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我所经历的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 前后

——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八周年

作者：高瞻

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机上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内容很简单：“22日告别紫阳，参加悼念活动，请致电治丧电话：010-5XXXXXXX”。 

两年前，我听一位老先生讲过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巧遇紫阳打球的情景：说开始远远望去，紫阳身形苍老、颇显佝偻；但他打了一会儿后，再看上去则腰挺背直、精神矍铄。再往前几年，我也不时听到紫阳的消息。一次我去长白山天池，接待的人讲，天池上很难看到晴空万里的时刻；不久前紫阳来，陪同人员告诉他：您真幸运，江主席来了两次都没能看到晴天，紫阳听了哈哈大笑，得意的说：“我是谁？”另一次听人说，紫阳去四川游览参观，接待的将军都向他敬军礼口称“报告首长”。

此刻，这条短信让我完全出乎意外。其实，这时距离紫阳出任总理已经25年，距离紫阳最后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已经16年：他身体再好，毕竟不是金刚不坏之体，总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却从来没有预计过、设想过有这么一天。一个公众人物，他越是销声匿迹，你越是觉得他生命也会像声名一样凝固不动，从此静止长存。我也和朋友聊起过紫阳的寿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朋友轻松、自信、骄傲地说：“老赵是何许人也？什么没见过、什么看不透？老赵且活呢！这帮人都死光了，老赵还将健在。”话虽玩笑，但我们心里都深以为然：以紫阳的豁达通融、云淡风轻、举重若轻，生命似乎可以无限。

况且，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历史的榜样，这就是社会主义伟大的改革先驱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岁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发起“布拉格之春”，两年后被苏联推翻罢黜，1970年6月开始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于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伐木所工作。相信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共产党一党专政土崩瓦解，也还会再造共和。1989年捷克民主变革成功，杜布切克在众望所归中王者归来，于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与联邦国会议长。因此，我们满怀期望这一奇迹会在紫阳身上重演。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复出时才仅仅68岁，正是紫阳去职时的年龄。 

发给我短信的朋友当时不到三十岁，对紫阳自然没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相信我必定对此心神激荡、刻骨铭心，所以收到短信后即刻转发给了我。 

接到这条短信应该说是偶然。如果没有这条短信，我虽然对紫阳充满感情和敬意，可也不会想到如何对紫阳逝世公开表达自己的哀思。有了这条短信则完全不同了，我再不会在行为上无动于衷。于是，我迅速按照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电话一下就接通了，我本来自然以为这个电话是紫阳家里的，接电话的人是紫阳的某位亲属，会语带悲戚地听完我的致意。然而，对方完全没有兴趣听我低沉的表达，就简单、职业、程序化的告诉我：紫阳的治丧办公室设在金台饭店二层，如果想参加悼念活动，可以去办公室询问方法。显然，接电话的不是紫阳的家人和亲友，而是公事公办的工作人员；而且，这个号码本身应该就是治丧办公室的对外电话，就设在金台饭店——这么说，紫阳的治丧活动也不是其家庭的私下行为，而且由官方全程操作。 

金台饭店位于平安大道和德胜门内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属第一医院新楼隔街相对。我早就听到过这个酒店是安全部下属酒店的说法，此时听电话里这么一说，我顿时认为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管制和监控。其实我之前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金台饭店的真正上属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局；负责紫阳后事的是中办，当然要使用自己的宾馆接待、办公。 

没有对中国的政治恐怖生态有深刻了解和体会的人，也许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后面的犹疑不决和苦思冥想。余下的一天里，我都在反复权衡分析： 

很显然我最初的判断是错的，这个电话并不是紫阳家的，而是他去世后专门临时安装，应该属于治丧办公室；从数字上看的出能得到这个号码的绝非等闲机构，最可能的是中办，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门，因此紫阳的治丧活动应该是由这两个单位来负责控制； 

当局对这一敏感的突发事件会如临大敌，最严厉的封锁消息，务使社会影响淡化到最低；但紫阳的家属们绝不可能容许紫阳就这样默默走掉、销声匿迹，他们一定希望利用这一最后的机会让紫阳和人民真正地结成一体，所以就通过各种关系、途径和渠道把紫阳逝世的消息连同这个号码尽量扩散出去；但是，紫阳亲属为什么不扩散自己家里的电话、哪怕是暂时在家里安装的吊唁电话，而非要透露一个由官方控制的电话号码呢？这不是让想要悼念的群众与虎谋皮吗？ 

不过，我又自问自答地想，这倒也不难解释：也许是紫阳家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亲自接电话，也许是紫阳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里电话扩散出去势必被怀疑别有用心，而把官方电话公布应属无大过；当然也可能这个电话本身就设在紫阳家，但已经被有关部门接管。这个疑问解除了，又一个问题来了：治丧办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谢绝参加，为什么要让人亲自去金台饭店呢？可能有两个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请君入瓮，布设陷阱罗网；二是紫阳毕竟影响重大，逝世消息毕竟无法隐瞒，当局预计想参与者众而且涉及极广，一一拒绝反倒引起公愤，于是，索性让欲参与者亲自提出愿望，也可便于审核、管理。 

这一天的临睡前，我做出决定：不论是何种情况，我都要去金台饭店，根据情况临机而动，这也是一个难得的观察和记录一个历史时刻的机会。我拨通了当时来往最多的中学同学Y的电话，告诉了他我一整天的经历和想法，问他是否愿意明天同去。Y的政治观念并不鲜明，但他足智多谋、热情好事，一口答应。   

深夜上床，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放电影般以第一人称角色回顾着紫阳的一生，又放电影般呈现了八九年六四的整个过程，再放电影般交叉比照重叠回忆十六年来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阳的岁月，眼里的泪水和心里的潮湿几次交替涌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Y，一起去金台饭店。进了饭店前院，我特意把车停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然后和Y走下车，没有逡巡犹豫的直奔酒店大门，同时不动声色的左右观察停车场里、酒店周围是否有闲散人等和监控摄像。 

一月份是北京旅游和饭店业最清淡的季节，如果不是紫阳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此地一定人迹罕至。 但即便承担了如此重任，金台饭店里的情景也远远出乎我们想象的冷清，北方冬日黯淡昏晦的日光勉强投射进酒店大堂，阴郁而萧沉。六、七个百无聊赖枯坐一隅和偶尔走动出入的人，全都穿着臃肿、拖沓、令人沮丧和沉重的深色防寒服，看上去和我们来寻找的目标毫无关系的游走在另一个生活里。 

我们上到二楼，下边丝毫看不出来的，这里别有洞天，公共区域异常熙攘，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很显然现在真正接近事件核心了。治丧办公室接待处设在八楼一个大会议厅里。大厅里端一字排开七、八张条桌，条桌里侧坐着十几个工作人员，面对条桌外侧七、八张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签到，有的登记，有的查阅名单，有的回答问题，有的发放资料。来访的人应该有三、四十个，散在厅内各处；我们刚要走进会议厅的时候，正好一个整洁儒雅的老人被两个年轻人搀扶出来。 

我们没有直接去条桌摆成的接待台，而是很自然地坐到会议厅最外端的一排沙发里，躲在阑珊处隔岸观火、好整以暇，仔细打量、观察着接待者和被接待者——当然我们也怀疑没准自己其实正在被别人仔细打量、观察着——。 作接待的工作人员以女性为主，穿着不一，和到处都能见到的吵吵嚷嚷、粗俗八卦的普通女公务员毫无区别，看不到任何肃穆庄重的表现，但也没有警惕和审视的神色举止；来的人绝大部分是衣冠楚楚、白发苍苍、看上去身份教养都不错的老人，很多都由青年人陪着，中年人不多。 

在我们不动声色的观察、聆听下，现场情况很快搞清楚了：紫阳的悼念活动就是二十二日——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里的人都是已经预先报名而且通过了审查，被电话通知前来领取告别仪式入场卷的。于是，我们找到一个自认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乱哄哄时刻，走到接待台前，一句话都没问，直接了当告诉要领告别仪式门票。接待人员问我们是否有提前申请预约，我们自然回答说有；接待人员随即翻看厚厚一沓名册，他们自然查不到，就告诉我们没找到我们名字所以不能给票。我们还装作不解和不满的嚷嚷说：“这怎么回事？哪能这样？”工作人员估计见多这类人了，听都懒得听，早已经扭过头去审问别人了。 

这种结果不出意料，我们也没期望能这么儿戏般轻而易举就混过去，所以并不灰心，就又回到沙发上坐下，继续再观察着寻找机会。一旦到了现场，其他如昨天的忧虑、忐忑、顾虑、担心索性就没有了，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想尽办法达到目的。 

坐着坐着，一群西装领带、深呢大衣、邋里邋遢、脸庞粗黑、浑身土气的人晃晃悠悠走进会议室，一看就是进城的乡下人。他们叫叫嚷嚷、高谈阔论、大大咧咧的来到接待台前，满口浓重的河南话和工作人员谈着。我立即猜到这肯定是紫阳家乡来的人。京城大官故去，对家乡人是一件天大的事，当地领导和群众代表必然前来相送如同农村的送丧出殡，不管这个大官生前有没有乡土情、回没回过家乡、以前和当地人接触过没有、是否给家乡做过贡献。可是，如今紫阳是个敏感的麻烦人物，他去世的消息绝大部分北京人现在都还未必听说，而这些远在穷乡僻壤的基层群众却居然早就到了现场——足见大人物、哪怕是失势废黜的大人物的家里人和北京的联系多么广泛、信息多么灵通。我们知道，家乡人在这种时刻往往能够决断不少事情，对紫阳的感情也比局外人深，更较少顾忌。于是等他们和接待人员交涉完，我们就跟着他们走出会议室。在一层我们拦住一群人中领头的矮个子，口气谦恭地告诉他：我们当年正在读大学，对紫阳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别想有机会送紫阳最后一程；您们一看就是紫阳家里的领导和亲友，肯定有办法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矮个子站定，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两个突然出现、一脸诚恳求助的陌生北京人，愣了一下，很快显出一副非常理解但爱莫能助的神态，然后居高临下、老成深刻的用河南土调教育我们：“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要一定去追悼会。”当时我们正着急焦虑，哪有心思听他瞎扯；但事后想想，这人话说的着实很有水平，再看那左右簇拥的乡土派头，足见是当地的一号人物。能和紫阳保持思想政治上一致又威风不倒，无疑是个奇迹。 

离开了矮个子一伙人，我们继续在饭店里上下逡巡游走，寻找其他可能的机会。李敖概括过各国法治的不同：美国是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国是除了法律规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意大利是不论法律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苏联是不论法律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国民党是不论法律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这个国家呆长了，我们很清楚没有任何事可以顺利做到、也没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层来访者逐渐比刚才多了起来，总共差不多有七八十人。我们加入进三三两两交流议论的人群，旁边一个人悄悄对我们说：去到隔壁休息室，找紫阳的亲属。 

我们立即按照他的引指，敲开不远处一个小休息厅的门。里面只有几张沙发、茶几和三、四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胖小伙子——应该是紫阳唯一的女儿赵亮（王雁南）的儿子——站起来接待我们。简短的对话后，他告诉我们：“去我姥爷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爷家在王府井旁边的富强胡同6号。”          

出了饭店没有耽搁，我们开车直奔王府井。路上我们分析、商量着去紫阳家可能的遭遇和对策。去紫阳家，肯定比仅仅来金台饭店风险大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询问，我们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带走，我们如何脱身？我们是编造一个身份，还是如实告诉？往后事情我还好，Y在部委工作，一旦闹到单位后续会很麻烦。这些都应该在抵达富强胡同前想好。 

临近春节前的北京，路上已经不如平常拥堵；此刻时值中午，车流更为稀疏。我们很快就到了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顺利地确定了富强胡同的位置；此时。我们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没想清楚。 

进入富强胡同之前，我把车停在临近的著名购物城世都百货的停车场上，然后打电话给里面的一个熟人。他是世都的内保，我们在朋友的酒局上无数次遇见，最近一直听他兴冲冲地通报自己已经被安全局吸收为外围，大有妓女从良、强盗招安的骄傲和志得意满。熟人听我说就在外面，立即迎了出来。我一说出“富强胡同”四个字，他就明白了，问我：“你要去？”我问：“是呀，有事吗？”他说：“这两天盯得很严，不过正常去，应该问题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强胡同坐落在沙滩和王府井之间，是一条狭窄、破旧、拥挤的小巷。如果不说，谁都无法想象里面还居住过前后两位曾经的名义上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紫阳之前，胡耀邦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一住就是二十九年，直到当了总书记几年后才搬离。胡同两边沿着相连的院墙堆了不少乱七八糟乱的杂物。一辆车通过没有问题，但如果恰恰双向都有车就难办了。但即使这样，像北京大多数胡同一样，还是有几辆车长时间停在墙根下。时值冬日午后，胡同里几乎不见行人车辆，我们两人一进巷中就被一览无余。这真是一条便于监视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节里，也只会是住在其中的人过往，极少能有外人从此穿行，更不可能有人特意停留站立，只要装几个探头，就没有遗漏的死角。 

从富强胡同西口往里没有多远，路北一座院门上“富强胡同6号”的陈旧路牌就被我们看见。同时被我们看见的，是正对面的三四个摄像头。院门斑驳陆离，院墙青灰剥落，我们在门口略站片刻，就按响门铃。实话说，我们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一是因为身处是非险境，二是我们贸然来访，紫阳家属是否欢迎、是否纳入也在未知——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之前的两天，已经有大量北京市民自发来到这里悼念紫阳。 

很快有人来开门，是一个保姆样子的中年妇女，非常痛快的让我们进去，然后立即关上两扇大门。

紫阳家的简陋、萧条、颓败出乎我们的意想。一进去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个过厅；进入过厅小门是第二进院子，先看见的是一个大的影壁，绕过影壁就是主院，东屋即紫阳的客厅兼书房。中年妇女引我们进去，让我们稍等。于是，我们慢慢打量着紫阳生活了最后十六年的地方。 

紫阳的客厅兼书房大约有六、七十平米，有沙发、书架 、书桌、椅子、藤椅等，是一个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居室的零乱陈设。唯一的特点，是到处摆放的相框，里面都是和孙子孙女们在各处的合影，可见晚年弄孙之乐给紫阳带来多少欣喜快慰。屋子里一切应该一如紫阳生前，只是临时布置成灵堂，多了无数花圈、鲜花。紫阳那幅身穿满是皱褶的灰色短袖稠衫、双手叉腰、笑容可掬的著名遗照挂在东墙上，后来流传很广的两幅对联：“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分挂照片两侧。我注意到遗像下面田纪云的花圈，其他花圈落款我就基本上不知道是谁的了。 

不多时候，从门外进来一个四十左右、个子不高，身体有些向前弯曲，走道左右摇晃，象极了北京小痞子的人。他走到我们身边，向我们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赵二军。我早就知道紫阳有儿子叫赵大军，在金台饭店紫阳外孙说二舅在家，这人又说自己叫二军，我想他一定是大军的弟弟。看二军的举止神态，地道的一个北京社会青年，怎么也不像曾经的二皇子。最让人想笑的是，他穿着一件几乎可以用破旧形容的草绿色粗毛线衣，一望而知是八十年代初的产品，连我这样从不讲究的人都有十几年不穿这种档次，更别说损坏程度的衣服了。我们握住二军的手，向他表示我们的沉痛，告诉他我们是当年北大的学生。然后，二军站在我们身后，看我们向紫阳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后来我看杜导正的女儿杜明明在《他尊严地走了——赵紫阳临终纪实》里写到，好多人在紫阳家对着他的遗像失声痛哭，包括和他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此时此刻，我并没有流泪的感觉，但是这十六年里，当我想起紫阳，当我回味起在那个让我一生一世魂牵梦绕的尖峰时刻紫阳的行至时，却多少次为他泪湿襟怀。 

十六年来，我在脑海里无数次浮现出紫阳，在心里无数次回味着紫阳，今天我终于离紫阳如此的零距离。此刻，我时空穿越，努力地去想象、去描绘、去勾画十六年前的岁月情景和风雨如晦。那夜北京城破沦陷，大军携坦克和装甲车突入，京城四处火光冲天、弹林矢雨、硝烟弥漫。长安街屠城和天安门血洗之后，学生领袖们四散逃亡，百万市民如鸟兽尽。后面的几天，北京城十几万人流亡，城空人绝迹，家家闭门杜户，整个京城像地狱、鬼界和死域一般。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城市却揭竿而起，围困、卧轨、纵火、焚毁、捣砸，反抗方兴未艾、举目烽火连天。接下来是全国持续的大搜查、大逮捕、大处决。在那段风雨飘摇、肃杀恐怖、血雨腥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日子，人人性命难保、自顾不暇之际，谁也没有去关注、去思忖过在不见天日的京城的另一个世界里、在整个事件漩涡的最中心、在人们永远无法看到的地方，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邓小平在公开对人民发动战争、镇压和屠戮的同一时刻，也在暗地里开始了对内部的围剿、清洗和整肃，紫阳做为最大的异己力量和内在威胁必定第一个遭到惩罚。这场不为人知的故事至今紫阳没有透露过一个字，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身边人或参与者的披露。紫阳如何被带走？他最初被囚禁在哪里？有着什么样的惊险经历？遭到过怎样的屈辱和虐待？当时的军人已近疯狂失控，诛杀紫阳以谢阵亡者之声绝对存在。权势瞬间崩塌，希望顿成泡影，自由突然丧失；生命的危如累卵、祸在旦夕，子女的离散飘零、不知所踪，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限江山......面对个人凶险、山河沦丧和国破家亡，紫阳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惨痛和沮丧？他有没有恐惧与忐忑、有没有绝望和悔恨？这一切，深深地迷惑和吸引着我。 

鞠躬后，我们在二军的引导下在书房门口签到台的紫阳悼念薄上签名留言。我在留言簿上写：紫阳万古不朽——献给我最崇敬的共产党员。 

写罢，二军带着我们参观紫阳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我浮想联翩，想象当年紫阳在这个空间里的音容笑貌。我又想，紫阳生前独坐凝思时，是否神怅过耀邦当年在此同一室内生活时的场景以及背后的冥冥天意？ 

随即，我们把最重要的来意告诉二军：非常渴望参加紫阳后天的遗体告别活动，但金台饭店不给我们入场券，紫阳的外孙介绍我们来，希望他能帮忙满足我们的愿望。二军说可以挤出一张入场券给我们，但两张实在给不了。在我们的一再恳求下，他告诉我们可以再去金台饭店，大军下午过去，现在应该在那里。 

二军转身出去，片刻返回，递给我们一个白色信封，里面是一张请柬大小素白的入场券和一个车证。我们谢过他，在他的陪伴下走出来。当我们离开时才注意到这所院子还有第三进。后来才我知道，第三进院子里住着紫阳的夫人梁伯琪。粱伯琪身体后来很差，而且没有任何医疗待遇，每次看病都很艰难。紫阳去世后很长时间里，孩子们都没有敢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丈夫的撒手人寰怆然离去、全家的悲伤忙碌、全国各地亲友们的涌来奔丧、各界群众纷至不断的登门吊唁、数不清的人来人往嘈杂凌乱，十几米开外的空间里发生的一切惊天动地，她却浑然不觉，一无所知的依旧平静的游离在自己的生存世界。人生百态、世间万物，是真是假、是梦是幻？难道的确是“无为有处有还无”？ 

从富强胡同出来，我们又立即驱车重回金台饭店。回到金台饭店，时间才刚过下午两点——平日此时我刚刚起床，而今天却已经发生了如此多前所未见的事情。 

第二次去金台饭店我们轻车熟路，很快在同一间休息室里见到了紫阳的长子赵大军。大军尖脸，体型瘦消，一望而知就是二军的一奶同胞，只是比二军略大半号、老几年。大军也是有些身体向前弯曲，二军吊儿郎当浑不吝，大军则很明显的看出沧桑与落魄。两人最为相似的，是大军居然也穿着一件和二军质地一样的老式粗线毛衣，只是大军毛衣颜色是米黄，略微比二军的新些。紫阳这两个孩子长相都与他不同，人极其非常朴实、随意，也完全不具做官的气质。往高里说，和紫阳一样都有着自由主义风格；往低里说，半点也没有李小鹏李小琳那种纨绔子弟装逼的扭捏作态。 

在金台饭店八层那间专供紫阳家属休息的小会议室昏暗的灯光里，我望着匆匆走进走出的赵大军，有一种时间倒错的感觉。十六年前赵大军如雷贯耳，“倒彩电”的谣言风传全国；北大左鬼、我的老冤家梁柱在邓力群支使下还郑重其事的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如今，他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很难想象这十几年他是如何度过的，在八九年那段风雨飘摇、肃杀恐怖和血雨腥风的时间里，紫阳的孩子们必定同样经历了无数惊险、惨酷和颠沛流离，演绎着几千年循环往复、无止无休的“最是仓皇辞帝庙”王朝旧事的一部现代版。写文章时，我再次上网查看，有关大军的信息仍旧几乎没有，而二军的却有不少，这是因为他六四30周年前夕在广州接受过《香港01》杂志的专访。在这次专访里，二军首次讲述了那一段生命岁月曲折坎坷的经历。六四屠城、紫阳被囚后，二军用手中的赴香通行证过关去了香港避祸；不久全国大搜捕开始，一些参与民运的知识分子联系到他求助，他随即参与了“黄雀行动”，由香港又返回內地，安排營救他們从不同的地方出境。很快，二军夫妻和六岁的女儿被內部通緝；再之后二军妻子和女儿也是通过“黃雀行动”到了香港，后辗转到巴黎与他会合；在法国流亡数年后，二军到了新加坡，还做过前副总理吳庆瑞的顾问；2005年紫阳逝世后二军方始回国，与当局达成协议结束海外飘零、正式回归并办理了退休手续。 

大军比二军沉稳和老成，他听完我们叙述，立即取出一个同样的信封，并感谢我们的参加。我们起身向他再次表示哀悼，然后握手告辞。整整大半天圆满达成初衷的忙碌，当送走Y回到家里时已经近四点半，路上逐渐繁忙，余晖已现，天色将冥。 

一月二十二日周六早晨，天气寒冷，是夜刮了一宿的狂风。六点半，我和Y一同驱车延西三环到五棵松，上长安街西行往八宝山。周末加上清晨，从西四环到长安街，只有不多的车在疾驶。一路上我在想，这些车内，也许有同样赶往八宝山送别紫阳的吧？ 

临近八宝山，长安街西向最内侧车道流速逐渐慢了下来，车也渐渐增多。我知道，这一天注定不同寻常的迹象开始显现出来了。 

在八宝山西侧南北向路的南口，车流终于停滞下来。同时，大批警察和警车出现在眼前。我们看见，这条路已经被封锁，车流停滞的原因是警察逐一核准进入的车辆。封锁线外聚集了许多人，但被阻挡的视线让我们无法看清聚集者的动态。 

将近三十分钟，我们的车来到封锁口处。几个警察示意我打开车窗。车窗开后，警察一句话不说，只是用两个手指轻轻一捏我事先放到车窗左侧的专用停车证左上角，即挥手让我们进入封锁口内。我之前一直想，如果私自复制一张车证或者入场券混进去，他们该如何发觉？这时我这才明白，原来专用车证左上角有一个凸起的记号是鉴定真伪的暗迹。 

在大批警察看守的八宝山西门，车又停下，这次是真正查验入场券。此次是如何识别的入场券真伪，我已经没有了印象。通过查验后，我在停车场停下车，然后来到紫阳告别仪式的厅外。院子里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连我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人。如此规模的告别，恐怕官方也是出乎意料的不情愿和万不得已。入场告别时间还没到，但看样子又似乎已经在进行。旁边有人说：贾庆林正在里面。我听了暗笑：在今天共产党的心目中，最后紫阳既不是自己的一员，也不是反对势力，而是一个被统战的民主人士。 

上千人在刺骨的瑟瑟寒风里等待着进入告别厅。我注意看整个人群的气氛，是沉默和压抑。人群外侧来回游弋着无数穿制服的警察和明显晃动着更多着便装的工作人员，在维稳、控制着秩序。人群中不时一阵喊叫、一阵骚动，原来是有人拿出相机刚企图拍照，结果一瞬间旁边就冲出人来喝阻和制止。如此一来，所有人都清楚的知道人群里潜伏着数不清的便衣，而自己身边最近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成功地照了好多照片。像在所有与大人物有关的场合一样，不时有一辆甲A0几军牌车，横冲直撞闯入人群，直接开到吊唁厅门口停下，走下一个满脸骄横、飞扬跋扈的青年，然后从后座扶出一个老人。我想，紫阳毕竟当过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树大根深，即便早已反叛落魄的形同当局的敌人，也还是有些位高权重的特权者不避嫌疑地与他接近。 

等待入场告别的人们

八点五十分，穿制服的警察和着便装的工作人员开始用喊话和手式让人群面对吊唁厅大门集中。从吊唁厅门口起，两堵大约七、八米长的人墙已经排起，人墙均着黑色西装，平头、双手后背，一望而知是来自哪里，吊唁的人们必须以一行五六人的纵队从这两堵虎视眈眈的人墙中通过后，才可以进入吊唁厅，如同古代来使在敌方杀威的两行刀斧手中间通过后方能进入大帐面见其主帅。两堵人墙后更密密匝匝站立着数不清的同类，目光死死盯着人流中的每一个人。吊唁者被紧紧夹在两排人墙里，只能向前往吊唁厅里走，而无法退后或横向迈出一步。在我临近吊唁厅门口不到五、六米的时候，突然看见两边人墙中同时窜出三四个人，扑入吊唁人流，饿虎般抓向队列中某人。人流顿时大乱，恐惧的争相向前后左右躲闪。我急速望去，看到他们扑抓的对象是一个矮个黑衣女孩，女孩发型衣着都很怪，左右双臂外侧各挂一个条幅，上面有字，长及地面。条幅肯定不是刚刚挂上，应该是此女原来穿一件大衣，罩住条幅，等到将近进门，这才脱去大衣，露出条幅，不想瞬间即被发现。左右虎抓的人并没有拖走女孩，只是扯去条幅并严厉警告。因为速度太快，根本无法看清条幅上写的内容。经此一惊吓意外，人们更是噤若寒蝉，后面的时间里尤其安静、规矩，不敢稍微发声和逾矩。 

很快我这一队人走进了吊唁厅。吊唁厅里异常拥挤。我有生以来参加过不多的几次遗体告别，但即使是普通人的仪式，也鲜有这般拥挤的空间。空间如此狭窄，一是因为房间本身就不大，再是因为里面站立着太多的人——除了紫阳遗体左侧十几个亲属之外，其它空间都站满了各色“工作人员”。毫不夸张的说，在任一时刻中，吊唁厅内“工作人员”的数量比吊唁者的数量还要多。正面和两侧，无数监控头对着大门、对着紫阳遗体、对着吊唁人流。吊唁厅里虽然响着哀乐，但没有丝毫肃穆、沉重、庄严和悲伤的气氛，只有明晃晃的灯光、密密麻麻的监视者和到处晃动的人影，嘈杂、慌乱、紧张、匆促、仓忙，乱哄哄一片。虽然尊享它的香火与殊荣未必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如此侮辱和怠慢一个为自己出生入死、鞠躬尽瘁者，足见共产党的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 

紫阳亲属在告别仪式上

我混合着其它吊唁者，几乎是在此伏彼起、压低了的“跟上、跟上”、“快走、快走”的催促声和上百只警惕仇视的眼睛的驱赶中向紫阳遗体三鞠躬，然后匆匆绕行紫阳遗体半周，尽量让目光在他身上多停留一会，尽量仔细地把他最后的仪容摄进眼里、铭记心中。 

紫阳的遗体躺在玻璃罩里，瘦小干黄，已经丝毫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我泪水此刻汹涌而出，紫阳紫阳，一代人杰，绝世良知，就这样草草落幕、凄凉而去了。紫阳慢行，稍后归来，中国人民会为你举行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百年国葬的。 

人流鱼贯从吊唁厅出口出来，此处有一个工作台，几个人发给每人一张32开的紫阳遗照，遗照用一个白色信封装着，信封右下角写着“富强胡同6号”。 

领完照片，人群立即被驱离，一律不得停留在八宝山院内。我本想在这里多逗留一会，能再细致的观察、再深入的感受，但现在只能这样匆忙离开了。 

车再过八宝山西街，原来聚集的人群基本已散，警察也比来时少多了。 

从八宝山回程的路上，我和Y谈论着今天的见闻，Y说，今天没事便罢，如果有什么意外，来的人全在录像里，“一个也跑不了”。 

几天后，我从外电得知，其实在一月十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富强胡同6号外抓走了好些人，也发生了多起冲突和殴打事件。  

又几天后，Y告诉我，听说紫阳家乡来了一百多人：“肯定包括咱们见过的那帮老冒儿”，这些人在北京饭店、金台饭店连吃带住，最后拍拍屁股走人。中办拦住让买单，家乡人阵阵有辞地说：“紫阳为党贡献了一辈子，俺们是党中央的客人，单应该党中央买。”党中央搞的定紫阳，搞不定紫阳家乡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紫阳追悼会上那张署名“富强胡同6号”的家属赠送遗照，这些年来一直摆放在我北京客厅壁炉侧的格架上，是除了我自己和家人外唯一一张外人的照片。  

直到写这篇文章时上网查阅相关资料，我才知道，从紫阳逝世直到遗体告别仪式举办，北京如临大敌，做好了所有防备和应急准备；出席紫阳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有两千五百人；有许多人去过金台饭店，也见到赵大军，但最终没能领到入场券。我还知道，在我在八宝山公墓里排队等侯紫阳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和仪式进行的时候，八宝山封锁线外想进入的市民和中外记者有上万人，而且场面远比里面要热闹得多： 

“八宝山革命公墓正门前聚集的民众在九点钟确认有数千至上万人，据报还有大批的大学生被堵在地铁里面不得上来。公墓门前数百警察和数量不明的便衣警察在不断的驱赶民众远离门口。现场几十个中外摄影师也被警察不断的驱赶，不时发生着冲突。 

门前聚集的黑压压的悼念民众、警察、便衣、记者人山人海。九点前后，坐着豪华轿车的要人不断的进入门内。民众不断的被驱赶。 

民众:警察太多了，一层层的到处都是，最少有二百多人(8:50分)。我们六点半就到了。那时还没有多少警察。 

九点多钟，民众和记者不断的被赶离门前50米以外。一名试图拍照的人士马上被20多名警察围住要求出示有效证件。 

八宝山公墓正门前聚集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京报等中外记者，许多摄影记者不断的被驱赶。9:05时分，一名外国摄影记者被警察抓住摄像机推向远处。9:12，警察在驱赶英国摄影记者时现场又发生了骚乱，现场目击者报告说外国记者遭到殴打。还有的外国记者不断的在电脑上打字，并对着麦克风播送现场实况。

9:15，现场又来了两车增援的警察。民众被越来越多的赶往外围，访民举着的赵紫阳照片被警察夺走，外国记者纷纷拍照。”（作者：高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