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禹：我目睹了学生毒打老师父母的野蛮暴力

“变天账”这个词的出处不得而知，我第一次听说是一个名为《槐树庄》的电影。电影上映于1964年，反映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土地改革至50年代合作化等重要历史时期，华北农村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槐树庄地主崔老昆被贫民团平分了土地和财产，老地主记了一本账，谁分走了他家的哪块土地，谁分走了牲口，谁分走了大车都记得清清楚楚。直到人民公社化后，崔老昆死后这本变天账才被发现。

这部电影影响极大，几乎人人必看，成了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极好教材。从此“变天账”就成了“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罪证和象征。

王贤声是二龙路学校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批斗，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王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兼资本家，王贤声的老家是胶东黄县，他父亲的阶级成分是富农，因为开了一家油坊所以又加了资本家的头衔。

文革初期批斗当权派是很正常的事，得知王贤声的父母正巧从老家来到王贤声家住。批斗会的对象以王贤声为主，王的妻子和王的父母成了陪斗。批斗会是在学校操场开的，王贤声和他的父母都在前面跪着，王的妻子孙志筠是西城区委的一般干部，家庭出身是下中农，所以被允许站着。

批斗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王贤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四清中的一些事，积极分子们逐个发言，群情激奋呼口号等，和一般的批斗会没什么两样。

批斗会之后，我到存车棚取自行车，自行车棚位于后勤楼后面的小夹道。我看到了惊恐的场面。一群学生围着王贤声的父亲和母亲在打，有的用椅子腿，用皮带，有的用长木棍。老太太被剃了阴阳头，头上被浇上浆糊、墨汁，还流着红红的液体，初看以为是血，仔细看是红墨水。

老太太在哭，老头被脱光了上衣，两个老人都跪着。学生逼问变天账在哪里，老人一脸茫然，说哪里有什么变天账。两个大个子的男学生张小群和白杰手里拿着胳膊粗的长木棍，一边问有没有变天账，回答没有就抡起棍子打。

老太太瘦小枯干，白杰一棍子下去老太太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老两口在棍棒之下鬼哭狼嚎，苦苦哀求“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得到答复是“不交出变天账就打死你”，老太太后来哭着说，我家座钟下面有个存折，浓重的胶东口音学生一时听不懂，说了好几遍。

张小群双手抡起棍子重重地打在老头的后背上，随着一声惨叫，棍子断成两截。这群学生中高二一班的张小群和高一一班的白杰是准确无误的，其他大部分是初中的，我叫不上名字，可能有肖英，还有几个初中女生，手里还拿着墨汁瓶。

第二天听到消息，老两口当晚就上吊死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事大变，如今虐杀一只猫也被人们所不容。当时是什么使得这些中学生如此残忍？他们根据什么逼问子虚乌有的“变天账”？这不能不归“功”于社会的大环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样的语言充斥整个社会。加之《槐树庄》这样的电影等文艺作品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地主富农就有变天账，也许学生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张小群的父亲是著名电影导演水华，导演过《白毛女》《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电影，可以想见，在张小群眼里，眼前的这个老头就是黄世仁吧，一定是满怀阶级仇恨，所以才下手那么狠，以致把胳膊粗的木棍都打断了。

那些年我们接受的就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教育，最缺少的是人性教育。雷锋不是说了吗，“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也说了，“好人打死坏人，活该”。主导舆论的教化作用，不要说对于青少年，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极其恶劣的。

后来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去山西插队，学校里的这些事也就无从知道。王贤声父母被打的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打人的同学有没有反思和忏悔，都不得而知。王贤声和他的妻子都已过世，据说王贤声还有一个弟弟在北京。

二龙路学校是我的母校，出过不少名人，我最敬重的有两位。第一位是根本算不上名人的李雪丽，初中三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敢于向处于绝境的张放老师伸出援救之手，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她是二龙路学校的骄傲。可惜李雪丽50多岁就去世了。第二位是著名作家王小波，面对黑暗嬉笑怒骂，在看似粗俗猥琐的语言中却鞭辟入里。遗憾的是王小波也是英年早逝。

人上了年纪常常睡眠不好。偶尔会想起自行车棚里发生的事，老太太头上浆糊加上红墨水，就像脑浆和鲜血；尖利凄惨的叫声，苦苦哀求声，尤其是那绝望无助的眼神……想到这些愈加没有睡意。既然睡不着，索性起床拿起笔来。

是为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