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代人“磕头”

作者雷剑峤：2024年底，《曲庵如面：江阴市博物馆藏刘半农友朋信札》出版，首次公布了一批珍贵的文史材料。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后来在北京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交游广阔，这批材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书出版后，已有多位学者利用材料撰写了文章。我的读书向来“落伍”（借用书中周作人之语，可见下文），近来才把书买来翻阅，重点读了周作人致刘半农的书信共四十一通，深觉编者基本都做了正确的释读与系年，受益匪浅。周作人和刘半农关系密切，两人又同是爱开玩笑之人，写信便如面谈，无拘无束，其中多有隐语代称，有些一时没读懂，只能去查检其他图书，掌握前后背景，某些地方才有豁然开朗之感，某些地方依然疑云未消。古人说“笺”，为“一一考诸史，证诸集，参之旁见侧出之书，以详其时，以笺其事，以辨诸家之说”（转引自陈永正著《诗注要义》），我这番自得其乐的忙活，略近于此，因此将编者并未指出的地方稍稍“笺”一下子，早经编者指出无误的就不重复了。不贤识小，所得的只是一些琐屑的东西，但至少能免去其他读者的翻检之苦，何乐而不为？

曲庵兄：承招陪某教授，恐难免有方命之愆，因再上礼拜二曾经缺课，故今未便又隔一周而再缺也。窃惟某教授原系鬼话专门学者，今既有通鬼话者多人，当不寂寞也。承掷来前奉托翻印之字片，收到后即去制锌板，做六朝名片看，尚未知做能好否？如能成功，当先以投刺，以奉谢费神之处（此句似有未妥，但亦不再修改了）也。匆匆。顺颂撰安。三月廿九日，砚小弟难明顿首

此信编者系于1931年。

《钱玄同日记》1931年3月31日星期二载：“午因半农要赏一位日本人市河氏吃饭，此公系谈ローマジ者，故半约我，有赵、黎、钱、徐志摩、温源宁、徐耀辰、杨□□等。但我因二星期燕大放春假，今天不能不去，故约坐而至一时半，雇汽车而去上课。课毕即进城访启明。”

可知周作人所说的某教授，即语言学家市河三喜（1886—1970），东京帝国大学英语教授，有著作多种。1931年初，他携妻子市河晴子游历欧洲，市河晴子在1933年出版了纪游随笔《歐米の隅々》，第一章就是“初春的中国”，想必夫妻俩是取道中国去的欧洲，刘半农请客也就是这个时候了。“鬼话专门学者”，是周作人的玩笑话，指市河三喜的专业是“ローマジ”——罗马字，正是刘半农的同道中人。

至于钱玄同日记只记其姓氏的赵、黎二人，大概率就是赵元任和黎锦熙了。

周作人帮人找工作

曲庵砚兄：繁文不叙。缪公金源、何公乐夫在女院原有功课，敝人曾经对鬼谷公磕头至少两次，唯该公对于此二公素表示反对，故卑头殆完全无效。缪公承砚兄荐于服院，得半枝栖，敝人虽为言诸燕大新主任郭公，而为马前主任所阻，未能照准。在缪公诚属教运欠佳，唯何公则似更坏矣，截至今日为止，似女师、女大两处饭盌皆已落地，鬼公对于何公之批语，正如蒋公之于某君，但敝意如有可援手，尚不惜再磕一头，未知砚兄能否在服院或他处找一点小盌乎？专此奉恳。匆匆不悉，容后面罄，顺颂撰安。敝小弟粥尊顿首

此信无日期，编者系于1931年。

《知堂回想录》之一二四节“三沈二马上”，描述“三沈”中的沈尹默云，“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于是信中的“鬼谷公”“鬼公”，就有了着落。

《沈尹默年谱》载：1931年，“六月十七日，《申报》刊登消息，称沈尹默继刘复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六月二十日，北京《晨报·教育界》刊登刘半农十九日致教育部及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信，要求辞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职务”。

因为刘半农的女院院长职务由沈尹默取而代之，所以想帮缪金源、何乐夫二人留在女院教书，找刘半农已无用，周作人只能向沈尹默“磕头”求情。《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收1931年7月23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曰：“明日拟外出，去对平大沈校长及静心斋傅所长磕头，但均系代人磕者也。”“平大沈校长”正是沈尹默，相同的“磕头”二字表述提醒我们，周作人这次磕的头想必就是代缪金源、何乐夫那两位磕的。“静心斋傅所长”，即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静心斋在北海公园内，史语所于1929年从广州迁到北平后就以之作为所址之一。服院，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刘半农曾任服院中文系主任。“燕大新主任郭公”，即郭绍虞，“马前主任”，即马鉴，二人相继主持燕京大学国文系系政，职务交替正在此时。

因此编者将此信系于1931年，应是不错，再具体一点的话，则是7月23日之后。

缪何二人之中，缪金源（1898—1942）较为知名。抗战爆发后，他是北京大学为数不多的留平教授之一，最后恪守气节，久饥而亡，事迹显著，我便“繁文不叙”。

《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附录的1931年7月23日（恰好与周作人给俞平伯的那封信写于同一天）江绍原致周作人信中提到，“缪金源日前来谈，似颇牢骚”，这份牢骚所从何来，我们现在知道了。不过江绍原接下来说，“胡先生或将为众怨之府。God bless him！”话里之意似是说，缪金源牢骚的矛头指向的是刚接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邀请，当上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虽然内里底细不清楚，但是新官上任，处理人事不是得罪这个就是得罪那个，缪对胡有怨言不足为奇。

为了继续教书，缪金源还找了其他人帮忙。《钱玄同日记》1931年9月12日星期六载：“十时访余季豫。下午一时访缪金源，他的夫人姓周，其门口写为‘周缪’。三时访兼士不值，均为功课事，因甚疲累，即回孔德。”这一天是钱玄同四十六岁虚岁生日，他还四处奔走，为缪金源的功课之事尽心尽力，很够意思。

何乐夫，即何士骥（1893—1984），以字行，先后求学于浙江师范学院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抗战前曾任职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为西北史地学会发起人之一，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校文字学及文史考古诸课讲师。抗战时，何乐夫应聘于西北联合大学史学系，兼任陕西考古会代理工作主任。1943年至1949年，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随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望云接管国立敦煌研究所，1952年兼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55年入选《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考古学专家组名单时的身份为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尹默对何乐夫的批语究竟为何等言辞，今天我们已不大可能确知，据周作人说那话“正如蒋公之于某君”，蒋公大概指的是蒋梦麟，不过就算猜对，也很难找出那句相应的话，只能付诸阙如了。

《曲庵如面：江阴市博物馆藏刘半农友朋信札》，江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江阴市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落伍”与“紧张”

曲庵砚兄道席：前以落伍封函呈阅，窃思砚兄近来似颇紧张，仿佛觉得对于敝事不无微词，至为惶恐。今日遇见天行山鬼，得悉砚兄似无不敬之意，始复放心。因将另一种落伍之信笺送呈一匣，伏乞赏收，无任叩头之至。再，近来有人提出“江冯二庸”一句征对，计已有“戴钱一夏”“陈吴三立”（敝人提议可改“陈吴六立”），关于砚兄者有“严刘四复”，此外尚有“陈王廿旦”，则似太晦涩矣。再闻曾赐“羲皇上人”之信，乃截至此刻现在为止，未曾收到，并闻。匆匆不尽。小弟知堂顿首 三月廿二日

此信编者系于1932年。

在此前两天的3月20日，周作人在《鞭策周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莫须有先生传〉序》的一则附记（可见《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交代了此序的由来：他答应给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写序，拖了半年才写出，同时自己的《看云集》也需要一篇自序，懒得另写，便取巧地一文两用、“一石投二鸟”。但上海有战事，《莫须有先生传》的出版又拖了下去，正好《鞭策周刊》的编辑“须尊”徐祖正约稿，他便将此序做了第三个用途，交给徐去发表。

这篇短文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不怕须尊先生见怪，我说这是敷衍，因为中国现时以及本周刊的空气都是非常紧张严肃，中间容不得一点犹豫，而我的文章又是那么落伍，在平时尚且不合时宜，何况这个当儿呢。”句中的“紧张”“落伍”二语，均在致刘半农的书信中出现，两文写作时间又如此接近，当作内证大抵没有问题。

由此可知，周作人呈阅于刘半农的“落伍封函”，就是那篇一鱼三吃的《〈莫须有先生传〉序》。也许从某些迹象中，周作人感到刘半农对这种偷懒应付的做法不以为然、“不无微词”，后来听“天行山鬼”魏建功解释并无此事，是自己“想多了”，方才放心。

周作人是否真的想多了？刘半农是否真的“无不敬之意”？四个月后，周作人的另一篇文章透露了一些微弱的信息。7月26日，他给即将出版的《看云集》新写了一篇自序：“今年所作的集外文拢总只有五六篇，十分之九还是序文，其中的确有一篇我是想拿来利用的，就是先给《莫须有先生》当序之后再拿来放在《看云集》上，不过这种一石投二鸟的办法有朋友说是太取巧了，所以我又决意停止了。”那位说“太取巧了”的朋友是谁，我大胆猜是刘半农，总该有几分把握吧。

再多说一句。周作人信中提到刘半农有一封给他的“羲皇上人”之信寄丢了，还好刘半农留有底稿，后来又寄了一次。此信王风、夏寅近年整理的《刘半农书简汇编》有收录：“弟近来脚痛，坐立尤甚，静躺三日，听天际风声虎虎，看帘前濛濛然落黄沙，馀无所作，真羲皇上人，视兄静坐尤胜也。今日小愈，又起写《一雅》，不肯放手，乃知此福不能久享，命也夫。”只是一篇闲适文章而已。（函中对联，笔者将另文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