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番话，中国政坛因此出现了山崩地裂般的震荡。赵紫阳说，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13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
因此他在退下来以后，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因此你今天上午见了邓小平，就意味著我们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国外看中国是不是稳定，就看小平同志的地位变不变。”这种“小平同志地位不变”的说法，至今在六四研究史上莫衷一是。
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吴伟和高伐林等相关著作和文章，我发现，对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话，有几种非常流行的解读，很值得讨论。首先，邓家人反应最激烈，他们认为赵紫阳此举出卖了邓小平。
另外，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先是认为赵与邓摊牌了，于是出台5.17宣言和六点声明，后来又提出“赵惧怕邓，放弃责任”论。第三种是赵紫阳的自我辩解，他说这是为了维护邓小平。何以这三方对同一个事件，会有如此南辕北辙的认知？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根据，然后讨论几个相关问题。
戴晴的书《邓小平在1989》就邓见戈氏披露了不少细节。邓小平把会见戈氏看作是自己一生中位于顶峰的重大成就，是对中国和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见戈氏时，他很激动，和他握手长达35秒。可是中联部和外交部很紧张，邓小平这位最高领导人不具最高头衔，如何向戈氏交代？邓小平当然不操心这样的难题，他认为自己就是想当然的中共第一把手，所以他在会谈结束后，对戈说“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笑容满面的点头同意（戴晴《邓小平在1989》，第123页》。
但是5月16日晚间，当邓看了新闻联播，对赵紫阳捅出自己非常愤怒，他大发脾气，狠狠拍了桌子，还痛骂“叛徒”。街上出现的标语口号更让他深受刺激：“邓大？党大？” “小平下台，人民做主”、“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等等（戴晴，第135页）。邓小平女儿痛骂赵紫阳长达一个半小时，认为赵紫阳在学运最关键时刻，把邓拱上前台，是不折不扣的出卖行为，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
严家祺批赵“放弃责任”
严家祺早先认为赵紫阳在和邓小平摊牌，后来批评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是推卸责任。他的批评特别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他是赵紫阳政改办研究政治改革的要员，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亦有重要建树，同时他还是5月17日第一批对赵的讲话做出即时反映的学者。他在2023年3月在《当代中国评论》刊出“『从元力史』看当代中国的变化”，批评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把处理天安门学生运动的责任，推给了邓小平。他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赵紫阳没有用智慧和权力寻找出路，而是放弃努力，走上了一条寻求“悲壮失败”的道路。当人们跟随他行动时，他辞职了。2024年5月，严在美国之音刊文更是批评说，赵紫阳因惧怕邓小平而放弃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而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却有不同的解释。他说他跟戈氏说那番话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方面有疑问，二是社会上流行一种指责邓小平专权揽权的说法。赵说自己5月28日为此专门给邓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这么说，完全是为了维护邓小平。但该信“泥牛入海无消息”。“欠了邓小平”竟成了赵紫阳被软禁后的精神负担，伴随他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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