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逃亡奇迹， 十分钟逃出国门

该文原标题为《关愚谦：文革中无法忍受批判伪造证件出逃国外》），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南都记者对关愚谦夫妇的采访，另外参考了关愚谦著《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愚谦著《欧风欧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关愚谦著《到处留情》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海珮春著《德国媳妇中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不管天翻地覆，我都用心生活。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样能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那就是希望。

———关愚谦 

“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这句对白源自《肖申克的救赎》。1947年，美国，肖申克州立监狱。一把石锤，一本圣经（石锤藏在圣经中），一条500码阴暗污秽的秘道，一张性感女星的海报，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一段逃出生天的救赎。蒙冤入狱的男主角安迪，在上诉无门的绝望下，用了19年时间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逃离肖申克（监狱名）后，安迪给“忘年交”狱友瑞德的信中写道：“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因为他们的羽毛太鲜亮了。”

如出一辙的自我拯救，关愚谦只用了10分钟。有些人总能在歇斯底里的时刻由着性子，将内心深处的呐喊，冲动地付诸行动。这些人要么变成了疯子，一如顾城，要么变成了传奇，一如关愚谦。1968年，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仅仅是10分钟的胡思乱想，仅仅是忐忑于第二天“红卫兵”针对自己的批判会，关愚谦竟失心疯地从单位———每天有解放军站岗把守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文中此后简称“和大”）偷了中南海邀请来的日本友人的护照，冒外宾出境之名订下了逃亡机票。这一脚踏出去，在风声鹤唳的“文革”年代，等同于斩断尘世，逼上梁山。自首是死，被发现是死，搏一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在骑虎难下的境遇下，关愚谦硬着头皮把10分钟内仓促选择的不归路走了下去。去公安局盖出境章、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付机票钱、让民航订机票、过海关安检、登机，在上海转机，一个持日本护照却不会说一句日语的冒牌货如何突破重重关卡？关愚谦设计的出逃路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99.9%的概率是死路一条，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只有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近半个世纪过去，已及耄耋的关愚谦，回首往事仍心有余悸。“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自由，毋宁死。”骗过财务、瞒过民航、蒙过海关，太多的巧合迭加在一起，不可思议地促成了这0.1%的奇迹。关愚谦竟然大摇大摆地坐着飞机跨出了国门。 

年轻时是虔诚基督徒的关愚谦甚至狐疑地对南都记者说：“据家谱记载，我远祖是关云长。也不知道是不是关二爷忠肝义胆攒下的福报渡他子孙过了这一劫。”然而，预想中的否极泰来却未如期而至，一到埃及就因非法入境被关押了一年多，又以无国籍人士的身份在德国“流亡”多年，关愚谦的亡命天涯一路走得坎坷跌宕。而自他出逃那一天起，他和他的家族就被打上了“叛国者”的烙印，直至1981年，中国外交部批准他回国探亲方算时过境迁。 

冒充西园寺公一之子 

1968年2月，当关愚谦被再次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一想到之前发配青海改造数年，差点饿死的苦难，关愚谦就心生畏惧，若要再次流放，那真是宁死勿纵。关愚谦越想越万念俱灰，正到处翻找刀片准备割脉自杀时，瞥到了抽屉里几本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由于关愚谦在“和大”负责外宾工作，外宾的各种入境、出境手续都由他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1957年5月，担任财政部翻译的关愚谦和苏联专家合影。

已抱求死之心的他，莫名地灵光一闪：“横竖都是死，不如以命为注赌一把”，关愚谦对南都记者回忆道，当时很恍惚，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莽夫之勇，“即使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比起割脉自杀，不也更痛快些吗？”

 冒用护照出逃的念头一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怎么也挥之不去了。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关愚谦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被周恩来称做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要的，真就想方设法在六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票。“冒下圣旨”订了票，迈出了第一步的关愚谦此时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他使劲咬了咬食指，喝了口冷茶，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自诩知识分子一向耻于撒谎的关愚谦有条不紊地列出了“这桩莫须有公务”接下来要办的事：盖出境章、领支票、取机票、烧信件、收拾行李。关愚谦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又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儿个一早就补过来，软磨硬泡地求着外事警察，也是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正到处抓关愚谦把柄准备斗他的科长一见关愚谦进门，就像见了鬼似地扭头走了出去。骨子里透着知识分子清高的关愚谦换了平时一定怒不可遏，此时内心却一阵狂喜：“老天实在太眷顾我了。”因为，只要科长公事公办，稍微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了。而科长的躲避正好给了关愚谦机会，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取机票也出乎意料地顺利，关愚谦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那几天，储蓄所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八点关门（平时都是下午六点关门）。关愚谦冥冥之中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一摞事情若按照惯例，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办完，而在诸多谎言和巧合的催化下，关愚谦用了三个小时如履薄冰地办完了。“真是豁出去了，我一个基督徒，不但说了谎，还脸不红心不跳。”提起那段“不光彩”，关愚谦不好意思地对南都记者讪笑了下。 

当晚回到家，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关愚谦强颜欢笑，内心却是苦不堪言，接下来要办的事对他来说才是最煎熬的。他再一次撒了谎，哄母亲去了姐姐家，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安顿好一切，憋到夜深人静、独处一室的时候，他才敢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审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关愚谦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他完全不像。他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换成自己的照片，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 

关愚谦替自己收拾的行李没有一点要出国的架势，倒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调调：一把母亲送给他当生日礼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逃离，一个纯粹的奇迹 

第二天，关愚谦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全副西装，到了机场。在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候机大厅冷冷清清。关愚谦甫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关愚谦“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临了还朝关愚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殊不知，此时的关愚谦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赌的就是小金不会开箱检查。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关愚谦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认出护照上的照片是关愚谦。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关愚谦打过照面，关愚谦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关愚谦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诡异的气氛让看似沉着的关愚谦几近窒息。一直等到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关愚谦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关愚谦坦率地说：“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我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我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 

他在搞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吓傻了的关愚谦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关愚谦心里一凉“这下前功尽弃了”。 

直到老刘用英文问关愚谦这是不是他的护照时，关愚谦才慢慢恢复淡定。老刘竟然没认出他来，要不然也不会用英语和他对话了！关愚谦竭尽全力克制住声音的颤抖，镇定自若地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关愚谦再一次化险为夷。现在就剩登机这临门一脚了。三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关愚谦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关愚谦都和她们开玩笑，互相逗几句。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关愚谦来，叫一声“小关”，这场戏就算演砸了。关愚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硬闯，也不能原地赖着，正踌躇不前半步半步往前蹭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一撤，关愚谦就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 

飞机离开中国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此时，关愚谦却觉得眼前愈发敞亮，他几乎忍不住要放声高喊：我终于自由了！ 

此后几十年，每当关愚谦午夜梦回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他都觉得那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在机场重逢，我很认真地问过他，他否认了。所以，我只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埃及监狱一关就是一年 

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关愚谦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明智地选择飞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法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在飞往埃及开罗的飞机上，狂喜过后的关愚谦才开始意识到，他的“人间蒸发”将给家人带来一场多么万劫不复的灾难，关愚谦不能自抑地为家人担忧起来。即使是对在他挨批流放时选择落井下石揭发丈夫，写丈夫大字报、要求离婚的妻子美珍，“叛国者”老婆这个致命的头衔也似乎惩罚得过重了。还有哥哥、姐姐、慈母幼子和此时已是自身难保的高官父亲，关愚谦一想到“株连九族”就心如刀割，忍不住失声痛哭。邻座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乘客和声细语地安慰起身旁这个怪人。关愚谦坦承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商人和同机的伙伴听说关愚谦连从机场搭车到开罗市中心的钱都没有，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落地后，他们把关愚谦带到了苏联大使馆，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了他。苏联作家听说了关愚谦的遭遇后，深表同情，因为苏联的知识分子也同样经历着明珠蒙尘，虎落平阳。苏联作家给关愚谦安排了一家旅馆，还给了一笔够他花费十几天的埃及钱币。 

兜里有了钱，关愚谦心里才稍稍安定了点，但没想到，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了他。原来苏联大使馆向中国大使馆透露了关愚谦的行踪，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已经开始四处搜寻关愚谦的藏身之处。埃及警察得知消息后，抢在“红卫兵”之前要把关愚谦带走。关愚谦一听说“红卫兵”要来，犹如惊弓之鸟，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匆忙跟着埃及警察走了。 

尽管帮助关愚谦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但是埃及政府不愿意因关愚谦一个小人物把两国关系闹僵，所以他们决定将关愚谦送到一个所谓的既安全可靠又鲜为人知的地方。但关愚谦万万没想到这个安全可靠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而收押他的名目是非法入境，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就在关愚谦以为出狱遥遥无期而心生绝望时，转机突如其来。埃及当局通知他，中国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埃及当局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首选是美国。但关愚谦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在关愚谦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但骨子里是爱国的，且他这一代人心里已根深蒂固被植入了中美敌对的观念，纵是背井离乡也不能有任何反对中国的举动。这是关愚谦给自己定下的底线。关愚谦对南都记者说：“马思聪一到了美国就召开什么新闻发布会，四处宣告自己脱离了中国。这点让我很看不起他。虽然当年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蒙难，只有我和他逃了出来，但他不爱国！我一点都不和他惺惺相惜。” 

关愚谦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先后见了瑞士、瑞典、奥地利、加拿大的大使馆官员，回复却大同小异：很愿意帮助他，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无法接纳他。 

等了五个多月，仍然没有理想中的国家愿意接收关愚谦。此时的沮丧已经无以复加，关愚谦甚至动了厚着脸皮回中国的念头，哪怕回去后等待他的是枪子儿。万念俱灰之际，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这个宠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意他暂时滞留。 

守得云开见月明，悬在半空的关愚谦终于时来运转，嗅到一丝自由的气息，够着地了。 

登上汉堡大学讲台 

关愚谦最先到达了德国的明斯特市，第一份工作是为亚洲研究所写书，德国学者对中国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兴趣甚浓，邀请关愚谦撰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这份报酬颇丰的工作化解了关愚谦初来乍到囊中羞涩的窘迫。但由于关愚谦不懂德语，亚洲研究所并未考虑长期聘用他，所以书稿完成后关愚谦就失业了。为了生存，不惑之年的关愚谦不得不去码头扛钢筋，去亚洲饭馆端盘子。相比体能上的挑战，让文弱书生关愚谦更难以忍受的是思乡的煎熬，每到此时，他都会用母亲送之作为生日礼物的小提琴拉一曲自己改编过的《二泉映月》，回不去的故乡成了他心口的明月光，可望而不可及。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关愚谦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浑浑噩噩蹉跎下去了。他想攻克德语，想进入大学学习。但是一位大学教授告诉他，在德国，必须有相应的学历证明才能申请大学。关愚谦仓促出逃，根本没带任何学历证书，在国内学的也是俄语，英语只是凑合能说说而已。就在这时，他偶遇到委托他写书的德国学者，才知道研究所的其他中国学者阅读过他的书稿后，对它评价不高，因为错字连篇，文字不通顺。德国学者指点他去拜访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华裔教授刘茂才，请他指教改进。对自己的文笔颇有自信的关愚谦纳闷不已，次日就迫不及待地捧着书稿来到了汉堡大学。纯粹去为自己心血之作打抱不平的关愚谦根本没想到，他敲开了汉堡大学哲学大楼702的房门，也为自己的人生敲开了一道崭新的大门。 

刘茂才教授一看他书稿上画出来的错别字标记，立刻宽慰关愚谦，因为研究所的其他中国学者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不懂关愚谦写的简体字，所以误认为是错别字。这让关愚谦长吁了一口气。在花了一个星期细细读完关愚谦的书稿后，刘教授特意邀请他来家里吃饺子并对书稿很是赞赏，沉冤得雪的感觉恢复了些许关愚谦的自信。关愚谦鼓起勇气谈了自己想读大学却苦于没有教授出学历证明的事，刘教授立马答应替他出具证明。 

就这样，关愚谦进入了汉堡大学学习语言学。就在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时，刘教授替他介绍了一个中国语言文化系的教员职位，教授大学二年级的中文课，虽然薪水不高，但只要关愚谦在两年内拿到硕士学位，就可以申请正式讲师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有保障了。 

刚进大学，就能同时登上大学讲台授课，这让关愚谦受宠若惊，更感恩刘教授的赏识，他下定决心要兢兢业业上好每一节课，不辜负伯乐的举荐。结合自己学俄语时的经验教训，关愚谦尽量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教学，比如用简单的中文改编童话和民间故事，教他们唱中国民歌等等，这些活泼的手段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学生们都十分喜爱这位中国教师。两年后关愚谦拿到了硕士学位，但学校却推诿高教局不批讲师编制，不让他申请正式讲师。关愚谦的学生们为了帮他争取一个讲师职位，自发组织了罢课行为，惊动了汉堡市市长，最后高教局迫于舆论压力同意特批一个讲师编制，并且跳过登报和征聘公开选拔的程序，直接让关愚谦入职。 

一个“黑户”的异国之恋 

关愚谦异乡漂泊的流亡生涯，终迎来了苦尽甘来的迹象。不仅名正言顺地登上了汉堡大学的讲台，缺位多年的爱情也不期而至。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在关愚谦之前，海珮春只在电视上见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总是穿蓝色的衣服，德国人把中国人比喻为蓝衣服的蚂蚁，老土、保守是当时对中国人最常见的评价。所以海珮春在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关愚谦时，惊为天人。因为关愚谦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的毛衣，人到中年却有一头乌黑的头发，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还好，他会拉小提琴、弹钢琴，对西方的文学也懂得很多，这让未满20岁的海珮春，情窦初开，一下子对这个出类拔萃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海珮春是个执着的姑娘，一眼认定了关愚谦后，没多久，就主动邀请他参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把他介绍给全家人认识。嫁给中国人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关愚谦还是个无国籍人士，前途未卜，说不定明天就会被赶出德国（入境时德国政府只是允诺他暂时居留）。尽管家人不看好，但海珮春还是铁了心要跟关愚谦。 

1977年，关愚谦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一天，一位过去在北京的老邻居到德国出差，辗转找到了关愚谦的电话，告诉他说，在他出走后不久，他的母亲、儿子小新、妻子美珍都被迫离开了家，美珍和他单方面办理了离婚手续。 

年轻情侣关愚谦、海佩春

海珮春得知关愚谦已无婚姻的羁绊后，消弭了最后的顾虑，她迫不及待地想和关愚谦正式确定婚姻关系。但是关愚谦在德国属于无国籍人士，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未婚或离婚证明，没有护照，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根本无法办理结婚手续。海珮春的失落可想而知。没多久，他们去香港旅游。在香港街头，海珮春眼尖地看到了婚姻注册处，她立即拉着关愚谦进去碰碰运气。让她大喜过望的是，这里竟然可以为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而且需要的材料没有德国那么严苛。这段异国情缘终在香港修成正果。 

尽管是老少恋，但相识40年以来，两人恩爱有加。关愚谦告诉南都记者：“我最喜欢佩春的地方是她的慷慨，我们从未因为金钱的事而红过一次脸。”。因为关愚谦好客，他家永远是宾客盈门，关愚谦的学生没有一个没来过他家茶话会的，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一拨拨从中国来德国考察的各路人马。点心、水果、咖啡、时不时的留餐，在关家呈流水席式的常态。对此，海珮春毫无怨言。当南都记者夸她这么多年为关愚谦所做的“接待工作”很多中国媳妇都做不到时，海珮春谦虚地笑笑：“我当然希望我们不要老被打扰，但朋友对他很重要，也是最好的药方，可解他对祖国的相思之苦。而且，来我们家拜访的基本都是学者名人，跟他们谈话我能学到很多中国的文化和知识。”海珮春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持续燃烧了几十年。自从和关愚谦在一起后，海珮春就认认真真地学起了中文，还进入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如今，中文的听说读写对她来说已是小菜一碟，甚至中医针灸，海珮春都知之甚多。 

“叛国者”归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汉堡大学访问，关愚谦被邀请去参加欢迎宴会。让关愚谦欣喜若狂的是，代表团的领队是他父亲的老战友，他忙让这位世伯给他的家人带去了口讯。出逃十载，关愚谦终于在代表团回国后陆陆续续收到了国内家人的来信。此时他才得知，他最深爱的母亲已于两年前因病去世，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的关母，在北京时总是佯装忘了关愚谦这号人，好让因弟弟“叛国”而正蒙难的另一对儿女不再为她而分心，可是一到天津的弟弟家（关愚谦的四舅）说到关愚谦这个幺儿就老泪纵横，为他担心不已。无法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成了关愚谦永远的遗憾和锥心的苦痛。

 关愚谦的哥哥姐姐因他的出逃受到严重牵连（父亲则因为是老革命、以及和周恩来的同窗关系，受到周恩来的保护而没遭到冲击），哥哥和妻子美珍还因此坐了六年牢。最让关愚谦牵挂的是儿子关新，但多次写信向亲友询问他的下落，皆无音讯。直到1980年，一封美珍二姐的来信让关愚谦全身战栗起来，信中提到，在他出逃后，关新被自己收留，但是因为下乡的缘故没有读成大学，回城后进了工厂当了工人，现在美珍在美国的大姐准备帮关新办去美国留学，但学费方面希望关愚谦能负责。 

关愚谦把关新的事情向海珮春和盘托出，善解人意的海珮春主动提出一定要支持关新留学。由于常年迎来送往，再加上关愚谦的薪水也有限，他们在德国并没有买房，用做新房的公寓是租来的。如今，又要支援关新留学美国，家里渐显捉襟见肘，海珮春决定出去工作。 

关新到达美国后，关愚谦第一时间飞到美国与他相会。关新这才在父亲面前回忆起他的遭遇：在父亲出逃、母亲坐牢后，一度无家可归。关新去找关愚谦的父亲，却被爷爷拒之门外，十岁的孩子只好拿着爷爷塞给他的五毛钱坐车去了二姨家。可是没几天，关新就闯了一个大祸，机关院子里的孩子们一起踩铁皮玩，突然有人发现铁皮上隐隐约约露出一张褪了色的毛主席像，只一声大叫“这是污辱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便引来了许多解放军。初来乍到的关新自然成了罪魁祸首。怕引火烧身的二姨父无奈轰走了关新。关新又只好去找寄居在大姑（关愚谦姐姐）家的奶奶，但姑丈（关愚谦姐夫）二话不说就把关新赶走了，寄人篱下的奶奶老泪纵横却也有心无力。在街头流浪了几天的关新最后还是回到了二姨父家，自幼把他带大的外婆见到他一副小乞丐的样子，立即搂着他抱头痛哭。在外婆的坚持和哀求下，关新的二姨父收留了他，并让他改随姨夫姓，把他抚养长大。 

关愚谦听着这一切，连眼泪都不敢流，他觉得自己没资格流眼泪，是他让儿子小小年纪便遭受颠沛流离之苦。他紧紧抱着儿子，心脏颤抖得说不出话…… 

海珮春非常明白关愚谦愧疚又渴望能为家人做些什么的感受，所以非常支持关愚谦无条件帮助亲人的做法。他们接纳了外甥女（关愚谦姐姐的女儿）来德国留学三年，吃穿住行都由他们一手包办。他们把外甥夫妇（关愚谦姐姐的儿子）先后接来德国并最终帮助他们去了美国，帮同父异母的弟弟（关愚谦的父亲在革命期间与其母亲离婚，另娶了革命伴侣）办到德国并为其找工作等等，一切的一切，不仅需要时间精力金钱，更需要真情热心耐心。海珮春对此非常坦然：“八十年代的中国很穷，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帮这些亲人，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谁也想不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变，现在谁也不需要我们帮助啦。他们都很有出息了。” 

正因这份气度，海珮春赢得了关愚谦家人朋友的极大好感。关愚谦曾问过一个德国同事：“你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和佩春吵架，你帮助谁？”同事回答说：“我先把你打一顿，然后再问谁对谁错。”同样问题关愚谦还问过他的中国朋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还用问，肯定是你的错。”关愚谦默默地回馈着海珮春为他付出的一切，他知道海珮春喜欢旅游，他从汉堡大学退休后，就开始陪着海珮春到处游荡。因为儿子关新从美国举家回到上海发展，十多年前关愚谦也在上海买了房子，以方便和儿子走动。虽然他和海珮春没有孩子，但让他备感欣慰的是海珮春和儿子关新相处得非常好。关愚谦醋意十足地向南都记者“告状”：“我和小新谈点事情，他动不动就是，哎呦，爸爸侬不懂的啦。但佩春和他说话，他听得认真得很！”老两口如今过起了候鸟生活，春秋在中国旅游、讲学，冬夏回德国度假、过节。 

那段非比寻常的逃亡经历，那些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那股强者自救的信念，有些被关愚谦有意无意淡忘，有些被关愚谦自始至终坚守。关愚谦在自己的传记《浪》的序中写道：我将会在天堂里最美丽的地方找到你，然后，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永不离去。 

在采访尾声，关愚谦郑重地嘱咐记者一定要加上这句话：“不管天翻地覆，我都用心生活。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样能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那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