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平反冤假错案始末

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上任之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也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和挑战。

“文革”前，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积累了许多历史冤案，全国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半数以上人失去公职，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紧接着“反右倾”，又有一大批党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制造了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等这样的重大冤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数百万个冤假错案，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干部人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省长及其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数万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没能挺过那残酷斗争的年代，含冤离世。更多的干部和群众在苦难中怀着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怀着对历史正义的信仰，企盼着春天的到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仅受迫害者及其亲人企盼平反冤假错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胡耀邦指出，要拨乱反正，首先必须要敢闯禁区，平反冤假错案，把千百万受迫害者解放出来。这是顺应民心、振兴伟业的头等大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破“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极左猖獗、好人受屈的局面，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文革”期间曾被康生称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干部”。在“文革”中，郭玉峰被派往中央组织部“支左”，掌管了大权。1975年6月，郭玉峰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粉碎“四人帮”以后，郭玉峰仍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共十一大上，郭玉峰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上访者冷若冰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前往中央组织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竟被他叫人挡在门外。

在郭玉峰看来，许多干部的案子是毛泽东定的，或者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运动专案组定的，不能平反，只能“挂”着。他对广大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漠然置之。郭玉峰的冷漠态度，激怒了大批老干部。老干部们干脆写大字报，贴满了中央组织部大楼。

郭玉峰叫人把贴在办公楼的大字报撕下来送往人民日报社，以发泄对《人民日报》的不满。他认为贴大字报与胡耀邦有关，便派人将部分大字报送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里。

胡耀邦看了大字报，激动得连声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决定进行反击，做好两件事：

第一，组织人马，再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第二，建议《人民日报》把这些大字报加以整理，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发表，报送中央。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为配合这篇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5封读者来信。这篇评论员文章又一次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这时，《人民日报》把有关大字报整理汇编成《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在《情况汇编》发表，以报社编委会的名义送给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经研究决定，撤销郭玉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派谁挑起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重任呢？

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力荐胡耀邦。这不仅因为胡耀邦早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有着组织工作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敢“下油锅”，已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所以，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非胡耀邦莫属。

1977年12月15日，北京街头寒气逼人，但中组部院内温暖如春，热气腾腾。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上午8时许，他仅带秘书梁金泉走马上任，来到了中央组织部。坐落在西单商场北侧的中组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广大组织部干部喜逐颜开，激情满怀地欢迎新任部长的到来。

胡耀邦面带微笑，欣喜地向大家频频点头，挥手致意。他迅疾步入会议室，立即召集处以上干部开会，向大家说明来意，表达和大家共同战斗的决心。

在12月19日召开的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胡耀邦慷慨陈词：“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清楚。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当年苏区的‘AB团’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积案如山’！”

胡耀邦说，对于建国后以及“文革”中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复查和给蒙受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澄清这些问题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阻力可能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艰难”！

胡耀邦指出，不管如何艰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求大家共同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受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他们过去紧跟‘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那股阴风一扫而光。二是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3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胡耀邦正式上班两天之后，“老干部接待组”成立，他明确指示：打开大门，撤掉楼内岗哨，对来访者礼貌相迎，把中组部恢复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老干部接待组”由副部长陈野萍负责。接着又成立“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陶铸夫人曾志（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分配、安置工作；还成立了由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的“右派工作改正组”。

各个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胡耀邦的指示，夜以继日地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各项工作。胡耀邦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竭尽全力为蒙冤受屈的同志排忧解难。

1978年1月，也就是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每日都有数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的来信多达6麻袋。他每天平均批办30多件群众来信。3年中经他亲自批办的群众来信多达2000多件。他尽职尽责，忘我工作，连吃饭、午休的时间都找人谈话，批阅文件。无论是在机关上班，还是在家休息，他都满腔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他深情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组织部既然是党员、干部之家，就要让每位求助的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冲破“组织枷锁”

胡耀邦选择打破“组织枷锁”的突破口是纠正极左路线下的大量冤假错案，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从组织上准备中国的历史转变。这是从1977年12月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开始的。

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是同胡耀邦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人们不会忘记早在60年代初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安徽查实了张恺忛及李世农、杨效椿两案冤屈、震动全国的胡耀邦。

人们不会忘记刚粉碎“四人帮”就提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一次谈到平反冤假错案，不但要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时，讲过一席感人肺腑、令人永不忘怀的话，他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的，一种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是组织枷锁，历次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

在胡耀邦组织推动打破精神枷锁这个“突破口”时，遇到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的种种阻力和刁难。

同样，胡耀邦在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这个“突破口”上，也遇到了来自他的种种阻挠。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掌握负责“专案”的审查大权。他坚守一个信条，凡是毛主席同意审批下构成的冤假错案，一律不准平反，否则就是“损害毛主席的旗帜”。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当即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照样平反！”

就这样，胡耀邦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无私无畏，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煞费苦心，呕心沥血。

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但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仍然由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许拨乱反正。中央专案组的人甚至对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进行的工作大发脾气，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胡耀邦面对“左”的重重阻力，下决心要发挥中央组织部的职能作用。为此，他不再理睬各种议论，直接向党中央负责报告，不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

他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仅一年之内，就召开了十几次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座谈会，研究了数百件各种不同类型的案件。他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

他创办的《组工通讯》第一篇文章就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一）过去受审查需要做结论而没有做结论的，要尽快做出正确结论；

（二）已做结论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已分配工作但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

（四）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并把善后工作做好；

（五）无辜受牵连的亲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多次在中央组织部会议上说：“必须坚持纠正过去的错误”，“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胡耀邦多次向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提出：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那些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他批评那些在落实政策中“推”、“拖”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要求党的组织部门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要“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要“警惕每天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的幽灵”。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的“绊脚石”，胡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个会。

胡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来，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是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批的案子，即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胡耀邦期待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打开缺口的办法。与会者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有人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胡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胡耀邦把高奇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胡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胡耀邦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胡耀邦这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站起来，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随后，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胡耀邦也在座，他的座位前也没放写有“胡耀邦”三字的牌子。事前他对安排座次的同志说：“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

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以及中组部的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胡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胡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内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的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他接着说：“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得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胡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就有数十万人遭殃，其中数万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疾，上万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昭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双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上万的“5?16分子”。“什么‘5?16’？不就是那3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缓慢，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发现新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对于“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胡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对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点论”。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态度，来彻底纠正一切错误。

胡耀邦说：我举双手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得来的，是千百万同志和党外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多少个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唯一的办法，在当前，就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正扎实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脱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对于过去在“审干”工作中违反过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类似错误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的，我建议“多换思想少换人”，团结起来迈大步。

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每次讲话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清的问题，是不是真正的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会后，各地区、各部门克服了行政管理困难，排除重重干扰，推进了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自从胡耀邦在中组部上任以后，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上访人群。胡耀邦早对门卫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门卫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胡耀邦卧室。胡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他听到匆匆的脚步声，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说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

胡耀邦边穿衣服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胡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是早晨7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胡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

胡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

胡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旁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稀饭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对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好好好”。胡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饭碗，6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3个月，周苏的冤案就彻底平反了。

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要求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胡耀邦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78年8月初，叶剑英对胡耀邦提出：党的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要“坚决不动摇地弄清楚，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什么人，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立即向中组部传达了叶帅的意见，要求结合实际，深入贯彻执行。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让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胡耀邦非常重视这次讲话，他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你还送上门去？”

胡耀邦理直气壮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作风，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凡是”说到底就是搞个人崇拜。我相信我们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禁止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迷信。林彪、“四人帮”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难道还不够吗？

胡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有这种议论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要想得周全些。”

胡耀邦接着说：“说得对。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有原则的区别。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胡耀邦在办公室一有时间就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对胡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不小的争论。他在起草过程中，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无懈可击。

胡耀邦接过苗枫林送来的稿子过目后，仍然觉得不理想。苗枫林劝阻胡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为好。”

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接着他叫几位“秀才”到他家一起研究改写。那天，他坐着小木板凳，伏在客厅的茶几上，亲自执笔，边议边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就是在这篇稿子里胡耀邦提出：“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讲话稿送审时，“两个不管”这段话被删去了。但胡耀邦在9月20日的会上正式讲话时，还是顶住压力照讲不误。

与会同志听后很受鼓舞，许多地方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听完讲话的当晚，就把讲话的主要精神通过长途电话传向了全国各地。大会秘书处在编发《简报》时，删去了胡耀邦讲话的精髓——“两个不管”。接着，续出的《简报》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

有人问胡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也应该平反改正。”

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反？”

胡耀邦当即严词正色道：“国民党统治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对方被驳得哑口无言。

胡耀邦“两个不管”的名言很快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成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锐利武器。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时，将“两个不管”吸收进去，成为党的法规。

一时间，一些省、市、自治区领导人、部门负责人纷纷写文章、发表讲话，消除阻力，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大大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和禁区，不仅平反和纠正了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处理的冤假错案，而且开始平反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乃至以前的冤假错案。

到1978年底，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受迫害的干部和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工作。

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也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定为反革命的案件28000多件，到1978年底，已复查的占24%。同时，各级组织在落实干部政策中，还开展了清理干部和职工的档案工作，把打击迫害干部职工的诬陷材料、派性材料和其他不应收入档案的材料清理出来，予以销毁。

其后，中组部《组工通讯》发表了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胡耀邦告诫人们，做好落实政策工作，是事关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促使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调动积极因素，迎接新的历史任务的大事，是关系到能否“任用人才”、“留住人才”和“实现四化希望”的大事，要“破除知识分子不能当党委书记的陈腐观念”。他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地处理群众来信。他自己以身作则，每天都认真阅读处理群众写给他的信，做到了件件有着落。

胡耀邦一再谈道：“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应下大决心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但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导干部，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还被包围在“权威第一”、“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之中，一些冤假错案很难平反，从胡耀邦的有关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对拨乱反正的决心，也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反复性和艰巨性。

1981年6月7日，他对一封申诉信批道：

现在我们仍有些党委或组织部门，总以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将一些该负责处理或解决的干部问题推脱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问题长期无人负责，拖着不办。退一步说，即使某个干部的问题确实该由别的单位负责处理和解决，但告到你那里来了，你也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看是否该解决。如果该解决，也应该替这个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何年何月能够成为“干部之家”？怎么能说得上主动地为党工作？这个事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组工通讯》上发点讨论，介绍一些好典型，批评某些错误的态度。

1981年6月13日，他在一封上访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插到底。解决时，也不必再搞可有可无的繁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切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繁琐得要命，怎么可以谈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他对一封来信批道：

我已提过多次，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工作，旧社会都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为什么我们队伍中却要斤斤计较这件事是归他人负责还是归我负责？……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我希望组织部门，首先是中央和省市两级组织部门，更好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从而带头在这个方面扭转我们的党风。

1981年12月5日，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

这种情况竟出现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难以想象。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如此胆大妄为地藐视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好党员好干部只好闭口不言或等待时机，而极个别的专搞歪门邪道甚至同“四人帮”仍有藕断丝连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起来。这个潜伏的危险，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出于此，我主张抓住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他对一封来信批示道：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对有些部门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作风是感到很遗憾的。

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繁琐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那级党委定的由那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1982年10月20日，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10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示、号召。

这一类的批示、批语不胜枚举。从胡耀邦对待一些很难平反昭雪的冤假错案和一些本该按政策给予落实的冤案，都充满感情地给予关注。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赞胡耀邦一生干的实事、正事！

与胡耀邦相处了10年之久的吴江，在他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位建立在别人的冤屈和痛苦基础之上。环顾今日共产党，雄才大略位高权重者固不乏人，但像胡耀邦那样在风波诡谲、派别林立的政坛中能够终身怀抱赤子之心始终表现出献身精神者，则实属凤毛麟角！

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对胡耀邦这一时期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说：

耀邦同志逝世后，党中央的讣告中，肯定他1978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觉得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问题。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提出：“要肯定天--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事件，为陶铸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

邓小平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掀起了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

胡耀邦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的支持下，为一大批受冤屈的领导人、为一些历史事件、为中央一些部门案件平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后，又相继为党、国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为一些民主人士和个人平反。

自1979年1月起至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先后为彭真、肖劲光、陆定一、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瞿秋白、杨尚昆、李维汉、以及“杨、余、傅事件”、“习仲勋反党集团”等公开平反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是拨乱反正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1978年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现实情况，复查“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解决“右派”改正这一大难题，胡耀邦领导和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便统一认识，排除“两个凡是”的干扰。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有55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10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5批“右派”帽子共30余万人，还有10多万人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即便过去已经摘掉帽子的都尚待给予妥善安置。

对“右派分子”摘帽、改正和安置工作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势在必行。1977年10月，胡耀邦先在组织部内成立“改正右派办公室”，由杨士杰副部长负责。接着组织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5部“摘帽办公室”。

为了达成共识和统一步伐，1978年6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负责人参加的“烟台会议”。1978年9月，经中央同意，中组部召集5个部的负责人继续在北京开会，研究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胡耀邦预计，由于人们还未完全摆脱“左”的束缚，估计会议可能会发生争论，果然不出他所料，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主要有两种主张：坚持只“摘帽”、不改正的人认为，过去的是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全党就乱了套了。而坚持既要摘帽、又要改正的人则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将冤假错案都纠正过来，才能分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事业发展。经过激烈争论，后一种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中央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于9月17日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 自此改正错划右派工作迅速在全国推开，到1980年，全国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有人惊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改正得太多了！”胡耀邦坚定地回答：“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些人又提出疑问：“有些大‘右派’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呀！改正了，对着谁？”

胡耀邦果断地回答：“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怎么叫实事求是？毛主席是最主张实事求是的，他一贯主张有错必纠，错了就改，这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嘛。”

绝大多数“右派”得到改正，但有些较复杂的案件迟迟得不到落实，“大右派”葛佩琦就是其中之一。

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原工业经济系讲师。“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有名的活动分子（曾担任人大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被党选派到国民党军队做地下秘密工作。在虎穴中，他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忍受着随时都会牺牲生命的煎熬，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由于善于隐蔽，灵机应变，他官至国民党东北行辕沈阳少将督察。1948年因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牺牲，葛佩琦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葛佩琦脱掉戎装，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当了一名普通教师。

1957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中，葛佩琦由于性情耿直，敢于直言，他在人民大学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措词激烈的讲话。

他的发言，被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刊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指名道姓登载批判葛佩琦的文章，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葛佩琦反共论”。就这样，葛佩琦成了妇孺皆知的“大右派”。

这年12月，因他担任过“国民党少将”，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予以逮捕，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整整18年，他饱尝牢狱之苦，直至1976年，经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他才回到北京，住在一间几平方米的斗室，苦度余生。

由于他是“国民党少将”，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尽管他再三申诉，都无人置理。

百般无奈时，他想到了胡耀邦。1978年底，葛佩琦步履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事先在了解葛佩琦的冤屈之后，他让宣教干部局的有关同志接待他，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宣教干部局的一位女同志告诉他：“胡部长本来要接见你，事不凑巧，今天他开会去了，你过几天再来吧。”

12月27日上午8时，葛佩琦再次来到中组部，接待他的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对他非常热情，亲切地称他为“同志”。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的干部第一次称他为“同志”，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郝一民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

葛佩琦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之后，提出了三点迫切要求：一、请求恢复党籍；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根据郝一民的提示，葛佩琦将自己的经历和要求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中组部，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

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的负责人，给他答复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葛佩琦望眼欲穿，整整等了7个月，“研究研究”仍无结果，他不知道他们要“研究”到何时。

他急不可耐地等待到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在“结论”上写道：“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葛佩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叫苦不迭，但痛下决心：我要继续申诉！

他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把他的申诉材料也给退了回来。

在他申诉遇到重重阻力，“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他向原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逸三求援，向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协助解决他的问题。李逸三接到葛佩琦的来信仅两天，就展纸挥笔，向胡耀邦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

葛佩琦决心要亲自见见胡耀邦。1980年4月2日，暮春的北京，万树吐绿，百花争妍。葛佩珂带着申诉材料和写给胡耀邦的信，来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门口。当时胡耀邦不在，他把信留下。

胡耀邦在夜深人静之时，认真地看了葛佩琦的申诉材料，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前只在中组部找他的组织关系，看来不行，必须到中央调查部去找。于是他直接请原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的罗青长协助查办。他终于在中央调查部保存的延安有关档案中，找到秘密党员葛畔珩的名字——葛佩琦的原名。同时，胡耀邦对葛佩琦的申诉材料给予了批示。

次日下午，葛佩琦如约来到了胡耀邦的家门口，刚按电铃，那位工作人员就将一个牛皮大信封交给他并关切地说：

“胡耀邦同志给你批好了，你拿着这封信去中组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葛佩琦用颤抖的手接过竖写的大信封一看，只见右边写着“中组部”3个字，中间写着“陈野苹副部长”收，左下方落款是“胡耀邦”3个大字。

葛佩琦大喜过望，怀揣大信封赶忙回到大杂院自己的斗室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拆开信封一看，映入眼帘的是胡耀邦刚劲有力的亲笔批示：“请野苹同志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他再仔细一看，发现自己在匆忙中，将申诉信落款时间写成了“1980年3月2日”，而胡耀邦用红铅笔把其中的“3”字改成“4”字。

虽然葛佩琦未能见到胡耀邦，但从他的亲笔批示，特别是一字之改，可见胡耀邦办事何等严肃认真，对工作何等负责任！若干年后，每当忆起胡耀邦为他平反冤案，他总是喜不自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深知，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没有耀邦同志“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识和勇气，就没有他葛佩琦的今天！

果然，自从有了胡耀邦的批示后，中组部加快了复查葛佩琦案情的进度。三年闯三关：

第一关，1980年12月15日，反革命冤案得以平反。

第二关，1982年3月18日，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第三关，1983年5月23日，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算起。

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胡耀邦至今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一文，葛佩琦阅读后感奋不已，联想到胡耀邦对他要求平反申诉的批示，挥笔抒情，写下了《总书记批阅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刊登在198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表达了他对胡耀邦的无限感激之情。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76岁高龄的葛佩琦为正教授。

胡耀邦逝世后，葛佩琦悲痛不已，来到胡耀邦家庭灵堂，献上了和着血泪写就的挽联：“哀悼胡总，为党尽忠效力六十载；感谢耀邦，给我平反冤狱十八年”。

在平反的岁月里，葛佩琦宝刀不老，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奉献余热，尽职尽责。

为了推动全国“右派”改正工作，在胡耀邦的力促下，中组部在《组工通讯》第33期发表题为《右派错案的改正工作一定要抓紧》的文章，对右派改正工作作了具体分析，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指导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1987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分子54万多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费孝通、钱伟长等伟人。

平反昭雪大案重案

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领导和支持下，胡耀邦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中，特别注重重大案件的昭雪平反，他深知这些案件影响之大，涉及面之广，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经过他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两个不管”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一、三办管的“大案、重案”全部转交中组部重新审查。

推动为刘少奇平反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后，一天中午，到大食堂和大家共进午餐，他走到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旁坐下，问道：“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

“我们认为是大冤案，应当平反昭雪。”贾素萍回答。

胡耀邦又问：“你们敢不敢向华国锋主席提出意见？”

贾素萍回答：“那有什么不敢！”

经过一段时间，在胡耀邦的组织下，一份建议为刘少奇平反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和华国锋的手上。后来中央在1979年3月19日作出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

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主持下，中央以十分严肃负责的态度，通过中纪委、中组部组织的调查和深入细致的复查，终于逐一澄清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公开宣布了复查结果与决议内容，郑重为“文革”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

根据中纪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复查结果，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会。

（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全国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数百万人，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都有所谓“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的代表人物”等等。通过刘少奇这个在全国影响最大冤案的平反，使广大干部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平反纠正了数万人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案件，同时也推动了其他历史遗留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

力促为张闻天平反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与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在信中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

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一个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还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在小组讨论会上，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惠等分别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张闻天态度最为鲜明，他对“大跃进”暴露出的严重缺点及后果作了系统的阐述，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在他的建议下，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开展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斗争。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信中指责张闻天是“旧病复发”，认为彭、黄、张、周结成了“军事俱乐部”。

张闻天被迫作多次检讨也未能过关。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在十年浩劫中，张闻天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张闻天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次揪斗张闻天（他任特约研究员），他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艰难岁月。

在持续近两年对他的批判斗争后，1968年5月16日，突然来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气势汹汹地来到他的寓所，宣布对他夫妻俩实行“监护”，将他俩分别关在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轮流进行审讯、逼供。

一次，张闻天被折磨得心脏病复发，鼻孔滴血不止。监管人员只得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一个月出院后，他担心突然离世，提出与夫人刘英见一次面，却遭到看管人员的严词拒绝：“不行！现在见面不是时候！”夫妻虽近在咫尺，却如同远隔天涯。

张闻天夫妻相见，是在“监护”一年半之后的1969年12月20日。这时的张闻天，头发、胡子老长，面色惨白，全身浮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见面，张闻天就坚毅地说：“历史是公正的。是非、忠奸，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公正的判决！”

不久，他夫妻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开始长达6年的下放生活。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张闻天逝世后近10天，才接到有关部门的指示：就地火化，继续保密；不许开追悼会；骨灰存放无锡公墓；刘英就地安排。

1977年8月，刘英才得以搬回北京。不久，得知她在湘赣苏区和延安时期的老战友胡耀邦已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她和胡耀邦在湘赣苏区一起共事。起初胡耀邦担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刘英担任宣传部长。刘英感到胡耀邦能说会写，才思敏捷，善于鼓动，便提议由胡耀邦担任宣传部长。她的建议得到上级的首肯，于是她与胡耀邦调换了工作位置，便于胡耀邦发挥长于宣传鼓动的才干。

这年12月，她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1978年1月23日，胡耀邦就亲自登门拜访刘英。时过境迁，战友重逢，两双手紧紧相握，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刘英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兴奋地说：“耀邦，你现在是领导了……”

胡耀邦连忙摆手，打断刘英的话说：“大姐，不能那么说，我们是共事多年的老战友，我们都是历经磨难的幸存者。”他的话无比坦诚，一如从前，他们俩无拘无束地倾诉着别后情怀。

“你的信我认真地看了，你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你有什么苦衷，尽管倾吐，组织部就是‘党员之家’嘛，在这个家庭里，你仍是我的大姐！”

刘英倍觉亲切，顿感疑虑全释。她告诉胡耀邦，张闻天的骨灰盒仍搁在那间阴暗潮湿的破屋里，要求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他写的文章，如果没有错误，希望能出版。

胡耀邦立即回答：“这件事应该马上办！闻天的骨灰应该进八宝山！他是党内锻炼有素的理论家，他的论著可以结集出版！”

接着，胡耀邦关切地问起刘英的近况，叫她尽量把冤屈倾吐出来：“一吐为快嘛，何必放在心里呢？”

在胡耀邦面前，刘英尽情倾吐。她说：“闻天的冤案使我受到株连，说我不揭发闻天是立场不稳，界线不清。还说我不承认右倾机会主义，态度不好，是死顽固！”

胡耀邦听完刘英的倾诉，安慰道：“大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年过古稀，仍很健康，健康是福啊！今天我们叙叙旧。你写个申诉材料给我，我们中组部正组织力量平反冤假错案，我已下定决心，要下油锅我先下，不管遇到什么阻力，不管是谁定的铁案，凡是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统统推倒！当然包括闻天的冤案，肯定可以平反，只是时间的问题。”

随即，胡耀邦组织力量对张闻天等“反党集团”的冤案进行认真的复查，同时派人到无锡看望。看望人员回京后，胡耀邦立即召开了党组会，经讨论决定将张闻天的骨灰盒从无锡迁移到北京八宝山公墓。报上去请求批准时，却被卡住了，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在报告上批了“不必迁动了”五个字，就此搁置起来。

胡耀邦随即派人到刘英家里，要她耐心等待。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要解决6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其中第四个是解决彭德怀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问题。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张闻天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迎回骨灰，开追悼会等事，都由胡耀邦亲自过问。1979年8月25日，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家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组织为“六十一人集团”案平反

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据理力争撤销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为众多的高级干部平反昭雪。

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当时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冤案之一。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监狱中的同志，在日寇入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在狱方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史实。事实上，这个事件中央早有定论。康生、“四人帮”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为了彻底打倒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把这件事翻了出来，成为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禁区。胡耀邦为了使这一轰动国内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窑洞中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毛主席说：“这件事（指出狱之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牢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主席过目。毛主席在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安子文等人也与毛主席谈了话，毛主席作了同样的表示。后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随后，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被国民党或侵华日寇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冤狱遍布全国。此后，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幸存的40位老同志，其中在“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国家机关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文革”中，他们遭到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受到株连审查与打击迫害的成千上万。

在批斗和审讯的日日夜夜，专案人员无休无止地折磨薄一波。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他拖着浑身伤痛的躯体，用几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在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英雄事迹；叙述了他们按照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的背景。他在文中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忠诚。”

可是，审讯人员不由分说，限他3天之内写好审讯时指明的3条“罪行”材料，否则不准睡觉。

薄一波北京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妻子胡明被迫害致死。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6岁的薄熙成等，都被投入了监狱。直到1972年8月，由于周恩来总理过问，才被释放出来，关了整整4年零8个月。也是由于周总理的关切批示：薄一波这样的人有了病，还是应该给治的嘛！薄一波才得以住进了医院。1972年10月26日，被囚禁了5年零10个月的薄一波，在三○四医院里，才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当他们看到被折磨得步履艰难、须眉皆白的父亲，想到妈妈的惨死和各自屈辱的遭遇，相互抱头痛哭。薄一波这位坚强的共产党人，含着泪花，听着孩子们的叙述，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妻子胡明被迫害致死的经过。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被作为“大叛徒”遭到残酷迫害。

在十年浩劫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是全国最多的。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他进行的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3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达到24万人。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纪录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紧紧地捆绑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红卫兵押着他，从酷暑炎夏到三九寒天，经年不息。他几乎被游斗遍了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

1968年1月3日，刘澜涛被康生派人用专机押回北京，关押在西苑一所临时监狱里，为了强迫他承认是“叛徒”，专案组人员对他突击刑讯逼供，白天滥用刑罚，夜晚不让他睡觉。各种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澜涛的健康，使他瘦骨嶙峋，体重由70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致死，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四处流浪，东藏西躲。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老同志及其亲属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冤案。

曾在1936年3月先后两次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于1977年11月11日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张闻天已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万万没有料到，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薄一波坚决不去，双方正在相持中，胡耀邦被任命为组织部长，走马上任，到了中央组织部，开始当机立断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不久，决心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平反。当他提出这一打算，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为震怒：“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这时恰巧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胡耀邦手中。申诉人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王其梅的遗孀。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部部长，奔走呼号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等职。

康生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致使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被迫害致死。他在北京的家，也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子女都因其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而屡遭磨难。

在万般无奈之下，王先梅于1977年12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她在信中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我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重在表现’。”

这封信送到邓小平那里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阅后立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后也作了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申诉信，立即找来几位同志研究，他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突破口。当天下午，胡耀邦委派王建梅、王盛梅，找到王先梅家，向她传达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胡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及其子女激动得热泪盈眶，满以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昭雪指日可待。

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提议，把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内的重大案件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时，却遭到拒绝。

1978年6月9日，当时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他们开门见山地谈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

那位负责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意翻过来。

在场的第一办公室的人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中组部原副部长）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胡耀邦说：过硬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如，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要搞清那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

如果按照中央专案组的做法，“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结论，只能按照康生等人当年定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徒”，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部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做，哪里还谈得上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

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重新调查。

胡耀邦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照你讲的，实事求是，什么案都可以翻。”有人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胡耀邦环顾左右。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那一套？”

胡耀邦回答：“对，要有这个勇气！”

胡耀邦接着说：“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可是，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的招牌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攻‘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很有号召力。”

胡耀邦下达了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应该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

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正在这时，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胡耀邦在取得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后，马上组织干审局的同志外出调查，查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来龙去脉。他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他还向大家交代：中央专案组作的“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整理好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中央专案组虽然也做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中的一丝痕迹的。所以，我们要另起炉灶，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本来面目。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胡耀邦叮嘱办案人员：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材料，争分夺秒，争取3个月复查完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散会后，已到午餐时刻，胡耀邦拿着自己的碗筷，同大家一起向大食堂走去。他边走边聊，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抓好，我们的党就不会兴旺发达，人民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排队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他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组织部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过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他现在度日如年，很需要组织的关心和宽慰。”

贾素萍连连点头：“好！我听从耀邦同志的安排。”

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调查研究。当日下午，贾素萍一行4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归、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传达室，贾素萍见到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佝偻着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与他握手，向他说明来意：“薄一波同志，您好！我们是中组部的，耀邦同志叫我们来看望您。”

薄一波感动得老泪纵横。10余年来，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讯，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听到的全是斥责、谩骂，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而且是受胡耀邦之托，怎么叫他不激动万分？

贾素萍亲切地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可以坚持，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吧。”

薄一波立即把贾素萍一行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一吐10余年来的悲愤和愿望。

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酷暑，在京城四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关的同志，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疾了的双腿说：“过去造反派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声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却全然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不实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同意，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闭口不谈，让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他们一行来到淮南，见到了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他曾在中组部当了10多年的部长，如今新任部长胡耀邦派人看望他，他感到特别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遭受非人迫害与凌辱的情景，原以为人们早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顿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贾素萍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所有受迫害而尚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件件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各自有关出狱经过的自述，调阅了许多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六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请他们都根据各人的经历，写下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以免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胡搅蛮缠。

张闻天夫人刘英也写了证明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指示的，从而澄清了关键的历史事实。

1978年8月21日晚，闷热难耐，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切地对他说：“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曾彦修这样写道：记得在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何家湾，由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团成员吃饭。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成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人出狱之事。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些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可能全部被杀。中央研究决定，让他们办理狱方规定的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按中央指示照办。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8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的材料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是清楚的，说明薄一波等人出狱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胡耀邦又吩咐贾素萍一行千万要到安庆看望刘澜涛，找他谈谈真实情况，并转达他对刘澜涛的问候。

8月初，贾素萍一行不顾炎夏酷暑，乘飞机到了合肥。江淮的炎热使他们透不过气来，尤其患有心脏病的贾素萍，更是胸闷难耐。他们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8年之后，于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便被遣送到这里，专案组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现在见到了中组部的人，让他倾吐他一家在“文革”中身经磨难的悲惨遭遇，霎时，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激动不已。

在这段外出调查的日子里，贾素萍等人每次归来，胡耀邦总要及时听取他们的汇报，仔细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作出中肯的批示。

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常委参阅了。”

1978年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结论是：“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61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讨论发言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6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人士广泛传达。至此，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推动为陶铸平反

胡耀邦推进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冤案平反是颇费心机的。

1994年9月2日上午，金秋的北京秋风送爽，月桂飘香，艳阳高照。笔者来到万寿路甲15号陶铸夫人曾志寓所，访问了这位历经磨难的幸存者。她从中组部副部长任上退下来后，正在这里安度晚年。当我说明采访来意，她便如泣如诉地追忆了陶铸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思绪万千地畅叙了胡耀邦为陶铸平反的经过。

陶铸1908年1月6日生于湖南祁阳县，1926年入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广东省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大叛徒”，受到非人的折磨，于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含冤去世。

陶铸逝世后的次日，中央专案组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抵合肥，对陶铸的遗体进行了“秘密处理”，以“王河”的名字送火葬场。为他送葬的，是唯一的爱女“斯亮”的名字，她本人已被发配到大西北，竟不能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

曾志回忆说，她是1941年在延安与胡耀邦相识的。陶铸于1940年赴延安，其时陶铸任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胡耀邦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两人既是湖南老乡，又是同事，性格、爱好有共同之处。因此，过从甚密，关系很好。每逢周末，在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举行舞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喜欢跳舞，而胡耀邦、陶铸、曾志、罗瑞卿4人喜欢在胡耀邦家打麻将。胡耀邦乐观开朗，开玩笑说：“人嘛，清油炒菜，各有所爱。”风趣幽默的一席话，让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30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陶铸离开人世已9个年头了，他是睁着眼睛去世的啊！曾志常说：“不为陶铸冤案平反，我也会死不瞑目！”

恰巧，1977年12月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他决心冲突“禁区”，拨乱反正，迅速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在挑选中组部即将成立的“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组长时，胡耀邦首先想到了曾志，让他担任组长。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干部尚有6000多人，如果包括还在干校和分配不当在外地需要回来重新安排工作的有将近万人。

1978年1月18日，根据胡耀邦的提议，由曾志牵头，抽掉中组部干部吕枫、杜少杰、成少伯、刘玉生、吴钟淑、冯莉等人，成立了干部分配办公室，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1978年7月6日，胡耀邦在接见曾志领导的干部分配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时，对他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分配了5300多人，等于动员了一个干部师上前线。”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步深入，曾志觉得，陶铸的沉冤大白已指日可待了。

一天下午，胡耀邦来到曾志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曾志同志，我与陶铸同志共事多年，对他的革命经历和为党作出的杰出贡献，我是非常熟悉的。与他平反的问题，我已多次向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分别报告过，他们对这一重大冤案非常关心。你赶快写一份申诉报告，分送给有关中央领导同志。”

遵照胡耀邦的指引，曾志很快写了一份言词恳切的申诉报告，分别交给了中组部和中共中央。

邓小平对陶铸问题迅速作了批示：“陶铸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他的骨灰应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胡耀邦也明确批示：“请野萍同志迅速派人复查，尽快平反昭雪，还历史本来面目。”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对陶铸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对人民做出的贡献，为他恢复了荣誉。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陶铸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参加。

陈云代表中央致悼词说：

陶铸同志生前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抵制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积极保护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成为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障碍，1967年1月，“四人帮”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捏造罪名，诬陷陶铸同志是什么“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叛徒”等，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陶铸同志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级阶级革命家的严重罪行……

陈云最后说：“陶铸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威武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