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生于湖南长沙，历史学家、中国古典文学大师，留学欧美，通晓二十种语言，中研院院士，晚年目盲身残二十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陈先生是当年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另三人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又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另三人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他是真正的学贯中西的泰斗，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的声名，有说连斯大林也打听他的消息、英国女王都问候他的健康，学界更称他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傅斯年语）和“教授的教授”（郑天挺语）。
气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先生是研究历史的，而且他治学的范围很专门而且深奥，非专家不能识，阳春白雪和者益寡。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竟至出现陈寅恪热，恐怕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和一件事。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温家宝引用过）；一件事：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会当中共当局拟聘请他担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所）所长时，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宗奉马列主义，只依据史实；不学习政治，只研究历史；并且还要成为全所的规矩，由中共毛刘两个魁首之一立书据同意，以为“挡箭牌”。
有人以为这是陈寅恪反共，或者是逃避政治，或者是有胆气。这其实是强加于人了。比如说有胆气，其实陈先生是很胆小的，他的好友梁宗岱先生的夫人说他文革期间一听见红卫兵在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对于政治，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坚定立场，绝无逃避。例如日寇侵华期间，日军倒还颇为抬举他，馈赠礼物，并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他却始终不为所动。至于反共，他是君子不党，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无所谓亲谁反谁。就私交而言，他同一些共产党人倒也是有来往的，例如陈毅、杜国庠、冯乃超等，而且对他们还很有好感。而陈在文革前，还确实是一直受当局优待。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他非但不反对，还是中国人中最早（1911年）阅读《资本论》德文原著的学人之一，他的历史研究也很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
然则陈先生又为何在中共接管大陆后始终郁郁寡欢，始终不与中共合作？真正的原因，只要看他撰《王国维先生墓志铭》就可以明白了：“⋯⋯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的“奇节”，正是陈先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人所坚持终身的气节！
气节，心志不为强暴所屈，思想不为名利所浸，事业不为金钱所动，这就是气节。陈先生的气节，就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精神和治学态度。如果说政治倾向，这就是他的政治倾向。中共攫取大陆政权后，陈先生守节不变，他进京担任历史所二所所长的两个条件，是他守节不变的当然之举，“自由之思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对科学院的答复》）直到陈先生作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他还表明他钦敬明末清初易堂九子“具有高陈先生尚爱国气节”、“结庐翠微易堂，学伯夷叔齐之节，⋯⋯潜心造士，则期冀培养能继承志节”，他自己“栖身岭表，奄奄垂死，将就木之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特别是，晚年，陈先生费尽他最后的心和血写的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除了研究历史，恐怕也是敬重柳如是的气节，与柳如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最好证明。
时至今日，时代正是陈先生所说的“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的万马齐喑的时代。知识份子，经过中共七十年的暴政，奴颜婢膝者有之，卖身投靠者有之，甚至为虎作伥者也有之。处如此世道，陈先生的气节，更加值得纪念和发扬。陈先生其魂兮归来！
游学国外十三年服膺中国文化
陈先生的气节，还在于他坚持中国固有文化的气节。陈先生出生仕宦名门，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国外十三年，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终身服膺。他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恰与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完全不同。他明确主张“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不仅撰写王国维先生墓志铭，还唯一地（别人都是鞠躬礼）面对王墓行三跪九叩首的中国传统大礼。所缘者何？正是王国维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标，王国维代表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就连他的著作，他也坚持以整体竖排出版，其坚守固有文化之态，于此活生生可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文化才是立国、立身之根本。消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唯消灭其固有的文化，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割取了亚尔萨斯和洛林，就强行推行德语，不准学生再学法语（都德《最后一课》）。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虽今蒙元还满清两次亡国，而终于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始终没有被消灭。
一代师表开缜密治学风气之先
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陆，中国传统固有文化已被糟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汉字被“简化”，爱被抽取了“心”成为“爱”，人问没有心还有爱吗？唐诗宋词还有几个人能懂能做？最近上海又一次大幅度删减了中小学课本里的古典诗词。忠孝节义被代之以“爱党”，一切向钱看代替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今日之大陆伦理道德沦丧同样无以复加，其源盖出于其固有文化之被糟蹋无以复加。这是比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更世代为害的最大问题。也正因为此，陈寅恪先生坚守传统文化，更加值得纪念和发扬。陈先生其魂兮归来！
陈先生是学问家，同时也是教师，一级教授。作为学问家，作为老师，他留给包括笔者这样的后辈学人、师者的，还有他的治学方法和教学原则，这就是：考证事实，精密推理。陈师注重史料，还反复考证，确定其史实的身份，这是他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但陈师并非纯粹的史料学派。他的高明在于，他认识到仅有史料、史实是不够的，何况史料难免残缺不全，必须以缜密的思考连接与补正之。他既要考实，又要思考，形成他独特的治史方法。例如他以诗与小说证史，并亲加实践，取得重要成就。他着《柳如是别传》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作透彻理解，乃由笺注钱谦益与柳如是诗文而得。又如他从《莺莺传》认识中唐以后门第情况、道德形态，都是还原历史，别具匠心。陈师的千金陈美延说乃父喜欢的人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师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这样的既要考实，又要思考的治学方法，对于任何科学研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重要的指导原则。试以翻译外国著述为例，异种文字，外国情形，岂是国人所能尽知，唯有既考实，又缜密思考推理，方能得原著之真意，而尽量避免谬误。
陈师教学，从不要求死记硬背，他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他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否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正是这样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他培育了诸如季羡林、蒋天枢等等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大家。
面对大陆中国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泯灭，应试教育和抄袭剽窃倒是应运而生，处如此时代，陈师其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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