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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情流露” 感谢日本侵华
www.creaders.net | 2021-09-21 21:55:01  王庆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王庆民评论分析文章:自互联网普及以来,关于“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争议就时常在网络舆论中出现。有人认为那些感谢言辞只是毛泽东的反讽、黑色幽默,还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毛的真情流露、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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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首先需要将有关毛感谢日本侵华的原话摘录,然后据此进行点评。根据人们收集的来自包括中共官方信源在内的各种正式记录,涉及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共有七次,列举如下(摘录自维基百科):

  第一次: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道:“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第二次:1960年毛泽东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提到:“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现在谁在教育你们日本人民?是美帝国主义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它也做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中日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场。”

  第三次:1961年,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说:“……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表示了“要区别对待与人民的关系和与政府的关系”“日本的垄断资本政府和军国主义分子应该负责任,日本人民不应该负责任”等意思。

  第四次: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非洲、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谈及南乡三郎:“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第五次: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毛泽东:“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2.毛泽东:“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佐佐木:“谢谢。”3.毛泽东:“……。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第六次: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第七次: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摘要:毛泽东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说法就这样解决了?”田中角荣说:“我们打算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改(通过姬鹏飞和大平正芳的进一步会谈,在最后的公报中改成‘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嘛”。

  注:其中使用内引号的“皇军”、“好事”中的引号只是后来将谈话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人所加。

  这七次感谢中的毛表达的核心意思可以归类为两点,一是日本侵华促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团结、觉醒;二是日本侵华促成了中共的崛起,让中共从得以走出困境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政权。

  对于第一点,争议不算很大。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现在中共官方的史学还是自由派反对派对历史的评价,主流都认为抗日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民族认同的强化。共同的抗战经历、共同的受难史、共同的历史记忆,都对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这并不代表要因此感谢日本的侵华、对中华儿女的残酷虐杀。就像一个人自己或者家人遭受巨大灾祸,但是坚强的走出来,并且痛定思痛取得某种巨大成就,灾难确实起到某种激励作用,但是并不能归功于灾难、感谢灾难的制造者。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创痛太深了,中华民族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不仅包括当时的付出,还有后来一系列的连带影响)。对汉族、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的某种激励,根本无法抵消付出的沉痛代价和一系列连带影响。就像全球犹太人也是在纳粹制造的大屠杀后才空前团结起来,并且实现复国,成为二战后国际上不可小觑的一个民族和势力。但是没有哪个犹太人会因此说“感谢纳粹”、“感谢奥斯维辛”。

  何况,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建设,都已经在促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塑造、强化。民国时的中国虽然没有实现实质上的统一(只有名义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但是无疑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汉族包括海外华侨,普遍已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所以,没有日本侵华,汉族、中华民族、中国,仍然会有足够的团结和凝聚力、共同的认同和记忆,而且是一种更加正常的而不是被伤害后变得带有屈辱性质的民族共同记忆。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感谢日本侵华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某种客观上的正面作用(何况这种正面作用被其他更多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抵消,这个后面再说)。毛泽东在这一点上表达感谢,并不是正确的行为,或者起码说是不妥当的。至少,他应该同时指出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中华儿女造成的巨大伤害。但是他并没有说,而且他也并不在乎这些。关于毛对日本侵华造成的伤害的态度,后面还会再说。

  第二点意思也就是毛最强调的感谢原因,就非常有争议性,涉及到中共与日本、日本右翼、日本侵华的复杂关系,进一步联系还涉及到中共、国民政府、日本的三角关系,中共、国民政府、日本、美国(以及欧美诸国)的多角关系,关系到中共对中国、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等历史定位和是非评价,乃至中共执政合法性等重大问题。而毛泽东相关感谢言论的动机如何,就成为评价这些问题的重要参考。因此毛的感谢言论才变得如此敏感和具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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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毛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才说出这些感谢日本侵华的话呢?尤其,那些非常露骨,如果换成其他人说那一定被认为是汉奸、“精日”的话,到底是一种反讽和调侃,还是真情流露呢?

  对此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网民,都有不同见解。在前些年毛泽东被批的很臭的时候,人们多认为是真情流露,并以此贬斥毛。而最近几年则几乎一边倒的认为这只是一种反话、一种站在胜利者立场上对日本侵华举动的讽刺。后者给出的理由大抵包括“要根据说话的语境判断意思”、“不要断章取义”、“按常理推断毛泽东不可能真心的公开赞扬日本侵华这么大的罪恶”等,并通过污名化认为毛相关言论是真情流露的人(打成“果粉(国民党的粉丝)”来为毛开脱。

  我认为,毛的话完全是真情流露,并不带有任何反讽、调侃性质。而且,不仅是直言一种历史事实,还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倾向性,真心实意的对日本侵华这一行为表示感谢(就像子女感谢生养自己的父母那样的真心,或者说就像每个人平常在得到别人帮助之后那种真诚的感谢一样)。

  先说历史事实。对中共来说,确实是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他们此后的崛起和执政。我们来看看日本侵华及侵华前后中国的历史事实,并分析中共与日本、日本侵华的各种联系和相互作用。

  中共在成立之初,与日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正向利益关联,相反对日本持相对敌对态度。由于中共当时作为激进主义政党的立场,中共还经常发起反对包括日本在内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侵略行径的活动,例如抵制日货、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并批判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软弱”。在北伐战争中,中共及中共支持的一些力量还在南京、济南与日方发生冲突。国共决裂至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中共也不断批判国民党方面消极抵抗日本侵华的行为,强调武装抗日。中共也经常以“抗日”为名进行各种反国民政府的活动,如在大城市进行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派遣军队以抗日为名挺进国统区(例如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和日占区(东北抗联)以扩大势力。但这一切行为对抗日本身并没有多大帮助,抗日的绝对主力仍然是国民政府、国军(包括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都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中共的一系列以反日为名的活动,更多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过,这期间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兴衰还没太大影响。

  但是后来,中共的命运与日本侵华发生了莫大的关联。准确说,是日本侵华拯救了中共,并让中共在起死回生后进一步击败了国军、国民政府,最终成为中国大陆的主人。而且,此后的中共政权继续与日本保持着紧密的利益关系,有着很强的共生性质,直到如今。

  后面的利益与共生暂且不表,先说说日本侵华如何让中共起死回生并成为国家主人。

  1927年国共决裂后,中共成为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叛乱分子”,遭遇严酷镇压。而经过五次围剿,中共于1934年丧失了在江西等南方地方建立的“苏区”,开始进行“长征”,成为“流寇”。中共将长征神化为伟大的行动,认为是“播种机、宣传队”,客观上的确有这些作用(哪怕被夸大了),但是实际上就是狼狈的逃亡。在逃亡中红军不断减员,还发生了各种内讧甚至分裂。

  1935-1936年,红军陆续在陕甘宁一带站稳脚跟,停止了长征。但是这并不是中共后来所说的“取得了伟大胜利”,仅仅是得到了喘息。在蒋介石的调度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青海甘肃等地的回族军阀部队“马家军”,都参与到围剿红军的战争中。虽然张学良等人围剿红军并不积极,但是如果在蒋介石催促或者中央军来援的情况下,中共完全可能覆灭。即便不覆灭,最多也只会逃亡到苏联、蒙古,或者当时亲苏的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而1936-1937年红军西路军的惨败,也证明了红军当时的战力已很虚弱,连在当时中国各军阀中实力不算很强的马家军都不能战胜。

  就在中共处于困境、前途未卜之时,一场西安事变让中共转危为安,起码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向中共抛出橄榄枝。而西安事变虽最终以和平解决告终,但是和平解决的条件之一就是放弃“剿共”,承认中共存在的合法性,并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中共不再是“流寇”或者“叛逆”,而是国民政府统治下一个独立的地方军政势力。

  而西安事变及诱发的一系列事件,让日本受到很大刺激。如国共合作、中国内部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暴露出的国军战备(蒋介石为表示抗日意志,只得公开与纳粹德国等国的军事合作情况),都刺激了日本决定提前侵华,试图在中国完成实质统一和军力提升前击败中国。

  1937年,北京和上海分别爆发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如果说西安事变后的中共还并没有问鼎中国的希望(顶多只是像其他军阀那样一个割据政权),那么日本全面侵华,则让中共有了壮大力量、与国民政府竞争天下的机遇。

  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壮大,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和分析,现摘录于此:

  如果说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成就了中共的恢复和崛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就念出“卢沟晓月”来暗喻中共的命运将柳暗花明。事实果然如此。国军只能集中力量应对日军,再也无力压制中共。面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允许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自此,中共政权可以合法的存在于中国领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颠沛流离、到处被围剿追击的命运。

  毛和中共并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一旦获得喘息,他们就想着增强实力、扩张势力,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八路军很快在日军、中央军、晋绥军犬牙交错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此后,长江以北各省(不包括东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现了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四面开花。在南方,残留的红军也改编为新四军,同样在四处扩张。南方的新四军由于处于日军和国军重兵之侧,扩军较慢。而北方的八路军则迅速扩军,在根据地和国统区日占区都招兵买马,很快超过了作为一个集团军应有的编制人数。到1940年,八路军人数竟增至40万人,是建军时的10倍。1945年,八路军人数突破100万人。

  扩军的同时,中共也在扩张地盘。在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中共抓住机会在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其中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扩张最为迅猛。凡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等因素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带,八路军皆见缝插针,成立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八路军虽也进行过对日作战,但无论从战役规模、歼敌人数上都无法与国军比拟。中共所引以为豪的几场战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仅歼灭日军300-500人。而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主要是破坏日军交通线,但对日军有生力量杀伤有限。如果说1940年及之前八路军还与日军有不少交战,那么1940年“百团大战”后则很少再与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南方新四军对日军打击更少。在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游而不击、利用平民当肉盾和掩护,让平民百姓成为日军的出气筒,导致更多平民遭到日军报复性杀戮、强奸,村庄被烧成瓦砾。这样的抗战得不偿失。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抗战中时常与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发生摩擦甚至大规模冲突。当然这不是中共一方的责任,但同样也不是国军单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共总是提及国军“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却故意忽略此前发生的新四军歼灭国军的黄桥战役。

  八年抗战,让中共从只有不到5万军队、地盘仅有陕北及其他零星根据地的割据小诸侯,变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和90万民兵、控制和影响着超过一亿人口的庞大政权。中共在1927年后遭遇惨重破坏的党组织也在抗战期间得以恢复,党员人数从谷底回升并超越了1927年时的数字。抗战爆发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战结束时已可以自信的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除了我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这些,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对待国军和中共的态度是不同的。虽然表面看来,日本更加敌视共产党,例如侵华的理由就是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及亚洲的扩散,扶持汪精卫政权的最主要借口也是“防共”(汪精卫政权的“国家格言”就是“和平反共建国”),日本还与德意等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实际上,日军集中优势力量对国军及国府控制地区残酷打击,但是对中共力量则时常“轻拿轻放”(但这种“轻拿轻放”不包括中共统治区如抗日根据地的普通军人、民兵、平民。八路军、新四军一旦被俘,往往必死无疑。而中共领导人也并不因此就痛恨日本,他们眼里普通党员和士兵都是棋子。他们在各种整肃中对自己人从不手软,如何会顾惜这些被日军杀害的党员和士兵)。这固然和国民政府及国军是日本主要敌人、中国主要抵抗力量的客观现实有关,也有日本方面有意“区别对待”的成分。

  非常典型的如日军对重庆和延安轰炸强度的巨大区别。重庆在抗战中遭遇轰炸200余次,死伤两万多人。延安则仅被日军轰炸17次,伤亡近400人。而且,重庆有一定的防空力量和人防设施,延安却没有任何防空力量,也不像重庆那样有大山作为天然的防空洞(只有一些土坯造的窑洞供躲避)。中共作为中国第二大抗日力量,如果真的对日军有重大伤害,那日军一定会想方设法铲草除根,从源头上摧毁中共的统治中枢(日本就多次试图刺杀蒋介石)。但是日本显然在有能力这样做的情况下并没有这样做。日本方面显然在利用国共矛盾,通过默许中共的发展壮大来挤压、削弱国民政府和国军,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在日本败相已露的之后,日本默许中共的壮大,更是在为分化战后的中国铺垫。

  中共与日本在抗战中的某种默契并不只是猜测。根据日本学者一些研究(如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所著《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中共方面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密切接触并进行合作,如将所知的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告知日军,并与日军达成默契消极抗日,以换取日军默许中共扩大地盘,形成国、共、日三足鼎立。

  总之,中共正是借着日本侵华,而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出力少、损失少,而得利多,地盘由小变大、实力由弱变强。国军则是抗日的主力军,国军歼灭日军人数占中国战场歼敌数的绝大部分。但相比于1937年,1945年的国军并没有明显变强,至少其发展壮大的幅度远小于中共军队。更重要的是,日本侵华让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几乎毁于一旦,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暴行也让许多民国精英遇害(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那次起义牺牲者不足100人。而南京大屠杀罹难者30万,其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以及很可能成为精英的金陵大学、中学青年学生),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也被打断,极大的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实力和威望。这就为中共取代国民政府提供了条件。

  日本侵华对中共的帮助还不止于此。以上那些“帮助”更多是通过对国民政府的破坏,让中共取得相对的提升优势。而事实上,还有日本侵略者对中共的直接帮助。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都在争抢接收日军留下的武器装备及其他遗留物资。虽然从客观结果看,国民政府接收了更多日军物资,但这些接收对提高国军实力作用并不大(因为那时国军中的中央军装备已经不亚于日军)。还有,除蒋介石一度聘请冈村宁次为国共内战的顾问、阎锡山收留万余日军训练本部军队和进行守备工作外,其他日军及日本技术人员悉数被国府遣送回国。而且蒋介石收留冈村宁次、阎锡山收留日军,对后来国共内战胜负影响十分有限。

  而中共则情况则相反。中共在抗战接收中虽处于相对不利境地,但有限的接收也让中共实力大为增强。对于装备落后的中共来说,接收的日军装备如同雪中送炭。最关键的,是中共在中国东北的相关接收。在驻东北的苏军支持下,中共直接或间接(从苏军手中)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遗留的大批武器装备,包括数十万枝步枪、2000多门大炮及大量弹药。此外,中共对除被遣返外的日军及日本技术人员都采取了“留用”的政策。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有12000-33000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被“留用”,以卫生、军工、军需方面的人员为主。这些人不仅为中共在国共内战中战胜国军(尤其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重大功劳,还成为中共建政后军事经济文化(例如由满映改造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有日本技术人员)建设的重要力量。

  纵观抗战及抗战前后的历史,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新生,也不可能有中共后来对中国大陆全域的独裁统治。而且,这样的影响,并不纯粹是一种客观的后果(即日本侵华意外造成了中共的崛起和胜利),其中还有明显的日本和中共方面主观的勾兑、合作。(虽然并不是说日本侵华就注定让中共崛起和执政,中共自身的奋斗和其他历史机缘的影响也很重要。但是没有日本侵华这一环,中共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些成功。就像复杂仪器有多个重要部件,虽然并不是只要一个部件就能运转,但是没有那一个部件一定不能运转)

  这样的历史事实下,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也就顺理成章,完全符合事实了。毛所说的“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等,都是大实话。那些辩解说“要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的历史背景”的,这些就是背景,这样的背景证明了毛感谢日本是顺理成章的。

  即便列出这样的历史事实,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言论辩解的人仍然有其他辩解理由。例如,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这么直白露骨的说这样自揭其短、违反常理、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因而又找出各种理由为之辩解。这也是许多初次看到相关言论者的疑惑。人们对毛泽东说的这些出乎意料的坦诚、直白、不顾日本侵华灾难受害者感情的言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所以以为很可能是反话之类。

  持这样观点的人,要么是对毛泽东不了解,要么是故意洗地。如果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尤其建国后他的一系列言行,就明白毛这样说话一点不奇怪。毛泽东是一个极富个性的领导人,不是循规蹈矩的官僚,更不像现在世界上许多接受系统教育和规训、非常重视“政治正确”而生恐失言的领导人。毛泽东本来就个性鲜明,不喜欢受各种政治规矩、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在他成为统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拥有绝对的权力后,变得更为肆无忌惮。无论他说什么,其他人都不可能对他的权力、地位、威望造成挑战。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发表最真实的个人想法。

  毛泽东不仅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发表如此惊人之语,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会发表令人错愕的言论。在此摘录几条:

  1.“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此时反右运动已进行一年,大批知识分子被劳改、流放,其中有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因此死亡)

  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毛在1959年“大跃进”失败、“人民公社化”也显露失败迹象时说的话。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死于美军轰炸,次子毛岸青因被青帮打伤而精神残疾)

  3.“我喜欢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在对欧美的外交中,毛的确更喜欢与强硬反共但务实的右派政党(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政治人物(尼克松、戴高乐)交往,不喜欢重视人权和各种普世价值的左派。然而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在国内“反右”,尤其1957年后至1976年毛泽东死前,国内真假右派都被整死整疯,没人敢以右派为荣,谁也不敢说右比左好)

  以上这些言论,根据其现实中的行为,都是在真情流露,哪怕这些言论是在自承罪恶、自曝其丑、自承双重标准。这些话是在反讽吗?是一种调侃或者说幽默吗?并不是。毛泽东说这些话,一是因为他毫无顾忌(不需要像民主国家那样担心被民众和反对党批判),也没人敢因此指责、纠正他,所以有恃无恐、越发放纵。二是因为他想以此来展示一种坦诚、直率(或者也不是完全为了展示,而就是想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哪怕说出来会令人惊讶错愕),并且愿意为表现这种坦诚、直率,不惜暴露自己一些正常来说不宜明说的主张、想法。

  同理,在日本侵华问题上,毛也是这样的心理和动机。当然,并不排除毛希望通过这样真挚、亲日的言论争取日本对中共政权支持的目的。但是,他说这些话主要目的并不是寻求日本支持,而就是在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有辩解者说要“了解毛泽东的语言特点”,而根据毛的语言特点及个性,恰恰可以反映他是真心实意感谢日本侵华。

  如果仅从日本侵华对毛泽东及中共自身(而不包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影响,那毛和中共的确“应该”感谢日本。但是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他们之间的“感谢”就是灾难。不仅日本侵华本身给中国带来了那八年的惨痛巨祸,也打断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都被日本侵华无情切断。因日本侵华而起死回生并执政的中共,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的命运,都带往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让世界的政治格局及世界历史的发展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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