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办负责人：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作者:  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之一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100万。这项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具体工作由北京军区郑维山、傅崇碧和北京市委吴德、马力、牛连璧等同志负责，并成立了群众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我当时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了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八次接见的情形

　　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名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清华附中校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名学生在上面签了名。接着，又贴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7月28日，这些大字报被转给毛主席。8月1日，毛主席给这些红卫兵写了信，此信成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多次说了“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话，从而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随后，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并逐步集中到首都北京。这样，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主席共八次、分十批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

　　第一次接见，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7时半，组织了80万红卫兵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当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奏起了《东方红》乐曲。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之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发言。大会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毛主席不停地挥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上的人们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这次会见还组织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分两个方队，在城楼东、西平台上受到毛主席的直接接见。就在直接接见时，北师大附中的一名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次接见时，毛主席从早晨5点多就到了天安门，而且在城楼上一站就是6个小时。这也是毛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穿军装。当时因来不及制做军装，是从一位警卫战士处借的。

　　第二次接见，在8月31日下午5时，组织了70万人，主要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由于第一次接见时有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形式做些调整。就是请毛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林彪先讲话，后由周总理讲话。当时，林彪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讲话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前通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第三次接见，在9月15日下午5时，组织了80万红卫兵，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过程与第二次接见大体相同。毛主席等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下午6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在10月1日，与国庆17周年庆典结合在一起。这次组织了110万红卫兵和群众参加。天安门前红、灰观礼台还安排了观礼人员。上午10时5分，北京市代市长吴德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鸣礼炮后，林彪发表讲话。随后，由工农兵和学生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外国来宾发言。之后，开始群众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大幅标语牌。后面是7.5米高的毛主席身着军装、一只巨手伸向前上方的巨大塑像。再后面是《毛泽东选集》的巨大模型。由2万多名人民解放军士兵、民兵和红卫兵组成前卫队，护卫着国旗和国徽的人民解放军挎着冲锋枪，个个高举《毛主席语录》，踏着整齐的步伐，有节奏地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走在群众游行的最前面。红卫兵抬着《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巨幅油画行进。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外地和首都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编为140人的横排面，分成九路纵队，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的检阅。这次有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旁参加节日庆典。大会在下午3点多钟结束。

　　第五次接见，在10月18日中午12时50分开始。这次接见是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这天，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150万名红卫兵，全程约50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由于红卫兵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秩序井然地接受检阅、接见，整个接见进行得很顺利，只用了1个小时。

　　那时快到初冬季节，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有的红卫兵没有御寒的衣服，在京吃、住都成问题。根据中央精神，要动员他们离京回原地。但红卫兵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因此，又组织了三次接见。

　　第六次接见，于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次接见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林彪讲话，随后220万红卫兵开始缓缓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接见。这次接见到下午2时结束。由于结束时还有一部分红卫兵尚未通过天安门，周总理指示，未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放在下次再组织接见。

　　第七次接见，因人数多，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10日上午10时，接见地点仍在天安门。在《东方红》乐曲中，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陈伯达宣布接见大会开始，广场集合了30万名红卫兵，另有30万名红卫兵乘坐卡车（每辆车上站50人）分成五路纵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不多，经周总理同意，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各军兵种中抽调了一些卡车。当天，有6000辆卡车载着红卫兵接受检阅。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返回再次前行。下午3时3分时，毛主席走到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站在卡车上的红卫兵和在广场的红卫兵情绪更加高涨，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第二批接见在次日，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从木樨地至八王坟约26里的大道上，排列了130万红卫兵和师生。毛主席等在下午2时30分乘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和师生，共用时42分钟，3点半结束。

　　第八次接见，分两批、三处地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25日上午11时半，组织了7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游行。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康生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游行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航手》的乐曲声中开始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下午3时半结束。第二批接见在11月26日，分两处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一处在市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全长6500米，组织了80万红卫兵。下午2时3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中间缓缓通过，检阅了全部队伍，3时结束。另一处在西郊机场，组织了110万红卫兵，也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在市区检阅后，直接到西郊机场，继续检阅，下午5时结束。

　　组织工作遇到的几件事

　　1966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当时成立了指挥部，具体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我是群众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接见的具体组织工作，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周总理问得非常具体仔细：如问组织接见红卫兵队伍密度，每一平米站几个人，前后厚度有几排；接见沿线设置多少个供红卫兵队伍使用的厕所，通向厕所的通道有多宽，够不够用；沿途安置了多少个自来水笼头，红卫兵饮水够不够用；接见当天红卫兵队伍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到达集合地点，交通工具怎么安排，等等。

　　周总理对红卫兵非常关心，指示一定要减少红卫兵的疲劳，把组织工作做好。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红卫兵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行进速度往往很慢，接见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为此，周总理提出，要减少毛主席和红卫兵的疲劳，行进速度要快一些，接见的时间要短一些。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采取了用卡车载人的办法，让红卫兵坐在大卡车上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这样做，速度是快了，但车辆载人有限，接见一次总人数不多。后来又采取夹道的形式，毛主席等乘坐敞篷车，从夹道中间通过，这样速度就快了。如最后一次接见，共组织了260万名红卫兵，不到两小时接见就结束了。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从上午10时开始接见，到下午2时红卫兵队伍尚未完全通过天安门广场。当时，周总理把我从天安门城楼下的指挥室叫到城楼上，询问还有多少红卫兵未通过天安门，如全部通过还需多少时间。我向周总理汇报：红卫兵队伍已通过三分之二，剩下还有三分之一，按目前行进速度，至少还需要两个半小时。周总理听后说，接见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继续进行。指示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剩余的队伍下次再组织。我们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做了结束安排，未通过的红卫兵队伍按原路返回各自住地。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组织工作难度很大，每次接见都要调遣队伍，牵涉到北京各区县上千个单位、上百万人的行动；而且变化多，接见时间涉及到安全、天气和领导人的时间安排及健康等不确定因素，有时一个方案变动多次才能实施；并且任务重，组织一次接见，要准备、忙碌好多天，开夜车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我五天五夜没有怎么睡觉，幸亏那时年轻顶得住。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插曲”。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初，为做好组织工作，我们起草了一些口号，报送中宣部审阅后，由北京市委印发。由于这些口号较长，为便于红卫兵呼喊，中宣部领导审阅时便把口号修改得比较简短，去掉了一些形容词。如有一条原来写的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中宣部修改为毛主席万岁。当口号发给红卫兵时，有红卫兵认为口号有问题，于是在接见时，有3000多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造反”，次日又有200多名红卫兵到北京市委“造反”，要市委交代口号的问题，批斗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当时是组织接见红卫兵指挥部的领导），我也被陪斗。我们把红卫兵请到市委会议室，反复做他们的工作，详细讲明口号起草的过程以及中宣部修改口号的经过，之后他们才离开市委大楼。这些红卫兵又认为是中宣部的问题，当天晚上又到中宣部“造反”，批斗中宣部领导，并让马力陪斗。红卫兵闹了一个晚上，才离开中宣部。此后，我们吸取教训，修改了口号并报请周总理审定。以后几次接见红卫兵，都用的是周总理审定的口号，印发下去，没有再发生问题。

　　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次因外地在京红卫兵有190万人，城区没有大场地，周总理决定分两处接见，一处是城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接见80万红卫兵，由北京市委负责组织；另一处在西郊机场，接见110万红卫兵，由北京军区负责组织。那次接见采用群众夹道的形式。接见那天下午3点钟，毛主席等乘坐的车队通过城区夹道队伍后，直接到了西郊机场。当时城区的接见只用了半小时，接见结束后我们就安排队伍疏散，很快就疏散完毕。因怕出事故，大约在下午4点多钟，我又赶到西郊机场北京军区现场指挥部。当时毛主席已接见完毕。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认为毛主席乘坐的车队离开只有半个多小时，如疏散了队伍，怕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车辆，没有马上疏散。我提出建议：根据以往情况判断，毛主席乘坐的车辆现在已进入中南海，应该马上疏散队伍。这时已是下午近5点钟，再晚些天黑，路况又不好，有的地段马路上没有路灯，加之人多拥挤，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他们坚持己见。我再次说明，他们仍不同意我的建议。我不好勉强，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随后，我就回天安门指挥部了。但我刚到天安门指挥部，机场指挥部就来电话说：“一辆乘坐红卫兵的车翻在桥下，有人员伤亡。”我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看到那里周围没有路灯，车辆是从没栏杆的一端翻到河里的。那时，受伤的红卫兵已被送往医院。后来，有两名红卫兵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总的来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遇到过很多难题，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按中央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这主要归功于周总理的领导和指挥。周总理对接见的组织工作要求很严，标准很高，抓得很细，指导很具体。如每次接见的方案，都是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有时一次接见要开多次会议进行准备、研究。这些事虽已过去了40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