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原版数据 后来为何删掉？

程映虹评论文章：作为中共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广为人知，其开山之作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首篇，发表于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

这篇文章的原文有六千多字，涉及大量数据，主要是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数和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必胜性的结论都来自这些数据。但这篇文章在1951年被收入《毛选》后，只剩下三千多字，删掉的基本都是数据和基于数据的分析，唯一保留的是“二百万”产业工人阶级。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原文类似“定量研究”，而删减后只剩下一半篇幅，几乎完全变成抽象的定论和推论，近似“定性研究”。也即，现版完全抛弃了原版的论证方法和证据，但却坚持了原版建立在那个方法和证据之上的结论。

除了《阶级分析》一文，毛在同一时期（1925年底到1926年初）还有两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重要文章，分别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以下简称“中国农民”）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以下简称“国民党右派”）。本文将它们简称“毛三篇”。它们发表于“阶级分析”之后，在某些方面细化了“阶级分析”一文的数据，坚持了在数量分析基础上得出的阶级状况和政治态度的结论。

这两篇文章都未收入《毛选》，其中“国民党右派”一文在1993年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而“中国农民”虽然被一些党史学者在研究中涉及（文革时也出现在非正式出版物中），但在大陆始终没有正式收入毛的选集、文集和其他形式的官方正式出版物。所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最初是建立在数据之上这个历史事实，是亿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的。

被拿走的数据

“毛三篇”问世于中共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写作目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右翼从国共“统一战线”中分离的前景下，分析中共和国民党左翼能够依靠的政治力量，也就是“阶级分析”开篇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革命和革命为什么能成功。中共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必须在对这些问题的自问自答中证明其存在的历史正当性。

在“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划分成资产阶级（分为大、中、小三个阶层，）、半无产阶级（分为六个阶层）和无产阶级（分为四个阶层），对每个阶级都给出了具体的数据。在对数据的文字描述之外，毛甚至还做了一张图表。

这个图表中没有单列出大地主阶级，但在毛的文字叙述中是有的，大地主阶级被包括在“大资产阶级”中，中小地主也是包括在相应的“中小资产阶级”中。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做了这样的数量统计和政治分析之后，毛得出了结论：

“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在“中国农民”一文中，毛对农村各阶级和阶层的数量细化了一些：

“大地主阶级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自耕农（属小资产阶级）人数，其“富裕部分约占其中百分之十，计千二百万人。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约六千万。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其人数约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下来是“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分开来说半自耕农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各占六千万。”再下来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人数大概都在“二千万以上”。

在第三篇文章“国民党右派”中，毛再一次对各个阶级和阶层给出了数量和人口比例：

“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约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是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僱农游民无产阶级等完全无产阶级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十八.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零点二三。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

把“毛三篇”放在一起看，毛泽东不但对各阶级的人数、而且对它们在中国城乡总人口中的比例，都给出了具体的数字，甚至细化到百分之零点几或者千分之几，充分体现了数量化方法对于形成毛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性。毛主义革命的正当性首先就建立在这些数字之上：反革命是极少数，要革命的是大多数。但问题是毛没有对这些数据提供任何出处，而在官方提供给大众学习的《毛选》里的“阶级分析”一文的最终版中，这些数据干脆消失了。

2021年6月28日，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艺演出中，领导人毛泽东出现在大屏幕上。摄：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一个在毛泽东思想初创期如此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论证过程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但当初基于这些数据的政治结论却不但没有变，而且中国社会已经被根据这些数字所制定的革命方案彻底地改造了，很多阶级不但在政治上、也在身体上被消灭。

这就像法庭根据一些未经说明（或者来历不明）的证据给涉案人定罪，但定案之后这些证据都从案卷中消失，剩下的只有对罪行的陈述和对案犯的判决。所以，绝大多数一辈子在毛泽东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支配下生活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套理论当初是怎么产生的。

毛“阶级分析”的原稿（即包括数据）一直到1989年才第一次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党的文献》上重新刊出，当时离毛主义阶级革命胜利已经四十年，毛也早已不在人世。《党的文献》为重刊此文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的说明文章，强调此文经过多次修改，虽然对最重要的修改——即数字的全部删除——一字不提。

《党的文献》的读者基本是党史研究界，大众并不知道。但重刊此文毕竟让有心的读者知道，毛主义这篇开山之作原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文本。

为什么要删除？

尽管“阶级分析”的原版对于研究者来说已经不再是机密，但史学界还是很少有人从毛最初奠定阶级理论的前提是数量研究、后来却变成完全是定性结论这个角度提出问题，也很少有人质疑毛的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后来又为什么被消失。极少数提及的文章对此不是一带而过、无意深究，就是认为删除比保留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院网站上有一篇原发表于《光明日报》（2014年）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校读”，文章强调“阶级分析”收入《毛选》时删去了所有数据：

“为何删去这些内容？由于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我们无法确知其中的原因，只能作一些推测，以删去各阶级的人数为例，由于作者在各阶级人数方面的数字都是靠估计得出来的，而且各阶级人数是时时变化的，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很难找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而删去这些数字，不仅于原文整体文意无损，反可以使该文更加简洁。”

另一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9年)的题为“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中则说：

“当时，革命政党缺少足够的条件来开展农村调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指《中国农民》）中对农民的分析，实际上是依据当时普遍认识而产生的估量，但是其中却藴含着贯穿后来其整个农村调查的基础逻辑，即在阶级与革命性之间建立关联。”

这两篇文章直面毛阶级理论数据来源问题，明确说毛的那些数字都是“估计”或者“估量”。但它们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又用一种很奇特的逻辑解消了问题。

毛的阶级理论成型的时代（1920年代），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学家开始把社会调查方法应用于中国的社会研究，但限于某些地区（尤其是北平周围和北方一些农村），或者某些行业和阶层（例如北平的人力车伕和近郊农村）。但即使是这些对象非常有限的社会调查，其成果的问世多半也是在“毛三篇”之后。至于更大规模的、由专业的学术和政府部门组织的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则根本没有可能。不要说偏处一隅的“革命政党”，就连当时的南北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

从1927年到1930年代初， 毛也写过一些社会调查报告，从湖南农运到才溪、寻乌和兴国调查等等，其中也有很多数据，保留在正式出版物中。但它们和“毛三篇”相比有三个区别。第一，它们的材料都是有明确来源的，或者是毛本人的考察，或者是他在当地合作者提供的。第二，它们都是地域非常有限的调查（多半限于乡和县），最大范围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省会长沙周围的几个郊县。第三，它们调查的群体也是有限的，不包括大中城市，不反映“大资产阶级”的情况。

和这些范围和对象都极其有限——因而可行——的调查得出的数据相比，以全中国数亿人口为对象的“毛三篇”里那些言之凿凿的百分比和数字，可能确实如上述学者所言，是毛的“估计”和“估量”，衡量它们的标准端看是否能在“阶级与革命性之间建立联系”。正如毛自己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中对社会调查的要求：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瞭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那么，“估计”和“估量”云云，能不能拿来作为判断一个地广人众、民情复杂的国家的国情，甚至对整个社会作全盘改造的根据呢？常识告诉我们当然不能。个人的“估计”和“估量”不是今天的“大数据”或者“云数据”。前者是根据根据一己的日常印象拍脑袋，后者建基于千千万万的微数据。而且，按照上述学者的逻辑，如果“估计”和“估量”可以作为根据的话，毛的那些数据不但不应该删除，反而正好是说明毛如何“客观”、如何“科学”的铁证。

但这些数据的消失本身就说明连毛本人也知道最好不要再提它们了，所以他在最后决定《毛选》取捨时大笔一挥，将它们从《阶级分析》中全部删掉。

2006年10月19日，上海一个市场上有很多前领导人毛泽东的肖像别针售卖。摄：JOKER/Hady Khandani/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在《阶级分析》原文被批准面世时，《党的文献》发表的说明文章解释说：

“毛泽东治学严谨，从不满足于自己在一定时间内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而是注意从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中汲取思想营养，修正和补充自己不恰当或不完全的认识，力求在理论表述上更加清晰、准确。”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历次版本所作的修改，反映了他对文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过程。特别是收入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最后定本，是他经过精心雕琢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精品。”

这个解释并不能使人信服。首先，《阶级分析》原文的分析基于数据，无论数据真假，文章在形式上都还是一个分析性（analytical）的文本。但删掉全部数据后变成描述性（descriptive）的论断，很难说还是分析，合适的题目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描述》。然而，在实际政治中，文章里的描述更进一步被作为不可质疑的指导方针，就像医生开的药方（prescriptive）。

此外，既然“科学”经常被用于定义毛思想，那么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一个科学家声称基于一系列实验得出的数据提出了某个理论，成为权威后却把那些实验数据全部删除，那个理论还可信吗？我们能说删除了原始数据但却保留结论是“治学严谨”奉出的“精品”吗？不但不能，恐怕反而会怀疑是数据造假。此外，在科学上，自然界及其规律毕竟不会因人的错误理论而改变，但一个社会被全盘改造以后是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的，所以我们也就难以知道那个消失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尽管我们知道它肯定不会是像被“毛三篇”数量化的那个样子。

毛泽东五十年代承认“我们花了几十年功夫、犯了许多错误，才把中国情况搞清。从1921到41、42、45年，花了24年，才把中国情况、任务、政策、应该怎么做搞清楚。中国人就是不懂中国事，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阶级分析》中的数据到了那个时候就都被他删除。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百分之十左右是右派，百分之二三十是左派，其余都是会支持革命的中间派”这样的百分比已经成为他的路径依赖，不但应用于中国国情，而且对国际形势也常常开口就是“百分之九十是要革命的”。

江浙沪方言中称那种遇事大概给个数的做法是“毛估估”，用在毛身上倒是非常贴切的。

（作者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