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之子林立果秘书于新野在1971撰写的武装政变的总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记载：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奇怪的是，林彪集团机毁人亡后，当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571工程”纪要》时，不少上山下乡的知青对上述说法不是感到愤怒，而是产生共鸣。
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4月11日刊登《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原因何在》，文章评论上山下乡运动时称，从政治方面看，该运动达到了把红卫兵驱赶出城的目的，他们人数众多，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风雨，因而桀骜不驯，是难于控制和驾驭的力量。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毛泽东作为“魅力领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又一个顶峰。
文章认为，但是，从长远看事情就未见得是这么回事。被放逐的红卫兵产生了“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时就利用我们，不需要时就把我们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怨言，农村极度落后的现实使他们对从课堂和教科书上得到的“制度优越”的观念发生动摇，农村控制力度不如城市的条件使他们的不满和异端思想广为传播。
公开资料显示，毛泽东提出上山下乡目的是真正给红卫兵运动踩刹车。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
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5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中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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