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为人民服务”标语背后的故事

在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这是中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的来历是什么，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句话为人熟知，是因为毛泽东为追悼张思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在中共的叙事中，张思德是毛泽东的警卫战士，1944年奉命到安塞挖窑烧炭，因炭窑塌方身亡。毛泽东听闻后，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召开追悼会。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举行“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毛在追悼会上的讲话后来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并作为老三篇之一广为流传。

一个普通的警卫班战士，没有突出的战功和事迹，毛泽东为什么要给他专门开追悼会，给予如此高的规格和待遇？为什么称“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呢？

故事还要从延安的“土特产”说起。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共翻脸，国民党停止给八路军、新四军拨发每月60万元（法币）的经费，使中共财政陷入极大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人民的负担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毛泽东示意财政厅长南汉宸做贩卖鸦片的生意。根据《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记载，1942年元旦，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这里的“肥皂”是鸦片的代称。据当年边区财政厅禁烟督察处的梁爱民回忆：他被派往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为了增加收入”，“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

1942年2月，毛泽东找来南汉宸，说：“关于经营土特产（鸦片）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有反对意见，而且相当尖锐，这件事是我授意，你办的。今天找你来，想听听你的意见，是继续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说，我们“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这条小路我们就得憋死，困死，饿死”，这条小路“就是种植鸦片、贩卖鸦片”。毛泽东表示：“你的意见很好。”拍板同意大量种植鸦片。

这一年，边区靠自产“特产”和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解决了40%多的财政收入，当年的财政还盈余了27%。此后，1943年“特产”贸易收入65,347,929（劵币）；1944年135,388,778（劵币）；1945年757,995,348（劵币）。“特产”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中共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甚至还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载了当时中共种植、贩卖鸦片的情节：“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中共）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

负责鸦片贸易的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和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但鸦片贸易利益极大，参与的部门包括党、政、军、学、机关。部队更是漠视法令，武装押运、走私。因此互相之间时有矛盾，甚至发生武装冲突、杀人事件。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南泥湾的359旅。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和一些老干部回忆，359旅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好一点的地都用来种鸦片。359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生鸦片加工成熟鸦片，然后交由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谁给钱就卖给谁。不仅如此，部队自己还走私鸦片。其所属的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被公安局查获，拒不上缴鸦片，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贺龙、徐向前、边区主席林伯渠等人都牵涉进去了，最后不了了之。

鸦片要起打先锋、革命的作用

鸦片的危害众所周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也曾公开禁烟。它知道人要吸上了大烟，就没人替它卖命、没人替它干活了，却把鸦片销往国统区，赚钱买武器、物资，“丰衣足食”，哪还管那里百姓的死活。

1940年，359旅旅长王震签署发布《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作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

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禁烟布告：“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

私底下，陕甘宁边区一众党、政、学、机关、部队蜂拥参与种植、制作、走私、贩卖鸦片，根据地一片“繁荣景象”。

《延安日记》写道：1942年8月2日，尤任（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同事）问毛泽东，“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吭声，旁边的邓发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邓发说的是收拾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军。）

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他称：“毛泽东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日军侵华的鸦片战略

毛泽东所说的“先锋、革命的作用”，肯定不是打日军，而是像邓发说的对抗国民党，夺取江山。在这一点上，中共和日军不谋而合。侵华日军曾实行以毒制华的鸦片战略——通过制贩鸦片、毒品赚取大量侵华军费，同时作为毒害中国民众和削弱中国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

东北沦陷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鸦片种植。日军对种植者按种植面积大小有各种奖励，免除土地税、免服兵役、特权、当头面人物等。当时鸦片烟馆在东北遍地开花，瘾君子领取鸦片吸食证可以公开吸烟。

1932年9月，伪满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次年设立“鸦片专卖公署”。政府设点专卖鸦片，造成了烟毒的泛滥成灾，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不满。为遮人耳目，伪满政府于1937年制订《鸦片十年断禁方策纲要》；1940年成立禁烟总局。

官员们口喊禁烟，暗中干的却是纵烟勾当。政府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毒品产销，使许多人成瘾中毒，成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自理的废人，更不要说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1938年伪满官方半遮半掩地承认，全国（满洲）因“吸食鸦片中毒身亡者本岁约十五万人”。可见烟毒为害之烈。

“七·七事变”后，日军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日本还制造了含鸦片香烟、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像滚雪球似的增长。

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人吸食鸦片，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亡中国可不用枪炮”。

“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

日军制贩鸦片掠夺中国人的财富作为侵华军费，麻醉、葬送中国人的体魄与精神。中共贸易“特产”谋取生存，从国民党那里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收拾他们，而不是共同抗击日军；鸦片销往国统区，毒害自己的同胞。两者没有根本的区别。

鸦片为中共做出了“巨大贡献”，制贩鸦片的人自然是中共的功臣，张思德就是其中一个。人们只知道张思德死于烧炭，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张思德实际上是被派到安塞一处鸦片加工厂，在烧制鸦片时烟窑坍塌被活埋的。

因为加工鸦片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烧制鸦片的必须是政治觉悟高、纪律性强、绝对可靠的人，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除了张思德，警卫团很多干部、战士都轮流参加过加工鸦片的工作。

但是，制贩鸦片毕竟是祸国殃民、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些老同志对此很有意见，有人专门给毛泽东写信历数经营鸦片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岗都认为“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

毛泽东把烧制鸦片而亡的张思德说成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在高度肯定鸦片贸易这件事，也是在向持反对意见的老同志隔空喊话：困难时期，鸦片要起到打先锋、革命的作用，“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共会有这种论调了，这样不择手段了，解救受难的人民要用毒害他们的手段。就像普加乔夫形容列宁：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死另一半俄国人。而中共在“摸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也是这么干的。中共百年，有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其中还不包括吸食中共制贩的鸦片而亡的人。

2009年9月10日，张思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如果真要说“贡献”的话，恐怕就是树立了一个欺骗中国人的榜样，借机编织了一个把制贩鸦片说成“为人民服务”的欺世谎言。

如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依然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让人依稀看到当年中共制贩鸦片的影子。