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猪圈的日本人 铺就了甲午战争清朝的败局

甲午战争不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而是20世纪东亚连绵动荡的开端。战争的胜负并非简单的军事对决，而是两套体系改革转型成果的碰撞。

在2026年出版的《甲午：摇摆的战争》中，历史学者、“东亚观察局”“忽左忽右”“边角聊”等播客节目的主播和常驻嘉宾沙青青从中日两国情报、外交、舆论、政治和国际视角重新审视战场内外，把这场看似大众熟知的战争重新放回历史的混沌之中。

手握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李鸿章，陷入“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的困境。朝堂之上，光绪皇帝锐意主战、慈禧忙着过一个好生日、清流纸上谈兵，整个清政府没有统一的战争指挥体系。战争的胜负，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

日本决策层对开战同样有过犹豫，但倒幕开国后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以及对扩张的长期准备，让日本得以高效调度谍报、外交、舆论资源配合军事行动，赢得了一场毫无悬念的胜利。而举国之力豪赌的冒险成功，带来的只是不满足的怨气和再赌一把的执念。

“对华重大方针几全以宗方报告为资料”

1887年4月11日夜，江苏太仓的一家旅店迎来了两个剃头留辫、看上去跟其他中国人没什么大不同的旅客。

伙计问他们是哪里人，其中一人说是“福建”。伙计见识过不少南来北往的客人，觉得不对劲，当即反问：“我久交闽人，能解其语言，今客之话调毫不似闽人，何也？”

这时，另一名旅客颇为从容地答道：“我们本是福建人，少时移居上海，今将垂二十年矣，故话调全变，不能执乡音矣。”

伙计听罢，没再多想。他不会想到，眼前两个操着奇怪口音的旅客是两名日本间谍。那个解释自己为什么口音奇怪的人，是日本在清帝国的情报网中最为成功、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后来甲午战争走向的间谍——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左）与友人合影 图/《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1887年，23岁的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的间谍生涯刚刚起步。此后至甲午战争开战前，他的足迹已经覆盖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多达八个省的区域。所结交之人，从官吏豪强到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既是情报的来源，也有人曾助他逃脱追捕。此外，他在中国发展本地人作为刺探情报的下线，这些下线在甲午战争期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大部分时间里，他独自行动，为了节省费用，活动以徒步为主。风餐露宿，寒暑往来，经常弄得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在江阴遇到过劫匪，在莱州炎热的夏夜与十多人挤在破旅店的大通铺，在河南的寒风中跟猪圈里的猪同眠……为达目的，他能忍常人之不可忍。

对沿途见闻，宗方小太郎的观察事无巨细，生怕漏掉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大到国家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洋务办厂的运营状况，小到民间一顿饭的消费、自己骑驴花了多少钱、民风物产、道路宽度，甚至连水井数量，都有详细记录。如他在日记中自述：“纪行事务为朴实，不求浮华虚饰。务载其详，不厌重复。”

除了大量的社会学式的田野走访，结合清帝国官方文献、地方志和类似《京报》等媒体的公开报道，宗方对大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敏锐地察觉到了清帝国积弊之深重。

1893年，宗方小太郎在给日方提交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中指出，中国百姓实际缴纳的钱粮数额，至少是清廷官方口径公布数额的四倍，各级官吏压榨民力，贪腐成风。纸面上看，虽然中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但在清廷治下难以发挥，持续数十年的洋务运动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类，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在战前和战中，宗方小太郎迎来了间谍生涯的高光时刻。战争期间，他向日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他和他雇佣的本地下线频繁活动于威海卫、旅顺等重点区域，刺探军港设施、炮台要塞布防、北洋舰队的活动情况。以至于日本海军对北洋舰队的军舰、炮台的数量、军舰进出港的动向，以及可能的部署，几乎一览无遗。日本海军军令部当时有人如此评价：“军令部颇为重视宗方的报告，对华重大方针几全以宗方报告为资料。”

日本海军军令部奏请授予宗方小太郎“从五位”的文书，资料来源：叙位裁可書· 大正十二年· 叙位巻四，内閣，大正12年1月—大正12年2月，叙00735100 图/受访者提供

基于对中国民间社会情况的深入了解，宗方小太郎还配合日军的进攻发起了舆论战。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宗方小太郎以纯汉文写了一篇名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的宣传檄文，在其中引经据典，以华夷之辨煽动汉地十八省的反满情绪，将日本的侵略战争包装成讨伐满清蛮族的义战。

宗方小太郎活跃的背后，是一张自上而下、布局长达几十年、组织严密的日本对华间谍网络。

自1860年代明治维新开国以来，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思潮的鼓动下，大量日本间谍以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名义陆续潜入中国活动——很多人还是“自带干粮”进行“义务劳动”——其中就包括后来发掘了宗方小太郎的间谍头目荒尾精。

日本参谋本部缺乏活动经费，荒尾精便自行筹措，并在湖北汉口开设名为“乐善堂”的药铺，以此为基地，构建起一套以商养谍、由点及面、深入腹地的系统性情报搜集工程。除了在汉口一地，“乐善堂”的分号还开到了上海、北京乃至华北，以及湖南、四川等地，甚至远在云南都有活动。

到了1890年，荒尾精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不仅通过该机构掩护间谍活动，还在此秘密培训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间谍。成立之初，报名入学者达500人，录取150人，首批毕业生约80人。日清贸易研究所很快就成为日本在华最重要的情报中枢机构，并在后来演变为臭名昭著的东亚同文书院。

到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从官方到民间、有组织有系统、覆盖大半个中国、达数百人之多的日本间谍网已经将清帝国的底牌看了个遍，成功确立了日本的战略先机。

“中国不足为惧”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清政府对日本情报刺探和反间谍工作的低能。

李鸿章曾在甲午开战前抱怨，中国到处是日本间谍，开战后有必要限制外国人使用电报，否则难免军情泄露——他认为根本不用担心日本会采取同样的反制措施，因为清政府在日本根本没有眼线，“彼禁不禁（电报）无关轻重。”

虽然之后李鸿章就外国人使用电报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似乎于事无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汇报的清军调动机密，宗方小太郎次日即已获知，并在日记里有所谈及。对此沙青青指出，“由此可见，在总理衙门、李鸿章身边又或是电报局内就有日本的内线。”

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活动，清政府并非毫无察觉。上海道台曾发出警示，指出荒尾精在上海设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是个间谍窝，派人假冒成中国人四处刺探情报。类似的情况，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曾有所察觉。

直到战争爆发，李鸿章才开始针对日方的间谍活动采取措施，派人搜查逮捕可疑人员。随后抓获并处决石川伍一等间谍，算是清政府反间谍工作上难得的成果，但对于战局已难有大用。

基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中清帝国与日本互惠的条款，大清和日本两国军舰都可以在符合规定并知会对方的前提下，在对方指定港口停靠或在对方沿海航行。日本海军充分利用了这一条约，多次派舰巡游中国沿海内河关键区域进行侦察。

1894年，甲午战争开战前的几个月，日本军舰“赤城”号就曾堂而皇之地访问中国多地，其间还与宗方小太郎秘密接头交换信息。随后又北上渤海，观摩北洋海军的大阅兵。

李鸿章对“赤城”观摩阅兵的请求欣然同意，并指望借此机会展示北洋海军的实力，让日方打消轻易开战的想法。为此，丁汝昌还为“赤城”舰观摩提供了便利。观摩期间，“赤城”详细记录了北洋海军的各项指标，为数月后爆发的战事提供了新鲜的一手信息。

“赤城”炮舰，1890年竣工于小野滨造船所，排水量为622吨、最大航速10节。曾参与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以及日俄战争 图/受访者提供

这种如今看来很天真的行为，李鸿章干过不止一次。早在1893年，时任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的川上操六考察朝鲜、中国等地，李鸿章对其大开绿灯，邀请他参观清军的防御工事以及步、炮兵演习。川上参观后发现清军战斗力孱弱，反而更坚定了与清帝国开战的信心，“中国不足为惧。”

对李鸿章而言，这种“秀肌肉”是无奈之举。作为操办洋务多年、执掌清帝国最精锐陆海军的北洋大臣，即便对日方底细缺乏了解，他对自家军队几斤几两还是心知肚明的。单就海军而言，日本在甲午开战前夕依然不断更新装备，最新锐的“吉野”号在1894年开战前才刚到货。而北洋海军在1886年后军购基本停滞，未添一艘新船，至开战前，能用于海战的军舰只有八艘，不仅在技术上与日本海军有代差，而且都已服役日久，需要大修。

沙青青形容，甲午战前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打牌时握着一手烂牌、想诈唬对方一把的赌徒：“北洋海军这张牌，你不打出来还可以牵制对方，一旦打出来，那就完蛋了。”

在沙青青看来，情报工作和军事领域上的问题，很直接地反映出了清帝国整体的结构性困境，几乎所有事情都缺乏现代国家的组织和体系，“我们现在看左宗棠收复新疆打得多么成功，但他也没有国家后勤支撑，都只是局部动员，虽有中央拨款和跨省协饷，但还得有个胡雪岩在江南帮他采购和筹措经费，换到李鸿章这里也一样，所有事情都要你自己想办法搞定。”

黄海海战的场景，摄自“西京丸” 图/受访者提供

大人打小孩的战争

1894年，李鸿章看上去无疑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下清帝国最有权势的那个人，头上顶着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一等肃毅伯等光环，掌握着清帝国最精锐的陆海军，并且实际上是清帝国的国际门面和外交负责人。

但他的处境前所未有的尴尬：名义上看，文华殿大学士本是中枢宰辅的头衔，但李鸿章又作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常驻天津，不在北京的最高决策层之内；外交事务的专职机关本应是北京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大量外交事务的沟通讨论，又是李鸿章这个地方大员在处理；李鸿章能直接调遣的军事力量仅限于淮军和北洋海军，在外交问题上又常与总理衙门意见不同乃至对立。沙青青形容，李鸿章是“有宰相之名，没有宰相之实；有外交之实，没有外交之名”。

李鸿章曾在奏折中抱怨，自己这个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做得还不如之前打太平天国时来得畅快。当年国家让各省包干平叛，财务人事可以自行其是，“故能事半功倍。”如今却是干什么都要跟中央沟通博弈走流程，“用人必循资格，需饷必请筹拨。”

尴尬的不只是李鸿章。沙青青在书中指出，大战在即的清政府根本没有一个正常的领导指挥体制，更谈不上战争规划，表面亲政的光绪帝背后仍站着慈禧太后，本该统筹全局的军机处、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与实际指挥军队打仗的李鸿章之间的决策环节彼此隔绝——李鸿章知道这仗打不了，即将六十大寿的老佛爷最在意的是生日兴致不能被打扰，而年轻气盛的皇帝和翁同龢等清流又对自身实力严重缺乏认知，总想跟日本大干一场树立威望。

秉持“以夷制夷”的李鸿章寄望于列强的调停，但对于如何贯彻这项策略却缺乏概念，“落到实处的话，就要具体了解这些国家各自的关切是什么、各自的渴望是什么、他们的矛盾在哪里。这需要非常细密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研究，而不是只喊口号说‘以夷制夷’。”

1894年7月16日，日本与英国正式签署《英日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维新三十年的日本终于甩掉了压在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了一个能与西方平等打交道的新兴国家。英国选择在大清与日本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签约，实际上也表明了态度：为了保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以及牵制俄国的势力扩张，他们选择了日本这个更有实力也更好打交道的盟友。

俄国人倒是为调停做了口头上的帮衬，他们忌惮日本扩张，也对中国东北有所企图，但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完工，俄国人很难在实际层面起到什么制衡作用。

沙青青在书中评价道：“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总理衙门，似乎都是基于一知半解的国际法知识，一厢情愿地指望英国乃至其他列强会出手干预中日战争。”

开战后一个可能成为转机的事件，清政府也未能有效利用。7月25日，清帝国与日本正式宣战的七天之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浪速”号在朝鲜牙山海域拦截了清政府租用的、满载1100余名清军官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船上的清军官兵拒绝投降后，“高升”号被击沉，“浪速”号还公然对落水者进行射杀，只搭救了落水的欧洲船员。

英国舆论大为愤慨，还向日本提出抗议照会，李鸿章一度非常乐观，认为此事能把英国扯进来，将战事搅黄。

日本立即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外相陆奥宗光部署发布了对日方有利的调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则开始拿真金白银砸向英国的媒体和意见领袖，国际法专家胡兰德、韦斯特莱克等人开始在报刊发表评论，在国际法上面抠字眼，为日本“不宣而战”的行为辩护。

日方的措施很快见效，舆论风向从要求惩罚日本转向国际法的学术讨论，甚至有人已经认为这是日本这个“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的正当行为。其间，清政府一方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发声。

11月10日，英国的海事法庭裁定：当时中日战争状态已事实存在，“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本有权拿捕或击沉。多年后，清政府还要向船东怡和洋行赔钱。

在沙青青看来，此时的日本已经深谙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并善于利用，“他们的外交官能讲驻在国外语，有些还不止一门，有的甚至还娶了当地人为妻，他们理解当地的社会法则、潜规则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很自然地就能去利用。”

在旅顺船坞修理的“镇远”号 图/受访者提供

对于清帝国而言，类似的事情很快再次上演。

日军于11月21日进入旅顺，残酷屠杀当地平民百姓，消息由跟随日军行动的西方媒体随军记者和武官传出，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舆论开始广泛报道和讨论日军的暴行。

日方再次故伎重施，试图收买舆论扭转风向，但旅顺屠杀血证如山，连胡兰德这些此前在“高升”号事件中帮日本说过话的人，都没敢在此事上为日军辩护。

对清政府而言，这本该是个能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向日本施压的机会，但他们第一时间选择了压消息维稳——“密令巡抚约束言论”，以防“激化民心”。

1895年2月16日，日军押送威海卫清军俘虏的情景 图/受访者提供

与此同时，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正在享受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自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一（10月29日）起，慈禧太后隆重的祝寿活动持续了近一个月。旅顺前线吃紧的消息传来后，宫中适当缩小庆典的范围，但老佛爷作为著名戏迷，依然坚持寿宴之余“听戏三日，诸事延搁”。

1860年代，勉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帝国与刚刚打完倒幕战争的日本在几乎同一时期开启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但不到30年后，两国之间的战争却几乎成了一场大人欺负小孩般的一边倒压制——小孩是看似庞然的大清，大人反而是曾被大清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

历史的惯性

1894年9月18日，甲午战争正式开战不过两个月，李鸿章对朝鲜前线状况已经两眼一抹黑，只能通过驻英使馆从路透社等外媒了解到的消息向前线部队发报询问：“伦敦十九来电：英国电报西历十六日中日在平壤决战，华兵二万溃散伤亡被俘者计一万六千有奇，日得平壤，日兵无甚伤亡。又电报中华兵二万降日。是否确实即查报。”

三天前，平壤陷落，提督叶志超仓皇奔逃。次日，仰仗宗方小太郎等日本间谍的情报优势，日本舰队捕捉到了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与北洋海军主力决战的战机，北洋海军遭到重创，致远、经远等四舰沉没，提督丁汝昌重伤，管带邓世昌、林永升等壮烈殉国。

邓世昌与“致远”舰军官合影 

李鸿章本想用来诈唬人的王牌都打光了，随后的几个月日军从朝鲜一路向西进攻，长驱直入。战争自此进入了没有悬念的“垃圾时间”。

虽然蓄谋且准备已久，但日本人也没想到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事实上这场被沙青青形容为“摇摆的战争”，不光是指清政府在战与和之间的摇摆，日本决策层同样有过犹豫。

无论是首相伊藤博文，还是明治天皇，战前都对与看似强大的清帝国全面开战心存疑虑。但日本的体制此时已呈现出一种军方和鹰派独行暴走的苗头，以及能将所有方面绑上战车的特性，这种苗头和特性也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放大。

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负责与袁世凯谈判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从伊藤博文与主战的外相陆奥宗光两头接到完全相反的指令——一个要他避免激化事态，一个又要他尽量挑事。开始向朝鲜派兵后，日本的战时大本营体制有效地将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排除在军事决策权之外。

这一时期，面临宪政危机，大半年的时间内先后两次解散议会的伊藤博文，选择开战的动力也越来越大——朝鲜半岛的军事危机，正是扭转国内政治危机的现成机会。

日本处心积虑不假，战前的摇摆同样存在，通过梳理双方的决策过程，沙青青呈现了历史发展的某些不确定性：甲午战争并非预先定好的剧本，而是多方博弈层层碰撞的结果。

战争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落下帷幕，更大的危机却在不断酝酿。于中国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国耻。对日本来说，胜利的狂喜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转为怨恨的积累。

新兴的日本，一下从大清抢来了相当于本国三年财政收入的赔款，加上台湾全岛，以及满清皇室龙兴之地的辽东半岛。收获之巨，当即引起利害相关各方警觉。俄、法、德三国联合施压，迫使日本于1895年5月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顺手还敲了清政府一笔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日本国内对此舆情鼎沸，认为“赢了军事，输了外交”，舆论的风向逐渐变成一场对“胜利却遭到处罚，说明自身不够强大”的反思，“卧薪尝胆”的声音成为一种主流，也在为日本的下一场战争铺垫民意。

甲午战争不是一段历史的终点，它成了接下来20世纪东亚连绵动荡的开端。

回望甲午战争，沙青青认为这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场战争全方位改变了东亚政治、思想乃至文化的面貌，20世纪东亚的一系列动荡和演变，都难免要从甲午寻找线头。

如沙青青在《甲午：摇摆的战争》后记写的那样：“身处21世纪20年代的此时此刻，整个东亚和世界似乎又迎来了新一轮变局。重温百余年前的甲午战争，吾辈或许更能体察到这场战争的‘历史惯性’如何真切地影响了之后的20世纪以及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