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匪首到皇帝的路有多远？

在红军的叛将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龚楚早在一九二五年即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党代表。井冈山会师后，朱、毛、龚成为早期红军中鼎足而立的“三巨头”。一九二八年，龚奉命前往香港进行秘密工作。次年赴广西，与邓小平等一起策划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前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军长、红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要职。中共建政之后的“十大元帅”，大部分都曾是龚楚的手下。

一九三五年，中央苏区瓦解之后，龚楚毅然脱离共产党，投降国民政府。此后，长期参与剿共和抗日的作战。大陆政权易帜后，龚楚避居香港，晚年撰写回忆录，寄情书画，长寿至九十五岁。而那些当年与之并肩作战的、新政权建立之后一度出将入相的战友们，却一个个地成为毛泽东发起的血腥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比如龚楚笔下桀骜不驯的彭德怀、附庸风雅的陈毅、以及聪明而谦恭的林彪，均无一得以善终。

与之相比，早早地逃离魔窟的龚楚算是一名幸运者。由于晚年获得了置身事外的客观与超然的立场，龚楚的回忆录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发家史以及共产党体制形成和运作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红军早期的将领中，龚楚是少数受过相当教育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物，他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反思精神成为他脱离共产党的动因。尽管他曾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习惯了血雨腥风，但内心深处未曾泯灭的是青少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在回忆录中反省说：“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谁能料到，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呢？龚楚形容的“赤色恐怖”此后席卷全中国，这是他不愿和不忍看到的悲剧结局。

看哪，这个打天下的光棍！刘晓波将毛泽东命名为“混世魔王”，余英时则以“打天下的光棍”形容之。从井冈山到瑞金中央苏区时代，龚楚长期与毛泽东共事，一度朝夕相处、关系紧密，其笔下的毛泽东穷形尽相、真貌毕露。龚楚如此描绘第一次与毛泽东的见面：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身穿褪了色的浅灰色中山装，身材瘦长，头发散乱，肩阔手长，面上胡须似是许久没有剃的汉子”。龚楚与之通过姓名后，才知道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刚一接触，龚楚对毛的豪迈和睿智颇为佩服，但时间一久，毛逐渐露出了马脚。龚楚发现，毛是一个品格卑下的小人。他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来到十都，眼见宜章参军的十多个女同志，有的正在田里指导农民分田，有的在团部抄写文件，毛非常高兴，一时忘形，笑对龚说：“你天天和她们在一起，真是艳福不浅！你有特殊的感想和艳遇吗？”龚回答说：“这些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对男女间的情爱是不感兴趣的。”毛抢着说：“你的年纪比我还轻，我见了尚且动心，难道你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可见，毛投身革命，与古代那些抢钱、抢土地、抢女人的反贼相比，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的战斗口号，即便不是出自毛的亲笔，至少也是毛的心声的流露。毛的问题，不仅是在个人品质上存在瑕疵，更是一个天生就很难合作的独裁者。

龚楚在书中记载了朱德对毛的不满，朱对龚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经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陈毅也写信给龚楚，郑重告知：“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龚楚也发现毛的专断风格相当突出：“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毛晚年尤其赞扬孙悟空，对孙悟空“大闹天宫”之举颇为欣赏。

正如余英时分析的那样，在毛心目中，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国历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身份。于是，那些登堂入室的战友们就成了他要斗争的敌人，个个都死得惨不忍睹。毛晚年的那些刻薄而粗俗的讲话，哪有半分革命理论家的素养，根本就是一副痞子气十足的匪首的嘴脸。

毛泽东能深得许世友等不学无术的文盲将军的效忠，却始终无法收服龚楚这样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具有儒将风范的军人的心。对此，余英时指出，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一九三六年，毛在延安特别打电报给特务头子李克农说：“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毛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的过程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毛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而最后是林冲火并王伦的剧本继续上演。杀人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龚楚的一生，用“将军百战声名裂”来形容并不过分。他早年仅仅在讲武堂受过短暂和粗浅的军事训练，就直接走上战斗第一线，他的军事知识和素养都是在实际战斗中积累起来的。红军早期若干成功的战役都与他有关，因此他成为最受官兵爱戴的红军将领，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但是，由于他出身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持守人道主义立场，脸皮不够厚，心不够黑，致使他的军功愈显赫，地位反倒愈下降，甚至在周恩来掌权时期，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判，被开除党籍一年，军职更是羞辱性地从军长降到团长。

由此，龚楚开始反思红军如何从人民的军队堕落为“党卫军”，以及野心家达成其个人权力欲望的工具：“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毛泽东曾经炫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其实他想说的是，革命就是杀人放火。其实，杀人并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杀人只是毛泽东夺权的最佳途径。从加入中共到夺取政权，从匪首到皇帝，毛泽东与命运搏斗了二十八年，终于黄袍加身，而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亦随之降临。

实际上，不是没有先知的忠告，而是没有人侧耳倾听。对于共产党嗜杀的邪恶性质，梁启超早就洞若观火。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共产党紧跟其后煽动农民运动之时，梁启超即敏锐地指出，这是历史的巨大倒退，对中国乡村自治传统的颠覆必将酿成农村“痞子当权”的恶质生态。而“痞子当权”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正是靠杀人来实现。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残酷的杀戮在所难免；但出于制造阶级仇恨而对平民百姓展开大屠杀，就让龚楚难以接受。

在十年内战之初，龚楚就发现：“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由此埋下了他脱离中共的伏笔。马克思所憧憬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在西欧工业化国家出现，反倒在俄国和中国这两国落后的农业国中发生。这不是表明马克思的失算，乃是证实了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并非由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发动。作为红军中唯一一名具有“政治觉悟”的高级将领，龚楚有一套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

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换言之，共产革命的主力是流氓无赖，共产革命的秘诀是激发人被法律和秩序所节制的恶。从特务政治到警察国家导致龚楚出走的直接原因是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红军准备“长征”时，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等人。林野被整肃的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林野在黄埔军校时就已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并上过井冈山。长征前夕，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到根据地与丈夫团聚。林妻刚来的三天，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的谭震林秘密到龚楚的办公室，细声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误会了谭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龚楚多方活动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事后，其中一个参与杀人的特务员对龚楚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龚楚在回忆录中以专门的章节记载中共“政治保卫局”之恶行。

明朝之锦衣卫和苏俄之克格勃，与之相比均显得黯然失色。中共的“政治保卫局”成立于一九三一年，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任命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担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去推行。该组织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决议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它的组织，在国家保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对于这个全力无边的部门，就连手握重兵的龚楚都心有余悸地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在中共还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实行的特务政治，毕竟只能笼罩所谓的苏区。那个时候的左倾青年们，哪里知道这个部门的厉害，以为自己是在投奔一个伟大的理想，当脚踢到比钢板还要坚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想回头却已经来不及了。

而当中共席卷天下之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更是成为其专政的工具，为捍卫其“铁桶的江山”无所不用其极。几经蜕变，昔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部分功能由当下最臭名昭著的“国保”警察承担。秘密抓捕刘晓波的是国保，请伊能静喝茶的也是国保，以酷刑折磨维权人士的是国保，威胁活埋异议分子的也是国保……国保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家丁”。对国保的依赖意味着中共已经完成了由特务政治到警察国家的华丽转型。警察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和谐与稳定的国家。帕累托说过：“力量和残暴并非一回事。胆小鬼、懦夫经常很残暴，但伟人和英雄却愿意宽厚待人。一个残暴的政权显示的不是实力，而只是它的怯懦和内心的恐惧。”中国的成语里有“色厉内荏”的说法，那么，“色厉内荏”的中共还有几天的“好日子”可以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