到想去的地方，但我在经过的土地上，留下了两棵树。

别说苏轼，恐怕当我们都不再存在的时候，树，还是会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