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失败，原本可取代毛泽东的周恩来怎么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宪法，此图为毛泽东（左），周恩来（右）等人大代表写票情景。（维基百科）

后记：周恩来，迷失的领导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开一场参加者众多的工作会议，即为后人记忆中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时间点。大跃进的重大缺失已是人尽皆知，毛泽东的声望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点，而理性官僚机构的反对声浪高涨。周恩来明显可以选择取毛泽东而代之。长征前，他在党的体系中地位就已经很高，除了曾经在南方领导祕密工作及外交工作，还有著实际和完整的军事领导人的经历，更有担任总理和优秀外交部长的资历；为什麽这样一位受人敬重且尽忠职守的人无法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在七千人大会前，周恩来表现在外的是一位有著一般身高和体型而个性谦和的人，散发出有学识且优雅但也具备经验和能力的气质。以张素华的看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有机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但他从没这麽做。”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祖籍地被认为有著很重要的影响，而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虽然他并不是出生在那里。史上绍兴以盛产“师爷”闻名，也就是在政治上提供意见的人。周恩来会不会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他常常甘于作一位领袖身边的参谋或是助理而非领袖。他在一九六二年的职位就是在共产党党主席麾下的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的经历透露出他之所以未能登顶，是因为他的吝于表达而不是因为政敌对他的敌意，至少一直到他最后的那些年，他常常有机会伤害及除去他的政敌，但却狠不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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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访客曾读过权延赤所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据权延赤所见，中国是被一神和一圣统治了半个世纪。他质问：而自从这位神（即毛泽东）被摘除了光环后，难道不是也到了该除去这位圣（即周恩来）外衣的时候了？周恩来确实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有著圣人形象，但是他真的就只是毛泽东的副手？

在中国政治圈中流传著周恩来永远不会成为政治权力上的头号人物，而他自己也坚称他不是一个“帅才”，即便他有著丰富的军事经历。他既不是排在第二位的人物也不是接班人，但他安于接受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所有人都同意这个位置符合他一贯的谦逊并能反映出他被公认的行政管理能力。权延赤记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有一场周恩来和他所参加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负责人于中南海会议厅的会面。那天是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译注：即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天，超过一百万的红卫兵群聚天安门广场。在经过漫长七个小时的会谈和必须的合照后，周恩来走进他的红旗座车，要前去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位重要外宾。在离开前，他问这些红卫兵“领袖”们他们在组织里的职务，权延赤回答他是“政委”。周恩来提醒他们革命是要服务人民而不是当官，毫无高高在上的姿态。这句话单独听起来像是随口说出符合一般观点的场面话，但按照周恩来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这句话有可能发自他真正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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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所处的位置极不容易。为了生存，他要说和做一些非他所愿的事。藉著自保后仍有的权力，他限制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护住了许多朋友和同僚。纵使他有无可怀疑的声望和影响力，但也无力发起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抗拒。

周恩来的影响力取决于他和毛泽东的关係，最终权威还是毛泽东。尽管非常不赞成，周恩来不论是在共产党内或是个人都依然对毛泽东忠诚，这也造成他在情感上永远难解的衝突。周恩来试著掌握毛泽东并要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限制在文化事务领域，让这些事只发生在中央领导人之间，他失败了。他的失败让这个国家陷入一团混乱。如果他公开反对毛泽东，他几乎可以确定早就被清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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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辈子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把党和他所相信的革命志业放在所有其他事务之前，包括他的个人生活。虽然他仍然保持著和家人及朋友的联繫，即便像是在内战和日本侵略等最困难的时间里依然如此。他的妻子邓颖超，也将自己奉献给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既是政治伙伴，也是个人关係的结合。周恩来对党和他妻子的忠诚至死方休。这对夫妇没有自己的小孩，却为他们所收养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家。邓颖超曾经流产，这对她的健康造成长期性的影响，而她在婚姻早期也曾经打掉过一个胎儿。

虽然在周恩来一生的婚姻中，偶尔都会出现暗指他是同性恋的说法，并说这就是他为什麽不能统领中国的原因。但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中国共产党在公开上是拘谨的，虽然个别人物之间的关係并不是那麽传统。在一个对承认同性恋存在并非那麽开放的环境里，任何指称周恩来是同性恋的暗示都会被认为是政治上的抺黑。

大部份的流言都暗示他乐于有年轻男子的陪伴，并且对他们有所倾心，但很难有证据证明。最近有一本由一位记者蔡咏梅所写并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一书，指称周恩来“藏著对一位世交好友和小他两岁的同学李福景一生的爱恋”。这仅仅只是臆测，并且是作者对已出版的周恩来日记及其他一些文件遐想之作。 周恩来绝对有能力在社会各个层面都能获得长久和亲密的友谊，这是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他的政治生涯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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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当周恩来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成千上万的群众伫立街旁，悼念共产党内失去了一位党员和理性的代表。当年稍晚之后的清明节，正当众人祭祀祖先及近期逝世的亲人时，对这位前总理的哀悼和致敬大量涌现。这正是以江青为首的周恩来政敌们看上去似乎要全面接手中国共产党之际，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遭纷纷出现诗歌、花圈和一些颂扬的作品。数千名参与游行者蜂拥来到天安门广场，四月五日这些人遭到警察、军队和民兵的驱离。数百人被捕，许多人受伤，房舍和警车被焚。刚复出的邓小平被指控并再度被撤职。直到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死亡及江青和四人帮终于垮台之后，邓小平才回来继续周恩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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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无疑是个孜孜不倦的人，但仍然是人。在工作上他绝不会放任自己鬆懈。他的下属不论昼夜都随时等著被召唤，或是回覆紧急信息，或是处理他凌晨和毛泽东或其他领导人讨论的问题。他的工作方式是革命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那是一种已经渗入共产党和其政府多年的军事化文化。在周恩来部属回忆中对这样的事也几乎没什麽怨言：在战争年代，一位参谋被要求要在深夜发送一封电文或是缮打一份文件时，也不会对他的指挥官抱怨。周恩来的奉献和勤奋受到一致崇敬，但他对工作人员仍一样处处关切且待之以礼。在政治运动中，即便并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到，但他仍尽一切可能让他们不受伤害。

 本文截取自迈克．迪伦的书《周恩来：毛泽东背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