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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逼迫中共高干们自我羞辱的
www.creaders.net | 2019-07-29 20:43:42  看中国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杜润生曾对笔者说过:毛泽东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德怀也做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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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实质上就是写“悔过书”或“认罪书”。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自扣大帽子 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助毛为虐 刘少奇违心地顺从毛泽东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朱德随大溜 林彪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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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心存矛盾 邓小平三起三落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借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迫使所有挨整者写出检查 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很少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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