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自杀之谜：丢失重要笔记本？

　　周恩来外交秘书、斯大林的追随者杨刚自杀的真正原因为何？有人说，杨刚去世的前一天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大会对丁玲“历史问题”的严厉清算刺激了她。也有人说，她在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时，丢失过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这才是她自杀的真正原因……

　　杨刚原名杨缤，其父杨会康是清朝旧臣，民国以后在江西、湖北担任过政务厅长、财政厅长和代理省长等职务。

　　杨会康比较开明，为了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会学校。北伐战争中，杨缤因父亲被农民协会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渊。考入燕京大学以后，她因为崇拜斯大林，改名为杨刚，然后“抱着和亲人永别与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党要求”。

　　1929年夏天，杨刚在燕京大学包贵思教授的家庭朗诵会上认识了萧乾。在交往中，她除了向萧宣传革命外，还帮他弄了一张假文凭考上辅仁大学。

　　后来，杨刚因为参加游行被捕入狱。萧乾则成了斯诺家的座上客。斯诺得知萧乾已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小说，并且与外国人编过介绍中国的刊物后，便希望萧能帮他编一本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书籍。萧征得斯诺同意，邀请已经出狱的杨刚也来参加。

　　1939年，萧正在香港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他去执教。于是他向报社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报社总经理胡政之听说杨是共产党员，准备另选他人。萧力陈己见，终于让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见。

　　《大公报》是饮誉海内外的一份民间大报。其“不党、不私、不偏、不盲”的办报宗旨为世人称道。但是被夏衍戏称为“浩烈之徒”的杨刚，却对此不感兴趣。假如不是地下党的决定，她是不肯俯就的。

　　很多年以后，爱泼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国际人士成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标。为了帮助他们撤离香港，杨刚“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包括把我从我的住所和工作地点秘密转移。”

　　有人撰文说，在转移过程中，杨刚把爱泼斯坦带到自己隐蔽的一家医院，让医生在他“腿上划上一刀，作为被弹片擦伤的病人，方才在医院安顿了下来。”随后，经爱氏夫妇介绍，她还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前往江浙前线采访。采访中，她克服了常人无法想像的困难，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并以《东南行》结集出版。这些文章既为国人激赏，也被外国人称道。一位美国驻华武官认为，这是“他所读到的最好报道”。

　　一九四三年，杨刚奉命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以《大公报》编辑兼外交记者的身份，往来于驻华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中间，并结识了年轻的费正清博士。

　　当时费正清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负责人，为获得更多情报，他开始与“左派人士”交往，杨刚和龚澎就是其中的两位。在费正清眼里，杨刚身材苗条，容貌秀雅。性格刚烈，她虽然“不具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却喜欢“以更锋利的笔调”、从“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

　　交往中，他们建立了书信联系。费正清从杨的来信中发现，她不仅是个“非常严肃和虔诚的观察家”，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分析家。他甚至感到，与杨进行“讨论真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得到这么一位朋友是多么幸运。”

　　与此同时，费正清认为从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个“刚”字是表示“钢”的性格，而所谓钢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灵”！（在俄语中，“钢”读如斯大林。）

　　这时候，杨刚萌生了去美国留学并考察美国社会的念头。一九四四年三月。在费正清和包贵思等人的帮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并获得为期一年的免费。

　　根据当局规定，凡出国人员必须进中央训练团受训，但杨刚却宁肯不出国也不去受训。后来在胡政之的努力下，由蒋介石特批，她才免于受训去了美国。在那里，她又写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讯，并结成另外一个集子——《美国札记》。

　　第二年，为了采访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萧乾从欧洲战场来到美国，与杨刚在旧金山重逢。想当年，由于走得太急，萧在赴英之前都来不及与杨见面，没想到阔别十年之后，竟会在异国他乡相见。对此，传记作家李辉这样写道：“在旧金山，一走下火车，萧乾就听到一声兴奋的喊叫。多么熟悉的女性声音，一下子把萧乾带进一种仿佛喝醉了酒的境界。”

　　在这次采访中，萧乾敏锐地发现，尽管联合国的成立和纳粹德国的投降为中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如果国共两党还要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的话，那就很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为此，他在散步中向杨刚倾吐了心中的忧虑。杨刚告诉他，“共产党是不会打内战的，关键是要看国民党愿不愿意实行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在当时，尽管杨刚非常乐观，非常自信，“她的情绪似乎感染了萧乾，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肃性的忧虑，甚至恐惧。”

　　在后来的接触中，细心的萧乾又发现：在杨刚的眼里，有一丝不太容易觉察的伤感和忧郁；在她的谈吐中，也夹杂着几声轻微的叹息。萧不知道她究竟是内心有什么矛盾，还是在其他方面遇上麻烦。

　　萧、杨二人的再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天。当时，刚从美国归来的杨刚准备策动《大公报》起义，而萧乾却被郭沫若指责为“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人物。在杨刚的劝说下，一贯以“不带地图”自居的萧乾，终于“按图索骥”地逃到香港，准备参加《大公报》起义。正在这时，英国剑桥大学专门派汉学家何伦教授来找他，请他前去执教。

　　何伦是捷克人。他列举发生在东欧的大量事实，希望萧乾慎重行事。与此同时，有人给萧乾送来《斯大林传》，让他看看苏联肃反运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也有人帮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国，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陆。

　　经过彻夜不眠的思考，特别是想到杨刚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萧乾终于选择了“前途危机四伏”的下策：回大陆成为共产党的干部。

　　新的生活开始后，萧乾虽然还是从事编辑写作工作，并决心以满腔的热情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他却被一种严重的不信任所包围。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准备参加一个代表团赴英国访问，却在临行的前一天被无缘无故取消资格，这与当年《大公报》送他们出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相比之下，杨刚正深得周恩来器重，忙得不可开交：她先后在外交部、总理办公室和中宣部等部门工作，协助周恩来处理朝鲜问题和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1955年，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对外宣传，周恩来调杨刚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评论工作。

　　当时，杨已经是年过半百，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为了消除疲劳，她一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烟。出乎意料的是，半年以后一场车祸突然发生，给她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经过一段疗养，杨刚恢复工作，主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并聘请萧乾担任文艺部顾问。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单纯的萧乾于五月底写了一篇长文寄给《人民日报》。文章寄出以后。萧夫人文洁若放心不下，让他打电话追回，但是该报负责人却说他的文章对党整风有益，不要有什么顾虑。

　　文章见报后仅仅一周，《人民日报》就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因此，萧乾就几乎成了最后一个自投罗网的“右派”。

　　在此期间，我不知道杨刚是否了解事情的全部。就是了解，恐怕她也爱莫能助。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我看到就在上述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文艺版上有一首署名金银花的长诗——《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据说它是杨刚的手笔。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之后不久，杨刚突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多年来杨刚孑然一身，只有远在苏联留学的女儿是她唯一的亲人，她不可能因为家庭原因而自寻短见，所以有人都把她的自杀，归咎于那次令人生疑的车祸。理由是事故发生之后，她的精神就有点反常。

　　也有人说，杨刚去世的前一天，曾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因为她早年与丁玲有过交往，而大会对丁玲“历史问题”的严厉清算又刺激了她，再加上她在30年代初因为与党小组长意见不合，曾经赌气脱党，才使她作出如此选择。

　　还有人说，她在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时候，丢失过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这才是她自杀的真正原因……

　　除此而外，她本人对自杀的看法也许更有助于后人探明事情的真相。抗日战争时期，杨刚在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说：“我想，中国人在生活上坚持不懈的信念可以阐明某种道理。……我们极少有人自杀”。

　　1950年，她得知自己的老师马蒂逊教授在波士顿自杀后，又写下这样的话：“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由于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马蒂逊，本质上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

　　这两处文字足以证明，杨刚既不可能成为她所谓“极少”数中的一个，也不至于“软弱无力”到“以一死来解决一切”。倘若这一判断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杨刚之死，就只能套用她对马蒂逊的分析来解释了：她的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她既没有洞悉“阶级斗争”的真实目的，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杨刚去世的时候，萧乾已被打成右派，正在听候发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杨刚的名字加了黑框框时、真想用自己的“戴罪之身”来换取她的新生。这时，他难免会想起两个月前与杨刚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杨在谈话中时有叹息，脸上还露出悲戚的神情……

　　上世纪70年代末，杨刚的独生女儿郑光迪与萧乾取得联系。她说，七七事变后，母亲要离开北平，曾把她寄养在包贵思家里。这使萧乾想起了多年来潜藏在心中的一个哑谜：“共产党员杨刚怎么会与笃信宗教的包贵思那么亲近？”

　　不久，萧乾重访美国，曾为解开这个哑谜作了努力。在美国，萧不仅找到了杨刚写给包教授的部分书信和杨的英文自传，还发现包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萧乾说，尽管这部小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讲难以卒读，但是他却发现，在包贵思心目中，杨刚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

　　小说中，作者以自己和杨刚为原型，塑造了女传教士简和女革命家柳两个形象。柳出身于官僚家庭，她虽然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却因为生来就是一个叛逆者和探索者而皈依了革命。在简看来，柳虽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主义”，但是却陷入一个严重的误区：她把“主义”所标榜的政治制度当成一种宗教的教义。这让我想到费正清对龚澎和杨刚的评价：“他们向其同胞传播自己的信仰时，已具备了赢得信徒的条件。”

　　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与现实也很接近。为参加革命，柳曾经把刚出生的女儿寄养在简的家里。简表示：只要孩子在我身边，我就要用我的爱和智慧来对待她；但是柳却强调说：“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的手里。”简认为柳的想法不可思议，便对她说：“在这一点上，咱们的见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里也不掌握在你手里。”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倘若柳的父亲也像柳一样，为了掌握她的命运，就不能容忍她所做的一切，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想到这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杨会康先生的“开明”。

　　萧乾还看到，简在一封信中对柳作了如下介绍：“她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学生，和我十分亲密。……我们长谈过。我就好像暴风雨中的一株孤树。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北平易手以后，杨刚曾经带着女儿拜访过包贵思教授。当时，杨已经是新政权的高级干部，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她的衣着用度却极其俭朴。包贵思看不下去，想送她一条皮褥子，她说不要；给她冲杯速成可可，不仅被拒绝，还遭到她的讥讽：“我是中国人，我只喝白开水。”这使包教授非常生气。她觉得，“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得这么彻底呀！”

　　大约在2000年前后，郑光迪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时因为接受贿赂，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杨刚地下有知，对女儿的这个下场又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