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宋朝人，可能比我们更懂生活

我们拥有比古人丰富得多的物质条件，却似乎越来越不知道该怎样生活。

时间被工作切割，注意力被信息占据。我们谈论松弛感，追求氛围感，然而，真正的生活意境是否只是精心布置?一个人又该如何在现实压力之下，保有内心的从容?

在北大，有一门美学通识课。课堂上，不同专业的学者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面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

今天分享的文字观点，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老师在“北大美学通识课”中的讲述。她把目光投向一千年前，讨论宋代士人对于“生活意境”的追求。

也许，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壹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一个特别的时期。东、南面海，北面、西面还有一些其他政权。其中，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女真民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及元，对于宋朝形成的压力最为明显。因此，当时宋人会说“天下大势，分为南北”。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宋朝是中原历代主要王朝里疆域最为狭小的。两宋加起来近三百二十年的历史，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面前，一方面，朝廷非常谨慎小心，因为边境上已经有许多问题，不希望内部再出现更多问题，所以这个朝代总体上比较因循保守;但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的挑战，宋代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在忧患之中顽强执着地“生”，持续久远地“长”。

(南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是宋代历史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宋代在外部势力的包围或者环伺之下，实际上仍然有相对安定承平的时期。当时将士和民众的奋斗与努力，撑起了两宋的这一片天，保证了疆域内部相对稳定的局面。

很多时候，发展就是在压力与竞争的环境下实现的。虽然宋人面对这样的形势，但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有许多发展和创造。宋代士人的生活离不开周边的压力，也离不开他们在这种压力之下的个人感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们形成了特殊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意境。

所谓生活意境，其实都来自现实

贰

宋代士人不只是泼墨挥毫，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任职。所谓人生“意境”，其实都来自生活，来自现实。

有些官员任职于地方，就有责任劝课农桑。南宋於潜县令楼璹创作《耕织图》，其中有画有诗，诗与画相配，用来教百姓怎样育秧、插秧、分秧，怎样养蚕、缫丝和纺织。一步一步，如同农业科技的普及，而这正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

(南宋)楼璹《耕织图》摹本局部

许多我们熟悉的文人、士人，都曾经任职于地方，从政期间也非常关注民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州时写道：“钱唐作守不为轻。”怎样让百姓拥有比较平和顺遂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苏轼再度出仕杭州以后，看到西湖淤塞严重，便动员民工疏浚，建成了苏堤。“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所写的不仅是自然天成的景观，也和当时人的努力有直接关系。

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登上景德寺的高塔，看到城中的房屋如同蚁穴，想到屋中的百姓清晨四散劳作，直到夜晚才相继归来：“念此屋中人，当复几人闲。鸡鸣起四散，暮夜相与还。”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他对百姓生存状况的强烈同情。

龙隐岩是桂林的一个石洞，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碑刻，绝大多数都是宋人留下来的。现在我们去广西桂林，都会觉得很远，那这些宋人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他们有些是当时在那里任职，也有些是被贬到那个地方去的——比方说给皇帝提意见，惹恼了当权者，就会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去。我们知道苏东坡也曾经多次被贬，最远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

宋代士人的一生往往很坎坷，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上下沉浮。尽管如此，他们的襟怀仍然坦荡、开放。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一些优秀士大夫面对现实政治时磊落、担当的态度。

大俗大雅：宋人的艺术与生活

叁

宋代士人与艺术有关的生活形态，不只体现在艺术创作中，也是从日常生活里渗透出来的艺术品位。

唐代中期以后，禅宗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景德传灯录》中说，“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也就是说，道与法渗透在人间的所有行为和生活之中。《二程集》也说：“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都有道理渗透其中。

(南宋)刘松年《山馆读书图》局部

因此，在宋代士人看来，风雅处处是平常。宋人有所谓“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对此不能扩大化，不能认为所有人都徜徉在闲雅的生活里;它只是当时人对某种生活状态的观察和概括。扬之水老师曾说，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这个时代既有诗的典雅、文人画的意境，也有通俗的词、曲和小说。文学的重心开始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展到词、曲和小说，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和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是一是二图》

苏轼谈论作诗时说，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也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把故与新、俗与雅融为一体，才能形成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

以俗为雅，也以平常语言写出深意

肆

宋人有很多用通俗语言表达典雅含义的例子。

王安石曾在西太一宫的墙壁上题写一首六言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二十四个字一看就能明白，但其中有非常深刻的含义：三十年后重回故地，已经白发满头，当年的痕迹也无法寻找。它写的不只是地方旧貌换新颜，也包含着个人生命和岁月流逝的感受。

黄庭坚后来也来到这里，写道：“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这首诗看上去都是俗语，没有艰深的词汇，但内含的意义非常深远。是非究竟何在?换一个角度看，可能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认识。

(北宋)黄庭坚《小子相帖》

苏轼的《定风波》也是如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首词写于他被发配到黄州之后。当时他的生活十分困窘，要到城东的山坡上开地种植，“东坡”的称谓也由此而来。但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下，他的心情仍然疏朗、开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宋代文人的日常表述中，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和深远的精神境界。

(北宋)苏轼《寒食帖》

林庚先生曾说，唐诗是青年人的歌唱，宋诗是中年人的吟咏。钱锺书先生也认为，唐诗重在风神情韵，宋诗重在筋骨思理。宋诗看上去有时比较“骨感”，其中却蕴含着深邃的道理。这正是宋人以平常语言写出人生况味的方式。

从江山到市井：宋人眼中的生活

伍

宋代有各种类型的画作，比如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宋代士人寄情山水的特点非常明显。山水画能够以有限的篇幅描绘整体的风云大地，天地之间这么广阔的局面，可以在尺幅之间予以展现，比较适合呈现士人的内心境界。黄庭坚诗中有一句“天开图画即江山”。对士人来说，最美的图画就是面前的江山，它能够呈现士人的心境、襟怀和广阔的气象。

除了山水画之外，宋代也有市井风俗画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呈现了街市、通衢，以及人们围着听说书、讲故事的场景。这幅画不是照片，不是现场情景的复制，但其格调是写实的。画中能看得出平桥栏杆边这个小局部中有一个蓬发赤膊的人，他实际上是个乞丐，拿着碗向当时在这儿看热闹的人乞讨。所以《清明上河图》不仅反映了城市的繁华，也表现出当时河道周围扛麻包、卸粮食的这些劳动人民的辛苦，体现出当时社会底层生活的艰难。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从唐宋雕刻形象中，也能看到时代风格的变化。唐代仕女像往往显得雍容华贵、心满意足;宋人的感觉则有所不同。像禅宗所说，砍柴挑水无非是道，寻常生活同样值得呈现。因此，宋代出现了更多样化的作品，风格上有一种时代的变化，从雍容华贵到朴拙，从绚丽到沉稳淡泊。

物质文化同样如此。宋代的抄手砚十分朴素，定窑孩儿枕以及官窑、龙泉窑瓷器，既有世俗喜好的一面，也具有雅致、素雅简洁的风格。宋代器物明显具有“雅俗兼资”的特色，也带给后人一种古典而纯洁的感染力。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陆

宋代士人的书法、文学和日常生活，往往有雅有俗、大俗大雅。这样的新旧、雅俗观，在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融通的。

《朱子语类》中说：“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有的东西看起来粗糙，有的东西看起来精致，但所有精致的东西，都是从粗糙之处生发出来的。陈淳也说，“万物万事、小大精粗”，都是有道理的。韩淲则写道：“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不管是雅的东西还是俗的东西，都体现着道理。

(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邓小南老师指出，如果要概括宋代士人的审美观与生活意境，可以用《论语》中的四个词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以道理、大道作为志向，以是否符合道德作为活动的前提，以是否契合仁义标准作为判断事情的依据，在这个原则之下，涵泳遨游于六艺之中。

“游于艺”的“游”，是在学海里遨游，是沉潜涵泳在技艺和文化修养之中。这里的“艺”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不完全相同，它的范围更宽，也包括各种技艺和实践。

朱熹强调，这四者是相辅相依的，具有整体性和实践性。有人只在书本上讨论什么是“游于艺”，却不肯真正实践，所以“每每不相似”。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因此，“游于艺”并不是停留在书面上的东西，而是宋代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交游方式和表达方式。所谓生活意境，也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渗透在每个人生命历程之中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