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毛周斗林彪令我受益匪浅

文革时期的华国锋

经历了庐山会议与“九·一三”事件华国锋，从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的斗争中获得了难得的高层权斗经验。“这次亲自目睹了毛主席、周总理是如何应付这个突发事件，如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的，获益匪浅，增加了我在高级领导层中的政治斗争经验，学会如何应付突发事件，如何对付反党集团，如何粉碎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后来当历史把我推到第一线时，和‘四人帮’的斗争中，借鉴了这个经验。”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4年第6期，作者李海文，原题为《华国锋在“九一三”前后的真实表现》。

庐山会议上，华国锋没有跟风发言

1970年8月19日，时任湖南省委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代理主任的华国锋来到庐山。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周恩来讲完后，林彪临时要讲话。林彪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我研究了这个宪法，宪法把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很好。这是宪法的灵魂。他还特别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讲了有一个多小时，没有点名，实际将张春桥之类放在“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之列。

后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讲话中多次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但是此时，多数与会者并不知情，没有听出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认为他是副主席，当然代表中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如果林彪等人就此结束，事情就不会闹大了。但是，与此相配合，陈伯达连夜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第二天，他交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要打印五份，发给政治局常委。

24日下午，开始开小组会。各个小组会先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录音，然后讨论。因为刚刚听了两遍录音，无形之中成了讨论林彪讲话。然而，讨论时出了问题。

陈伯达在华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叶群和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时，表示拥护林彪讲话，支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齐发难。黄永胜是后上山的。

曾思玉是中南组的召集人。刚一宣布开会，叶群和李作鹏首先发言。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他俩发言之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连忙跟着发言。抢先发言的多是军队干部。他们这么一带头，小组会发言的火气越来越大。有的人唯恐落后，跟着发言，也在那儿讲：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华国锋参加了中南组讨论，但没有发言。他说：我看这些跟着发言的人心中无数，并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反对毛主席，不清楚事情的原委。我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说的是谁。看样子不像是党内老一辈的同志，是谁呢？中南组还有叶帅、李富春等同志，他们没有发言。我就没有发言。我和湖南组的同志商量，不要抢先发言，如果讲也是一般地表表态。后来作自我批评时，我说：我不发言，不是因为路线觉悟高，看出林彪的阴谋，而是情况不明。小组会只开了两天，如果小组会再开下去，我可能也会讲错话的。

华国锋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说：人就是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跟风跑。跟风跑，非犯错误不行。情况不明，认识不到，那是另一回事。

这么一闹，原定的会议内容就被他们给冲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事也商量不成了。原定1970年9月15日至24日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拖了四年多，到1975年1月才举行。

会议休会五天，9月1日重新开会。会议后期由周恩来和康生主持。9月2、3、4日小组会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开始批判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了检查，他们检查的口径一致，都是说自己不学习，上了陈伯达的当。陈伯达也作了检查。5日，讨论修改宪法、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原定主要议题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9月6日会议闭幕。在这个会上宣布审查陈伯达。

下山时规定所有文件上交，一片纸也不准带走。为了准确地传达，华国锋只好让身边工作人员将《我的一点意见》背下来，记在脑子里，然后再追记。

庐山会议上，林彪与毛泽东打了一个遭遇战。毛泽东的“一点意见”扭转乾坤。林彪等人心里很明白，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就是批评他们的。因为在会上发言的人很多，牵进去的人比较多。

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回到湖南。10日晚，毛泽东从江西来到湖南，在火车上接见省革委会领导华国锋等人。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省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了近年来湖南工农业建设的情况。毛泽东比较满意，提出十年内要把湖南建设成工业省。

毛泽东在火车上住了两天。临走前，华国锋去看他，问还有什么指示。谈完话，毛泽东站起来送华国锋下车，说：“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这句话一下把华国锋闹懵了，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的坏人不就是陈伯达吗？这个问题不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已解决了吗？毛泽东这句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心中一直是个谜。这个谜到1971年夏在武汉听了毛泽东批评林彪的讲话后才解开。

毛泽东：“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

1971年1月，华国锋被调到国务院工作。初来乍到，他对中央的情况并不清楚，更没有想到中央的人事如此复杂。

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既没有批陈，也不作任何检讨。1月26日，中央下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2月21日，中央决定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3月，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继叶群和吴法宪之后写出检查。3月29日，周恩来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批示，林彪口头完全同意，但是没有表示回京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另外，在3月20日至24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起草了图谋发动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黄永胜的汇报，十分生气，当场指着黄永胜等人严厉地批评：“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林彪不检查，这件事就没有完。毛泽东当机立断，采取组织措施，4月7日“掺沙子”，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林彪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

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即99人会议）如期举行。4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到会作总结，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同天，中央下发《关于把批陈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这几个月，毛泽东仍在观察、思索。林彪一直不检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没有再写出新的检查。毛泽东不能再等了。8月15日，他离京开始到南方视察，就与林彪的矛盾、斗争，给各地军队负责人、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16日，毛泽东和刘丰等人谈话。20日，毛泽东转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些文件华国锋都看到了，但与他的工作无关，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8月25日，华国锋在北京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他马上赶到武汉，并派了一架飞机接他。华国锋以为毛泽东要回湖南，让他陪同。华国锋多次回忆毛泽东南方视察讲话的情况。

8月25日，华国锋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叫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还戴着？”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看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武汉的专列上，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

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1945年5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他一边听，一边思索。

毛泽东剑指林彪，要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问题，对林彪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地方党委已经成立，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的父亲是做米生意的富农。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我当时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毛泽东特别点出空军。空军不仅有八个中央委员，还将林立果捧成超天才。

1967年3月，林彪将林立果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任秘书，随后才办了入党手续。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虽然是个副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却给他“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权力。1970年，林立果在空军司政后机关300个部长副部长会议上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林彪听了录音兴奋地说：“不仅思想像我，语言也像我。”从此，将25岁的毛头小伙吹捧为“奇才”“天才”“全才”。

如何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二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了，掺点沙子就透气了。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掺沙子。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这次谈话时，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很快下文任命。

毛泽东讲到团结问题，讲纪律问题，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武汉，当天同武汉军区政委兼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谈话。17日，又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王新谈过话。他要汪东兴将自己和这些人的谈话内容告诉华国锋。华国锋看了谈话记录。毛泽东说：

问题不在你们。你们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自己看。要自己写，免得误事。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事实。

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

毛泽东告诫众人，不要将讲话外传，但刘丰还是把消息传递给了林彪。

华国锋在武汉住了两夜，8月27日随毛泽东坐火车到了长沙。当天晚上，华国锋和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一起去专列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讲到团结问题，讲纪律问题，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张玉凤给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敬群众不要耍骄傲”，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毛泽东说：“三大纪律的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不要耍骄傲。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

回来后，华国锋、卜占亚让《湖南日报》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号召干部群众唱，号召干部群众学习。

毛泽东召见广州军区领导：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

8月28日晚，毛泽东在长沙的专列上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兴元，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谈话。毛泽东事先让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自己在武汉的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听后大吃一惊。

8月29日，毛泽东听取汪东兴汇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讨论28日谈话的情况。30日，毛泽东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这次，毛泽东开门见山，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林彪率四野南下后，当过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解放后当过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广州军区影响大。黄永胜从1954年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以来一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任总参谋长后才离开广州。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我说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作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毛泽东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毛泽东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刘兴元、丁盛回去后将毛泽东的谈话原原本本传达到军级干部，使广州军区高级干部对林彪的错误有了认识，有了警惕。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向林立果密报时，说刘、丁对林彪“只字未提”“表态一般”。这是林彪改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原因之一。当时谁坐哪架飞机都安排好了，准备于9月13日飞广州。

毛泽东表扬了广州军区，对刘兴元、丁盛是宽大的：1972年3月将刘兴元调到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丁盛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两人在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丁盛被调到南京军区当司令员。

毛泽东指示华国锋：只同总理一个人讲

毛泽东越来越信任华国锋。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谈话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还没有提到华国锋的名字。经过在武汉、长沙的接触后，9月到杭州后，毛泽东对浙江军区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等人谈话：“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将华国锋和李德生、纪登奎并列为培养对象。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由长沙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不让华国锋去江西，让他直接回北京。华国锋深感毛泽东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不知回到北京后如何传达，便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后来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那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华国锋心中有事，9月6日，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便赶回北京。当日，他接到电话通知，晚10时半，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要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会议。

华国锋准时到东大厅，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地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华国锋办事沉稳，从不张扬。他找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参加会议。会议与他主管的工作无关，他基本不讲话。

次日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在武汉的记录是别人整理的，在湖南的讲话是我们大家整理的。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

9月11日凌晨，华国锋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到国务院会议厅谈话。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周恩来已坐在桌边等着。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他才有这样的担心。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随后，周恩来将记录退给他。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包括谈话时的神态、情绪，记录是怎么整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两人没有议论。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详细汇报后，知道了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泽东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一天多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若定，终于化险为夷，使国家安然渡过危机，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在党内、军内、国内的崇高威望。

看到林彪座机坠毁的照片，周恩来让服务员拿酒来

毛泽东到南昌、杭州谈话的内容就没有那么深了。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写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回到北京，阴谋策划暗杀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回京的路上动手。

10日下午，毛泽东到了上海。晚上，王洪文、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等上火车，简单地谈了谈。许世友到农场去了，没有能赶到上海见毛泽东。第二天上午，许世友赶到上海，毛泽东就让王洪文到下面请许吃饭。王、许还在喝酒，毛泽东专列已经走了。许世友又往南京赶，专列在南京没有停。

11日下午，王维国获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密报周宇驰。林彪一伙在上海谋害毛泽东，在江苏硕放铁路桥想炸专列，都没来得及下手。

到了济南，毛泽东停车，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吴德。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丰台车站和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又谈了林彪的问题，同时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林立果正在北京指挥，一听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绝望地嚎啕大哭。他们原来准备在北京的行动都未来得及进行，他要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到山海关。林立果、周宇驰找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让他看了林彪手令。随后，胡萍找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作安排，并要潘景寅亲自驾驶。他们原来准备13日到广州开会，另立“中央”，安排好五架飞机，其中就有256号飞机。

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打乱了他们的部署。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坐车来到山海关机场。领航员也没有带，飞机强行起飞，时间是13日0时32分。

华国锋回忆：13日凌晨三四点钟，一阵铃声将他从睡梦中唤醒。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恩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大家都到了，周恩来宣布林彪叛逃出境。在座者无不面露惊色，发生这样的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简单介绍了突发情况，然后说：林已跑了，已出了国界，要考虑他去苏联后可能有什么行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在，呆若木鸡，和大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大家议论纷纷，担心林彪会和苏联勾结：一个可能，苏联可能乘机向我们进攻；再一个可能，林彪会发表声明骂我们。周恩来要大家商量对策，让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反驳的声明。与会者都在会议厅等着，另外捎带听消息，看看苏联有没有广播，让广播电台全力收听各国的广播。

然后，周恩来开始给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电话，暗示林彪跑了，没有点名。等到天明，也没有消息。周恩来让大家回去休息。为了防止轰炸，规定大家分散住，华国锋和李先念住在京西宾馆西头的一间房子里，可以直通地铁。

14日下午，外交部报告，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电报说，上午8时，蒙古副外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13日凌晨2时左右，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机组乘员全部是军人，共九人，其中有一妇女，全部遇难。口头抗议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许大使当场顶回去，说：没有。口头抗议不能接受。中国不会有军用飞机侵入。蒙古副外长提出：我们到温都尔汗去看。大使也拒绝了。大使回来后，启用直通北京的专线将情况及时报回来。

周恩来一听就知道是林彪的飞机坠毁了。他当即命令大使同使馆其他同志赶到现场去看，全部拍照，并再次召集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和李先念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政治局会议。大家一听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林彪的飞机失事，机毁人亡，这是最好的结果。会后，周恩来打电话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事件。

14日下午6时，中国驻蒙古大使接到指示，紧急约见蒙古副外长。在蒙方的安排下于15日下午到了现场，17日下午6时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报告，连夜赶写飞机失事、现场视察等报告，并派人于20日登上国际列车（一周一趟），21日回到北京。

16日晚6时到晚8时半，华国锋和李先念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的除陈毅等老同志外，还有吴德、王洪文。华国锋特别说：王洪文是9月13日之后才来的，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没有立功。

周恩来简要通报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情况，然后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毛泽东到会接见全体人员，讲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了林彪的历史。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地球照常转动。”

18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下发。文件只传达到省、部、军一级，严格保密。

23日0点左右，华国锋、李先念接到开会通知，他们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来了，大家正传看照片。大使馆的同志在尸体旁发现林立果的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大家看了照片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特别高兴，告诉大家哪个是林彪，哪个是叶群，哪个是林立果。他让服务员拿酒来，每人一杯，大家一饮而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在场，神色紧张，面如死灰，十分尴尬。

周恩来给大家讲：256号三叉戟起飞得太仓促，没有带领航员，又是夜间飞行。着陆点是一块平坦的草地，飞行员没有放下轮子，用飞机的腹部着陆慢慢滑行。三叉戟飞机速度快，要求跑道长，条件好，滑行中飞机翅膀碰到一个小土包，以此为轴点，飞机翻了一个跟斗，烧着了。

那时的蒙古草原到处是枯草，一点就着，风助火力，将尸体烧得一塌糊涂。

目睹毛泽东、周恩来处理“九一三”事件，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经验

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处理，毛泽东说再等一等，看看表现如何再说。这四个人不但不揭发、交代，反而一直烧文件，销毁罪证，黄永胜把大瓷缸都烧裂了。等了十天，他们仍无悔改之意。9月24日7时，周恩来到机场送李先念到越南访问，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和叶剑英一起宣布将他们离职反省，也就是隔离审查。

9月29日，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日，经毛泽东同意，林彪、陈伯达专案组成立。

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地、师级干部；10月中旬，传达到支部、连一级；10月下旬，传达到全体党员和群众；11月，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才撤下来。全国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政局稳定。

为什么这样做？

华国锋说：因为林的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他有多少死党不清楚，他们还有哪些阴谋不清楚。另外“文革”以来林彪是唯一的副主席，他接班人的地位又写入党章，现在他突然叛逃，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个180度的大转变，事实公开后广大干部、军队的指战员、群众能不能接受？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国外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必然会利用这件事制造事端，等等，这都要考虑。处理得如何，关系到国家、党安危，关系到军队的安危，关系到人民的安危。当然要十分稳妥，要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要掌握主动权。做好最坏的准备，要将不利的因素降到最小的范围，使国家平稳渡过这个危机。

华国锋深情地说：党和国家出现了这么大的事，处理妥善，国内这样稳定，首先是毛主席把舵，总理的功劳也大得很。毛主席、周总理在处理林彪自我爆炸的突发事件，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9月12日，总理把黄永胜留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林、叶知道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到处找黄永胜，也找不到，一下子就打乱了林彪的部署，使他们惊恐万分。这步棋很重要。总理在政治上很敏锐，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他从1927年起就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他的水平，一般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不能相比。

庐山会议后，主席对我说：“你不要上坏人的当。”我心里一惊，我认为问题已在会上解决了。但是总理知道庐山的这场斗争，不是陈伯达就能发动的，每个组都有他们的人煽风点火。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是临时决定。他讲完话，吴法宪就要求重放录音。各组讨论时，黄、吴、叶、李、邱在各组煽风点火。主席一看就知道他们背着他有组织有计划地这样搞，很生气，马上要下山，是总理劝住了主席，再分头找人谈话。所以总理对这场斗争心中有数。即使没有我从长沙带回来主席讲话的记录，我想他也会觉察到林彪的阴谋。当然，他看了主席的讲话，心中更有底了。

处理林彪事件，是总理亲自主持，有李德生、纪登奎参加，李震负责具体事宜。大事总理向主席汇报，具体事都是总理处理。

华国锋说：林彪出逃，机毁人亡，是他自我爆炸。这种结局从结束“文革”来说，是最好结局，有利于军队干部认清他的真实面貌，有利于肃清他在国内外的影响。

华国锋说：在多年的斗争中，中央形成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老一辈领导核心，他们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我的心目中也是这样。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中央的情况并不了解，对中央的复杂斗争不了解。这次亲自目睹了毛主席、周总理是如何应付这个突发事件，如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的，获益匪浅，增加了我在高级领导层中的政治斗争经验，学会如何应付突发事件，如何对付反党集团，如何粉碎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后来当历史把我推到第一线时，和“四人帮”的斗争中，借鉴了这个经验。

打前站，赴广州军区清查林立果黑据点；做善后，留广州揭批林彪集团罪行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工作感到满意。“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命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方视察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0月6日，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访。12日，周恩来陪他去广州。广州是林彪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周恩来借机到广州军区做工作，派华国锋和李先念打前站，负责安全，了解情况，做准备工作。华国锋是广州军区政委，到广州工作，顺理成章。

在火车上，华国锋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讲话的记录给李先念看。李先念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因周恩来很忙，华国锋到周恩来那儿汇报，都比较简短，而和李先念谈得比较多，常常是边谈边议。

到了广州，华国锋、李先念自知责任重大，要做到万无一失。凡是周恩来要去的地方，他们都到现场一一检查了。他们的另一个使命是督促、帮助广州军区进行清查，凡是林彪集团活动的据点，他们都实地查看。广州军区将林立果的黑据点也端了。

华国锋、李先念到白云机场看了专门为林立果修的别墅。别墅伪装得很好，建在绿荫深处，从远处看不出此地有房屋。门口有个踏板，不知内情的人一踏上踏板，报警器就会发出警报。楼里有可以接收香港电视的天线。林立果将电器设备放在地下室。现场没有破坏，都已拍照。民航局的宾馆是林立果的据点。林立果为了搞阴谋通过丰润公司下面的工矿产品部进口了不少特务器材，以后将这个部的副经理撤了。

10月12日，周恩来陪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和李先念、华国锋一起住在东山小岛。李先念和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召开了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会议扩大到军级干部。

周恩来两次召集广州军区负责人开会。随后，周恩来在广州军区大礼堂向师以上干部作报告，到会的有千人以上。中央的政策是挽救，争取，教育，明确规定“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轻易怀疑”。中央利用一切机会做部队同志的工作，稳定军心，稳定局势。

13日晚，周恩来离开广州回北京。周恩来走后，华国锋、李先念搬到南湖宾馆，继续召开广州军区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第二是表态。虽然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老底子，黄永胜、邱会作都在此工作过，特别是黄永胜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造反！”广州军区几位领导都是听毛泽东话的，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长沙回来就向军一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南方视察讲话，在关键时刻站住了脚。

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和李先念按计划坐火车北上。华国锋回湖南，李先念去湖北，分别向两个省的党政军干部传达“九一三”事件经过及中央的精神。传达完毕，两人如约在郑州会合。华国锋和李先念一起向河南省党政军干部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传达中央决定。顺利完成任务后，华国锋和李先念一起回到北京，这时已是10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