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殉难者 老舍沉湖之谜

1966年8月24日的清晨，一位老者穿戴整齐，手中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正准备出门，突然看见4岁的孙女可爱的脸庞，他弯下腰拉着孙女的手，和她说：“和爷爷说再见！”谁曾想，这声再见，竟然成了诀别。这位老人就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坛巨匠——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以笔名“老舍”最为人熟知。1926年，老舍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老舍的文章京味十足，行文诙谐幽默，嬉笑怒骂间展现人间百态。他在抗日战争前后发表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成为了文学经典，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出版。

1946年，老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国讲学。没几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共篡政后，大力笼络公众人士、国内外精英，藉他们装点门面、稳定政局。像老舍这样国内外知名的人物，当然也是中共的目标之一。据《写家春秋——老舍》一书记载，老舍曾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书信，他反复读了好几遍，在读到“回来共商建国大计”这句时，还感动落泪。就这样，老舍抱着无限幻想，在1949年底回到大陆。

那么老舍回国后的境遇如何呢？可以说老舍在职称待遇这样的外在条件上，还是颇受优待的。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而老舍呢？也以狂热的态度投入中共领导的文学创作，宣传拥护中共的思想。比如他的话剧《女店员》写道，陶月明不知选择靠近哪个经理，余志芳表态：“你要站，能不站在党这边吗？”话剧《全家福》的剧中人更是高喊：“党和毛主席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老舍后来还凭借着一部歌颂“社会主义”的话剧《龙须沟》，成为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大陆作家。

可是在内心精神上，老舍也是很受折磨的。1952年，他创作话剧《春华秋实》时，不得不接受“集体创作”，以至于耗时十月，先后增删12遍，每次都是改头换面重新改写。老舍后来透露：“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1955年，他的旧作《骆驼祥子》再版时，也为了符合所谓“新社会”的要求，不能丑化“劳动人民”的祥子，而不得不在结尾删除了近万字的内容。

在这样严格的思想管控下，笔耕不辍的老舍虽然相当高产，然而却鲜有佳作传世了。不过说到这儿，有一篇老舍的文章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不是因为文章的文学性，而在于它的预见性，老舍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命运写在了其中。

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刊登了老舍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他在文中描述，自己参加了一场群情激愤的批斗大会，由原本文雅的文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对所谓的“恶霸”，跟着几百张嘴一起狂呼“该打、该打”。

在无理性、狂热的氛围下，人的从众心理被利用、人的仇恨被煽动、人的暴力恶行被合理化。此时，作为批斗别人的人，老舍在文中毫不掩饰对政治运动的拥护，他写道，“要搞通思想，非参加政治活动不可。”然而，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十多年后，时空逆转，一场血腥的批斗厄运降临到老舍自己身上，而中共煽动的红卫兵们也怀着巨大的仇恨，对他批斗毒打。这就是文革历史上血腥的“八二三事件”。

而老舍的遭遇，也许只能用“在劫难逃”来形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老舍的妻子胡絜青说，文革开始后，老舍认为自己有必要了解文革，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因而，在文革初期，他并非批斗对象，却抱着积极的学习态度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八二三事件”当天，老舍穿戴整齐，准备前往文联。不知道是不是女人特有的直觉，胡絜青在老舍出门前劝他不要去单位，可老舍却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当天上午，文化局的人批斗作家萧军，因其态度强硬，就有人打电话请来女八中的红卫兵女学生，帮助镇压萧军。老舍上午到了文联，原本中午要回家的，如果真回去了也就没事了，可是他突然碰上汽车司机罢工，回不去，便留在了办公室。

约下午3点，午后烈日炎炎，一群红卫兵冲进文联。这群中学生个个“头上扎着两条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文联、文化局的干部、艺术家们被召集到大院里，红卫兵高喊：“某某站出来！”那人就急忙从人群中走到大院当中，被迫带上一副用铁丝系着的大木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加上“走资派”、“叛徒”、“牛鬼蛇神”等称谓。

加上萧军，共有29位文化名人被唱名揪出，其中就有老舍。大约4点，两辆大卡车把29人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里，那里已经集中摆放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

红卫兵架起大火堆，烈焰熊熊，一边烧毁“四旧”，一边高喊“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分子某某某！”等等口号。这29人以头顶地，围着火堆跪成一圈，身后是数百名红卫兵。有的拿着木刀、长枪、金瓜锤等道具，有的解下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毒打他们约3小时。学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描述：“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老舍等人回到文联时，已经差不多晚上7点了，然而还要继续接受批斗。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描述，当时一位作家忽然跳出来“揭发”老舍，说他在美国时出卖《骆驼祥子》版权，要美金不要人民币。其实老舍于1946年赴美时，人民币并未在大陆流通，根本不存在不要人民币一说。但是丧失理性的红卫兵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一人从老舍头上摘牌子，大概是被弄疼了，老舍摘下牌子向身边另一个红卫兵打去，遭到这群人变本加厉的毒打。

也许会有观众朋友问，为什么那些红卫兵有权力大张旗鼓冲进文化机关，对数十位文化名人动手施暴？早在1966年4月，中共发布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文艺界各单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在其中任职的作家、干部理所当然成为被批判的“黑线人物”。

而红卫兵残酷的暴力攻击，与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66年8月，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运动，各学校普遍成立红卫兵，学生打老师的事件迅速蔓延全国。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毛泽东得知向他献红卫兵袖章的代表宋彬彬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说，“要武嘛”。此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闯入机关或居民住宅，毁坏书籍、文物，并肆意殴打“黑线人物”，都得到当局的支持。

老舍在遭受批斗毒打之后，直到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要求在第二天继续到文联接受批斗。到了24日，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到了25日下午，老舍的妻子胡絜青接到陌生人电话，要她赶快去太平湖。她赶到湖边时，只见到打捞上来的老舍遗体。有目击者告诉她，前一天看到老舍坐在湖边的椅子上不动，拿着《毛泽东诗词》念了一天。晚上他就投湖自尽了，没有留下只字片语。

老舍死后，由于他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是“自决于人民”，因此按照规定，火化后不能保留骨灰。据《文革受难者》记载，虽然无法查证这个“规定”的来源，但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或受辱自杀的人，没一个留下骨灰。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说法是，由于大规模的暴力与杀戮，北京非正常死亡人数逐日增加，火葬场超负荷运转，导致焚烧遗体与保管骨灰，在技术上存在困难。同时，中共当局的逻辑是，“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也就没人管他们的骨灰了。

12年后，老舍被平反了，但是斯人已逝，只能空留遗恨。我们回首老舍沉湖，会发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厄运，而是一个时代的劫难。中共夺权之后，对知识分子以各种运动的方式赶尽杀绝。反抗中共的要杀，拥护中共的也要杀，直到所有人都因为不知何时厄运降临，而战战兢兢，对党唯命是从。

中国问题专家林辉曾撰文表示，在经历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后，真正有良知和骨气的知识分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余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再也无法挺直：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附和中共，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也被摧毁。中国古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养天地间正气”的风貌，如今几乎荡然无存。真是可悲，可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