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总体氛围：恐惧、恐惧，还是恐惧

冯客：毛对文艺界的整肃主要依赖两个人。一个是周扬，这位口才犀利的文艺理论总管被视为中国的日丹诺夫。他加紧了对共产党控制区内所有出版物的控制，以确保领袖的意志得到完全贯彻。为了控制每一位作家和艺术家，周扬开始与康生密切合作。

康生是个阴险的人，留著两撇胡须，带著厚厚的眼镜，总是穿一身黑衣。他曾在莫斯科受训，并在大清洗期间协助秘密员警迫害过数百名中国学生。但是，因为他是随王明一起来到延安的，所以他的名字也被共产国际列入黑名单中。

为了赎罪，康生表现得异常激进，他发动了一场残酷无情的整肃运动，以彻底清除年轻人头脑里残存的独立思想。受到审查的人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审讯，在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会上表示悔过，并互相揭发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许多受到怀疑的人被关进窑洞，还有人被拉到刑场，经受模拟处决的恐吓。反反复复的审讯，没完没了的斗争大会，让延安变得人人自危，空气里充斥著恐惧和猜疑，每天都在发生背叛。任何想与外界联系的举动，都被当作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在巨大的压力下，许多人心理崩溃、精神失常，有人甚至自杀。毛要求所有知识分子学习和讨论他本人、斯大林以及其他人的文章，不断进行思想改造，最终达到对毛绝对忠诚的地步。

延安的文化与教育圈算是享有一定特权的，在远离延安的地方，整风运动更加残酷，但相关的记录并不多。示意图。（资料照，取自人民网）

与此同时，康生及手下的爪牙们兴奋不已，他们以抓间谍和特务为名，对所有人展开调查。这场所谓的“整风运动”在一九四三年夏天达到高潮，延安几乎进入戒严状态，嫌疑人被勒令留在各自的工作场所，办公室和学校的门口都设有警卫。全城笼罩在一片不安的寂静中，因为私下交谈可能带来危险，就连结了婚的人也被禁止回家。一位居住在延安的苏联人写道：“延安的总体氛围是恐惧、恐惧，还是恐惧。”成批成批的人被迫坦白或真或假的“罪行”，有时一次多达几百人。大多数人承认自己是间谍，在有些单位，国民党或日本特务的比例甚至达到百分之分。为了活下来，人们只能抛弃所有的道德底线和意识形态原则，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我抹黑。结果，每个人的供词都被记录在案，成了党手里的把柄。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作家和艺术家受到的打击最大，许多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多半是像织袜子这种既无用又带有侮辱性的任务。相反，为了确保文艺为革命服务，那些没受过教育、满脑子教条的人成了文艺界的领导，结果在此期间，没有出现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延安的文化与教育圈算是享有一定特权的，在远离延安的地方，整风运动更加残酷，但相关的记录并不多。对毛来说，受过教育的人仍有利用价值，他的目的在于打垮他们，将其改造成顺从的工具，而不是简单地消灭这些人。

相比之下，村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就可有可无了。在延安以北一百五十公里的神府县（后改名“神木”），整风运动中有四百人受到调查，其中四分之一被杀，或选择用跳崖、投河等方式自杀。

在甘肃的陇东县—这里曾被誉为实行“三三制”的模范县，有五百人被捕，许多人的下场也是被杀或自杀。在不远处、位于国民党封锁线另一侧的镇原，当地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收容从共产党控制区逃出来的青年，许多人抵达时已极度疲惫、严重饥饿。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整风运动，具体的数字永远不可能知道，但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朱绍良在1944年推测，约有3000千名有特务或叛徒嫌疑的年轻人被肉体消灭。王明后来在莫斯科作证称（尽管其证词难免带有偏见），“在所有区一级单位里，逮捕、吊打、殴打乃至杀人成为惯例”。负责运动的干部会召集村民，命令他们排成一列，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敌特”或“叛徒”。认罪的人可以回家，不从者则遭受折磨并受到监管。其结果是，整风运动的打击对象不再局限于投奔延安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当地民众都被卷入其中。1944年12月，就连莫斯科也对康生清洗基层的手段之狠毒表示震惊。

毛也需要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但前提是这些人必须服从他的意志，向他表示臣服。为此，毛成立了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其成员都是他的亲信，为首的是后来成为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总学委接管了延安的一切事务，中共也由此变为毛个人独裁的政党。过去曾得罪过毛的高级干部无一不遭到羞辱，被迫作自我检讨，并公开为自己的“错误”忏悔。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赎罪，他表示将永远效忠毛，但毛认为不够，又召开了一系列批判会，要求周当众承认自己是“政治骗子”、缺乏政治原则。这种自我否定的过程极其痛苦，但周最终得以过关，成为毛的忠实助手，并下定决心以后绝不再与毛对抗。

与斯大林不同，毛很少处决政敌，而是把他们纳入麾下，时刻敲打，令其永远听命于他，并且通过不知疲倦的工作来证明对毛的忠诚。唯一的例外是王明，据称他被慢性投毒，并遭到软禁。直到1944年底，季米特洛夫出面替他求情，毛才放王明一马。1956年，王明获准前往苏联治病，之后再未回国，1973年在莫斯科去世。 

《红曦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历史》书封

＊作者为冯客（Frank Dikötter），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米利亚斯资深研究员，并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本文选自作者最新著作《红曦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历史》（联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