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留四大遗产 仍是中共执政良药

作为两位大胆而富有成效的改革者，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常有声音将其和邓小平作对比，前者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在不少观察者眼中，也被认为和改革开放有着同等的地位，他们称之为中共的第二次改革。

这是一种涵盖甚丰的比较，20年间，中国的变化可以说与日俱新，社会现象和社会潮流的增加大概可用指数级增长去形容，用邓小平时代来观照现在，也许会有一些难以切合之处，但具体到邓小平个人，对其进行回顾的意义并不会因此有所折损。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93岁高龄辞世，距今整整二十年。邓之后，中国迎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及至习近平建立他的第五代执政团队，使“核心”一词重回中共政坛。20年间中国已历三代领导人，成就颇多，但积弊亦日重，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层面的问题渐成困扰，国际上风诡云谲，亦面临诸多抉择和取舍，邓小平留下的政治智慧，之于今日，或仍可成为中共执政的一味良药。

决断与谨慎

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答案，许多美好的人格特点都能够成为备选项，但一切的前提，应当建立在对于其所执掌的政权和执政的国家拥有坚定而清晰的定位与判断。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便来到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形成以邓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接下来将带领中国往何处去。这样一个刚结束动乱的庞大国家，内政外交社会经济等，各种领域都需要执政者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和保障。

改革开放，作为中共的一个创举，邓小平于其中展现的决断与谨慎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尤不失其借鉴价值。

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推动改革开放并不容易。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坚决反对，使中共的思想路线得以拨乱反正，为其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筑下思想基础。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访美、阐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批示“863计划”……在重要的问题和立场上，邓小平的决断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之后中共在相关领域的行事基调。

而在大胆的发展开放之外，邓小平亦保持着谨慎。“改革开放”能改什么，不能改什么，他有清晰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邓曾说，制度时社会主义视野发展最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保证。凡此种种，避免了中共在改革的奔流中自身也被“改头换脸”。

执守与机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把邓小平的政治智慧称为“夺旗帜”“涂颜色”“算明账”“不争论”，颇有概括性。

如在思想解放的问题上，邓小平用“猫论”“摸着石头过河”“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三个论述，在中共内部确立了话语权，重新制定了发展思考的语境，避免甚至回击了“左倾”思想对改革开放的质疑。

上述王长江曾有文章指，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很多西方国家的发展成果，如何既能拿来用又避免带上资本主义的色彩。邓小平给出的答案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以民主举例，邓小平并未选择放弃民主，加上“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之后，中国既避免了在相关问题上受到西方的压力，同时回应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还断了西方势力催促中国改旗易帜的想法。

但在同时，邓小平的机变又不是全无尺度。面对国际政治风波，他指“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六四风波发生后，邓反复明确“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正是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机变和执守，使中国在数次国际和国内的风波中安然度过，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