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炮制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篇社论煽动唆使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所谓破“四旧”的运动，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疯狂扫荡的目标。
这场狂潮首先席卷了北京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10万多户被抄家，偌大的北京城几乎被折腾得底朝天！据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就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俱近400万件。紧接着，这场狂潮又迅即快蔓延到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这期间，散存在民间各地的大量“四旧”，尤其是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等文物要么被洗劫一空，要么毁于一旦。
然而，积极回应中央文革的号召的红卫兵小将哪里知道，就在他们到处抄家“破四旧”的同时，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首长”却乘机将大量被抄家抄走的文物字画占为己有，狠狠地捞了一把。
当年，红卫兵抄家抄来的贵重物品都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据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披露：有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康生等人在挑东西。仅林彪、叶群就拿走文物字画1858幅，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唱片1083张。
陈伯达堪称是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50年代曾捐了80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阿英的书房，陈毅、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文革抄家风起，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的藏书因此未被毁掉。但到了1968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康生更是抄家物资的蒐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龙云、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康生将一心腹召去，指示他带人先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10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5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11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等等。
一面在台上摆出一副十足的革命架势，拚命煽动“横扫四旧”，一面却在台下中饱私囊，大肆侵吞攫取文物字画，这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嘴脸。可见，他们信誓旦旦鼓噪的所谓革命，不过是忽悠民众的政治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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