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三届知青来说，公元2018年的到来自有特别的意义。近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秋冬，他们别无选择地从城市走向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迟至1979年才得以回城就业；其中云南等地的农场知青，更是愤而通过悲壮的大规模抗争，才获得离乡返城通行证的。从1968年到1979年这个时间跨度中，老三届知青在乡村、农场度过的长短不一的青春岁月，就是他们的知青生涯。
作为老三届知青中的一员，我怎么看知青生涯？
我的看法是，对绝大多数老三届知青而言，知青生涯既不是可歌可泣的，也不是不堪回首的，而是无法忘怀、心有隐痛的。
将近50年前，经历了两年空前绝后“停课闹革命”的老三届中学生——年龄段为16周岁到21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青年们，除了极少数当了兵和升高中之外，在文革造成的大学停办和厂矿不招工的情势之下，整体上“顺其自然”、较为平静地接受了上山下乡的同质性命运安排。他们中极少有人兴高采烈激情燃烧，将下乡务农视为如愿以偿，真的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他们中也很少有人觉得是被“抛弃”、被“惩罚”、被“变相劳改”，因而千方百计加以逃避，实在没辙了才悲愤无奈地插队、插场和去生产建设兵团。
数百万人烈烈轰轰上山下乡当知青，不管是在北大荒的黑土地还是西双版纳的橡胶园；不管是在江南的鱼米之乡还是陕北的黄土高坡，每个人都开始演绎和形成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例如类似“肩扛200斤重的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的超级铁人故事，等等。然而，不管天地有多广阔，生活有多火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决然想不到：当了知青，就永远失去了接受完整中学教育的机会，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永远失去了于正常年龄段在城镇中就业的机会。事实上，正是这三个含痛量极大的“永远失去”，决定了他们的青春年华根本上的蹉跎性和虚度性，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将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决定了他们一辈子的相对弱势和边缘化地位。而他们的命运，又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自然，当知青不是只有失，而没有任何得。在累死累活、挥汗如雨的原始劳作中，知青们证明了自己的不畏艰苦、自食其力，也因此不同程度上洗刷了当红卫兵时的丑陋和可恶；在社会底层的摸排滚打中，知青们和贫困朴实的农民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困厄临身经受磨炼与磨难中，知青们遍尝不公命运之个中三味而不失进取之心；在相扶相助、风雨同舟中，知青们成了一生难得的挚友或伴侣……
但是，所得跟所失，二者实在相差太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当知青，并非得失相当，更非得大于失，而是失远大于得。
50年后的今天，愈来愈多的当年知青们已然明白：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所力推的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一场逆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反智主义运动。除了知青和知青家庭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受害者外，其对社会和民族也造成了深重的、长久的伤害。这场运动在实施手法上，又照例是颇为忽悠人的——1968年12月22日特意新鲜出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与早先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说法一样，实质上都是对人的忽悠与蒙骗。
50年后的今天，愈来愈多的当年知青们已然清楚：总体而言，知青生涯不是一出历史的正剧，而是人生的悲剧。
知青的悲剧命运，当然不能与层出不穷的各类政治贱民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承受的深重苦难相比，也绝非饿殍遍野的三年旷世大饥荒那样惨绝和荒诞。但是，知青的悲剧命运，同样是独裁权力的任性作恶所造成，是制度性人祸带来的本不该有的悲催和不幸。知青的悲剧命运，决不是一心向善的掌权老司机“艰辛探索”所导致的难以避免的必要代价。
谁不知道，人生只有一次青春？而在知青的青春中，缺损了多少浪漫、诗意和芳华！谁不知道，人生只有一次生命？而在知青的生命中，又有多少光阴被轻耗、虚度和贬值？！因此我敢说，在大多数知青心中，他们的悲剧命运，乃是一生中永远的隐痛。
绝大多数知青，这辈子活得都挺不容易。所幸的是，尽管既没有什么当年“苦难中铸就的辉煌”，也没有后来足以为人称道的建树和贡献，他们之中出现了一些最早反思和否定上山下乡运动，进而反思和否定整个文革，及更进一步针砭极权制度弊端的人，出现了一些坚定信奉普世价值、追求民主宪政的人。而他们中更多的人，在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颜的凡常旅途中，慢慢读懂了时光，把人生给活明白了。
应当说，除了少数幸运者，已是花甲或古稀老人的当年知青们，现在活得并不富有更不精致，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有了能够告慰此生的宝贵依凭：从被深度洗脑、愚弄、忽悠而过低质量、低尊严乃至无尊严的生活，一步步走向了较有质量、品味和尊严的明白人的生活。
最后，我还要写上一句自己觉得必须说的话：在临近下乡插队50周年之际，我看到当年知青中仍有不少活得不够明白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活得很不明白的人，他们还在可悲地续演按理早该停演的鲜有价值和意趣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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