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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面怒斥刘少奇:你急什么
www.creaders.net | 2017-07-27 15:02:14  多维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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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1962年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本文摘自2005年第9期《党史文苑》,作者林小波,原题为《四清运动始末》。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

  起源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正是国内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全党上下正集中精力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那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开展这么一场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政治运动呢?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

  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的问题。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发动和试点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之,此时各地的社教运动部署大多未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而且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

  《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颁布后,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由于“五反”运动是中央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从《后十条》的基本内容看,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此后,随着运动的逐渐铺开,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从而使试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因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更加发展。

  铺开

  《后十条》制定后,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以下简称《双十条》)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2本,向一切人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同时,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向全党全民普遍宣讲《双十条》,改变了运动之初的谨慎做法,使四清运动随着《双十条》的宣讲而大规模铺开。

  试点后,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后两反斗争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为此,中央监委于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汇报了”两反“问题的处理意见,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指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点面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面上主要就是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国内纲领;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不仅有开展的必要,而且必须大张旗鼓,集中火力,一致对敌,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高潮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已经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中美两国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国内四清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向题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

  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

  据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

  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转折

  鉴于前段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过火斗争等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本来计划并不很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30,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四清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当刘少奇说: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吗?你一缩就行了。刘少奇最后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可见,毛泽东是话中有话,对刘少奇的不满已有所流露。

  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四清问题。谁也没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26日,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讲了一些明显带有不满情绪的话。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

  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是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他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此后,在1965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

  《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但是,《二十三条》的关键提法大大超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是一种更“左”的错误观点。

  《二十三条》正式颁布后,标志着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

  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尾声

  1966年5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为了能使“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各地都对四清运动进行重新部署,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计划之内。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他,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清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1966年11月27日,谭震林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向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写出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现在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感兴趣了。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这年5月,陪同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社教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又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而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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