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洋跃进”胡乱拍板 中国被坑吐血

　　邓小平参观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的一家钢厂时，问该公司总裁，如果我们向你们进口同样规模的钢厂，每吨钢成本是多少。这个问题中日部委层面上已经多次探讨，日本总裁早就料到有此一问，报出个数字，一个相待合算的成本。于是邓小平拍板引进。这个钢厂花了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70%的钱。中国现在财政年15万亿，相当于花8万5千亿去买个钢厂！建成试车时发现上了大当。为了达到试车必要的电量，半个上海必须全部停电。结果厂建成了，却无法投产，因为不能因为满足一个厂的用电，半个上海都不用电。多年后，日本总裁退休，写了一部回忆，很“诚恳地”谈到此事：“我当时并没有骗邓小平先生，在日本出钢的成本确实是我报的数字。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本公司可以直接从日本电厂购买获得供电，由于中国没有这么大的供电能力，为了使钢厂营运，必须专门再从日本进口一个电厂。这样算上电厂投资，每吨钢的生产成本就比进口还要高了。”

　　1975年，邓小平在复出主持国务院，提出了以资源换设备构想，要求计委拿出一个十年规划方案。他阐述构想说：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按他的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了以资源换外汇，大规模引进西方国家先进设备的《1976至1985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一草案出被称为“洋跃进”计划。邓小平的“洋跃进”要求石油、煤炭产量和出口量迅速翻番。

　　由于毛泽东在当年发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没能成为正式纲要。但是，中共中央在邓小平去职后继续执行了这一计划，要求石油、煤炭行业产量迅速翻番。各油田在命令之下采取杀鸡取卵方法开采。石油生产的常识要求通过控制生产压差达到稳产高产，自喷油井油嘴的大小由地质参数决定，随意放大油嘴，产量可以暂时提高，但会使油田迅速衰竭。江青抨击掠夺性开采说：“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燃料我们自己也缺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职，重提十年规划。1977年，邓小平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主导政治局批准了计委提出的八年引进65亿美元设备和项目的计划。1957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归来雄心万丈，带头跃进，要求将刚刚制定的激进纲要推倒重来。二十年后，这一幕再现，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将刚刚推出的65亿美元引进计划推倒重来，指示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搞几百个项目”，要求将两年前制定的《十年规划》各项指标大幅调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放出了新一轮的“高产卫星”，声言在1985年以前，全国钢产量从3000多万吨翻番到6000吨，石油产量从1亿吨增至2.5亿吨，建成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汽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

　　1977年12月，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批准了《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将草案交人大通过。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邓的纲要，“洋跃进”正式启动。邓小平也在人大批准后立即对十年纲要不满，指示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的负责人研究扩大引进规模，推动追加引进项目。在邓的压力之下，计委只好跃进，将引进设备总额从65亿美元增至了180亿美元。计委没想到，邓对跃进速度仍不满意。4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时表示不满说：“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考察团兵分几路，副总理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考察、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率团的赴日谈钢铁项目、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赴港澳考察。考察官员们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在中国文革十年间高速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达年均7%—10%的情况多少有耳闻，但出国后还是被国外的飞速进步震撼。他们了解到，西德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同样的生产能力用16万工人；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同样容量的电站在国内要数百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产钢230万吨的武钢用7万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每小时起落飞机60架，北京首都机场每小时起落不到两架次；日本普通家庭住宅四五十平方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平均两户有一辆汽车，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商品仅有2万种。代表团成员们感叹，中国宣称支援世界革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出国门才知道我们最落后。

　　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林乎加、段云等人的考察汇报。华强调谨慎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这不是优柔寡断。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邓对华的谨慎要求不以为然，鼓吹跃进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思想要解放。他指示主管经济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等四位副总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

　　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十年引进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这时，邓小平得军队支持，一言九鼎，鼓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没有人敢对邓小平的“洋跃进”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邓小平。

　　在众高层附和之下，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将各项指标一改再改，在一年间将引进规模从65亿美元“跃进”到了500亿美元，再到800亿美元。在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他突击签约引进了总金额高达78亿美元的22个大型成套项目。邓小平还表现出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毛只下命令，从不具体操办。而邓喜欢亲自操刀，亲自拍板签约了大庆、齐鲁、上海、江苏等四套30万吨乙烯和宝钢等项目。他不光拍板全套引进大型钢铁项目，拍板将钢铁项目落户上海宝山，还拍板引进了石化、汽车项目，决定将这些重工项目都落户上海。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不堪重负，优势在于科研和技术，本应学习日本和“四小龙”，进行产业布局调整，扬长避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轻工业、服务业方向发展。然而邓小平不向专家请教，不走论证程序就作出上述决定，使上海的产业结构无可挽回地走向上了工业重型化轨道。

　　邓小平在几个月内花出去的78亿美元外汇规模超过了1950—1977年引进项目外汇花费的总和。他曾在十几年前操办中苏论战时带着200亿元的援助礼单赴越南寻求越共支持，因此不认为78亿美元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对年收入仅874亿元人民币，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的全国财政而言，邓小平一个人在几个月内的大手笔花销已让全国财政面临破产。更糟的是，这78亿美元只是支出总额的冰山一角，开销的大头是陈云警告的为引入项目配套的国内资金支出，这配套支出总额将远超78亿美元。

　　想当然地提出以出卖资源购买现代化的邓小平不清楚还贷的压力，不明白出口货源和外汇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内翻番的道理。随着宝钢等大项目开工，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危机。邓小平意识到出了问题，在1979年初对几位副总理的谈话中改变口风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邓小平不至于不懂大型项目一旦上马难以改变的道理，说这番话无非是为推卸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官员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乌纱为重，没有人接着追问减哪些钢厂，减哪些大项目，更没有人敢提宝钢下马的建议。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应对严重的财政、外汇和物资供应危机。受命后，陈云指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邓小平知道自己闯了祸，在当月的“务虚会”上表示同意进行调整。有了邓同意调整的表态，中共中央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承认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决定修改1979年的经济计划，进行为期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邓小平造成灾难后无法收场，只好默认调整，让陈云出面收拾烂摊子。陈以“调整”为名停止“洋跃进”胡闹，不敢指出邓小平的责任，也不承认自己的一半责任，狠批冶金部主管。众高层其实都清楚，冶金部只是奉命行事，宝钢是邓小平亲自谈的项目，大家都曾举手同意，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骂冶金部长是最好的台阶。

　　“洋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灾难相当。“洋跃进”引进的一大批项目同一般的官办项目一样，多是不经专家论证而由高层拍板，破坏产业布局，高能耗、高污染的国外淘汰项目，多因配套设施，能源等限制和经济调整等原因长期闲置，造成惊人的浪费。例如，三十万吨乙烯项目有一套长期堆放在南京扬子江石化公司场地闲置，每年还要花费数百万元的维护费。

　　“洋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长久和巨大的遗害，持续直到二十一世纪。因为“洋跃进”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国家财政无钱足额应付军队、医疗、教育等开支，邓小平再作出几项灾难性的决定：其一是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开启了军队开始全面腐败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解放军中，贪污腐败规模惊人，“大老虎”动辄贪腐百亿计。军队全面腐败带给国民的损失相当于另一次的大跃进或“洋跃进”损失；其二是医疗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医院自己去赚钱，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其三是教育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学校自己去赚钱，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教育体系。

　　1980年，在将华国锋逐出领导层时，邓小平列举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为“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将“洋跃进”的责任推到了华国锋的头上。对邓此举，胡耀邦直言，当时大家一起犯下的“头脑发热”的错误，把责任都算在华国锋头上并不公平。胡的说法很客气。其实是邓小平头脑发热，逼迫众高层跟随，以陈云为首的一大批官员明知邓的大跃进荒唐而不敢说实话，一致举手支持荒唐决策，众人合力织造了“洋跃进”这一皇帝新衣。

　　（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